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六经”到“十三经”

儒家经典的数目长期处在变化之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数目，最常见的说法有“六经”“五经”“十三经”几种。还有“四书五经”的说法，其中所说的“四书”其实也是经。

这些说法的变化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下面略作介绍。

（一）“六经”

前面讲到《庄子·天运篇》说孔子去见老子，孔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根据南宋黄震和近代学者罗根泽的意见，《庄子·天运篇》是汉初作品，这个意见是可取的。所以我们把“六经”的最早提法定在汉初。

近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有一篇《六德》，其中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狱犴亡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郭店楚墓竹简》已经提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书。现在考古学界将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定在约公元前300年前。那就意味着：在公元前300年前，儒家学者已经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书相提并论了。虽然没有说出“六经”两字，但也可见那时的学者对这六部书特别重视，后来学者把这六部书合称为“六经”，是有缘由的。

到了汉代，已经明确有了“六经”的提法。汉朝初立，关于一些重要的典礼如帝王巡狩、封禅等找不到相关仪式方面的文献根据，汉文帝曾让博士诸生从“六经”中寻找资料。《史记·封禅书》称，汉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这时已经有了“六经”名称了。

在《汉书·武帝纪》中也提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汉代“乐经”已经失传了。既然“乐经”已经失传，为什么还称“六经”呢？此时，凡称“五经”都是实指《诗》《书》《礼》《易》《春秋》；而凡是称“六经”则是泛指儒家经典。后世一直延续这样一个传统，直到清代儒者还称“六经”，如王夫之所作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里的“六经”乃是泛指儒家经典。

（二）“五经”

汉初陆贾（约公元前240—前170年）《新语》说：“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这应该是汉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五经”一词。

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未说“置六经博士”，这里的“五经”是实指的。

（三）“一经”

《后汉书·翟辅传》：“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如前所说，汉初陆贾《新语》中已有“五经”的观念。这里出现的“一经”词汇，并不是说此时只有一经，而是说只将五经中的一经设置博士官，这一经就是《诗经》。王应麟《困学纪闻》说：“‘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惟《诗》而已。景帝以辕固为博士。”韩婴修习《韩诗》，申公修习《鲁诗》，辕固生修习《齐诗》，当时都是《诗经》博士。到汉武帝时，置立“五经博士”。王应麟接着说：“《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困学纪闻》卷八）《书经》博士是欧阳生；《礼经》博士是后苍，后是姓；《易经》博士是杨何；《春秋》博士是公羊高。没有提《诗经》博士是谁，是因为《诗经》博士在文帝时已经设立了。

（四）“七经”

后来又有“七经”的说法。关于“七经”，有两种说法：一说《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后加《论语》。《后汉书》卷六十五《张纯传》载：张纯“乃案《七经谶》《明堂图》”云云。《七经谶》属谶纬一类书。唐李贤注：“七经，谓《诗》 《书》 《礼》 《乐》《易》《春秋》及《论语》也。”汉代《乐经》虽然不传，尚有《乐纬》一类书，日本学者所编《纬书集成》就收有《乐纬》三种，即《乐动声仪》《乐稽耀嘉》和《乐叶图征》。所以张纯的《七经谶》完全有可能包括《乐经谶》。李贤注不无合理之处。

另一种意见认为所谓“七经”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官》（即《周礼》）、《春秋左传》“五经”加《论语》《孝经》。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称：“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说：“今按：《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诗，皆四言，而阙其一。”其所阙者，当即《尚书》。与前一种意见相比，少了《乐经》，而多了《孝经》。

历史文献中虽然有“七经”的提法，但并未被学者普遍接受并传播。

（五）“九经”

“九经”的说法流行于唐代以后。主要是指《周易》《尚书》《毛诗》加“三礼”（《礼记》《仪礼》《周礼》）、“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唐太宗时，谷那律（公元？—650 年）被褚遂良（公元596—659 年）称为“九经库”。说这个人熟悉“九经”，有关“九经”的内容可以随口说出。唐初，孔颖达编《五经正义》，有《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氏传》。“春秋三传”中选取的是《左传》，“三礼”选的是《礼记》。后来，学者认为“三礼”“三传”都很重要，于是，“三礼”中的《仪礼》和《周礼》，“三传”中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也都作为经来看待了。

