余论

上面谈到“经学”在传统文化中约定俗成的含义，我们今日研究经学和经学史，自应限制在经学概念固有的内涵和外延上，而不应扩大它的范围，把道教和佛教对其经典的研究也包括进来。如果这样，古今学术便无法对接，学术分界也乱套了。

但这不意味我们要故步自封，把对其他经典的研究排斥在外。我也主张对其他学派的经典展开研究，譬如对中国诸子百家的经典研究，对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经典的研究，对整个西方文化经典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研究。既然经典是各个学派最重要的著作，那它同时也是人类最宝贵的文化财富，理应受到人们的尊崇和重视。而为了称谓的概括性和周延性，我们可以另外起一个名字，叫它“经典学”。“经典学”的概念可以将各派的经典研究都包含进去。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大都有“古典学”的科目，这个概念下的研究，主要是以古希腊、古罗马等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在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巴黎大学、莫斯科大学、东京大学等高校中，都设有“古典学系”。古典学甚至成为了这些大学的招牌学科与专业。卡尔·马克思当年也是修习古典学的，尼采是古典学专业的教授，伽达默尔也是一位古典学专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经典凝聚着一个民族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种经验和教训经历过历史的淘汰与锤炼。它是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探讨、反思和弘扬的公共平台，也可以说是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古代经典对子孙后代来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保护它，研究它，是后世学者的天职和责任。

看到有关西方著名大学中开设古典学系的报道，我不禁为百年前废除“尊孔读经”的短视行为而感到汗颜。中国有句古话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今天重开经学课程，筹备经典学科系，正是“亡羊补牢”之意。这个工作必须而且应该由我们来主导，而不是把我们的“经学”纳入西方的古典学体系中去。这才是我们今天研究“经学”和“经典学”的正确态度。

本讲重点提示：“经”的初字“巠”，是织机的象形字，表示织机的经线。因为经线是常挂着的，所以由“经”而引申出“常”。后来“经常”二字常连用。战国时期“经”字用来称谓最重要的书。王国维说：“经者，常也，谓可为后世常法者也。故诸子百家同其先师之书，亦谓之经。”概括非常准确。汉代《诗》《书》《礼》《易》《春秋》各专经皆加上了“经”字；“经典”二字开始连用；同时有了“经学”的概念。此后“经学”二字成了关于儒家经典研究的学术专称。这是古人约定俗成的概念。“六经”“五经”之名皆当始于汉代。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孟子》升格为经后，《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