（六）“十经”

梁朝沈约（公元442—513 年）撰《宋书》，其书卷三十九《百官上》称：“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穀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教，分掌国子。”所谓“十经”，就是上面说的九经加《论语》 《孝经》，实际是“十一经”，因为《孝经》篇幅短小，就将它与《论语》合在一起，作为一经，故称“十经”。

上面“十经助教”四字，似应读为“十位经典助教”，而不是“十部经典的助教”，它主要是讲职官设置，不是讲经典的数目。“十经”并不是作为专门概念提出的。

（七）“十二经”

唐玄宗末年，科举考试，除了“九经”之外，也考《孝经》《论语》《尔雅》等书。据杜佑《通典·选举三》：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九经中的每一经都称为“大经”，相对而言，《孝经》《论语》《尔雅》被称为“三小经”，不与“九经”同等。据《唐会要》卷六十六载：唐文宗于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命人“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即于“九经”外，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三书。此石经至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完成，史称《开成石经》。这时《孟子》还不被视为经。此时虽无“十二经”之名，而有十二经之实。

（八）“十三经”

在“十三经”中，《孟子》是最后被确立经典地位的。《孟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被确立为经典的？这些年有的大学者也没弄明白，如杨伯峻说是五代之时后蜀最先将《孟子》列为经典的，比宋朝早。杨伯峻《孟子译注·导言》称：“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依杨氏之说，《孟子》在后蜀孟昶时已经被作为经书了。杨氏此说是不准确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其实，宋代晁公武《石经考异序》对此事记述得很明白，他说：“石经《孟子》十四卷，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置于学宫，云伪蜀时刻六经于石，而独无《孟子》，经为未备。”意思是说，后蜀所刻石经，并无《孟子》。北宋末年，徽宗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席旦做成都知府时才补刻《孟子》。

那么，《孟子》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被确立为经典的？是王安石变法时期。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 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改革科举考试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孟子》一书自此以国家法典的形式正式升格为“经”。王安石变法失败，他所立的新法几乎全被司马光废除了，唯独科举改革没有被废除。《孟子》的经典地位，自然也被保留、延续了下来。

《孟子》的经典地位一经确定，便意味着“十三经”之实已经存在了。但是用以表示儒家十三部经典的整体性概念——“十三经”概念的出现，却是偏晚的。就我目前所见，较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元末戴良（公元1317—1383年）《九灵山房集》卷二十：“经者，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以故世有四经、五经，以至六经、九经、十三经之名。”

至于第一次以“十三经注疏”为名，将十三部经书及其注解一同刻板印刷，则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间。所以清代杭世骏《经解》说：“明嘉靖万历间，南北两雍前后并刻，而十三经之名遂遍海宇矣。”南北两雍指的是南京、北京的国子监里的两个“辟雍”。“辟雍”是指古代皇帝讲学的地方，皇帝即位后，要象征性地去辟雍讲一次学。两个“辟雍”里，都刻了十三经，十三经之名由此传遍天下。

乾隆皇帝《御制重刻十三经序》则说：“汉代以来，儒者转授，或言五经，或言七经，暨唐分‘三礼’‘三传’，则称九经。已又益《孝经》《论语》《尔雅》，刻石国子学，宋儒复进《孟子》，前明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这个概括是很准确的。

上面我们概述了儒家经典从六经发展到十三经的过程。现在许多学者，即使是人文学者，未必能将十三经说全。这里我们再说一次，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尔雅》虽然被列在十三经中，但因为它是字书，不讲义理，所以我们这学期讲座不涉及《尔雅》。

由于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特别加以强调，并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所以，我们这学期讲座也将《大学》《中庸》作为讲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