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华夷观念问题研究现状
以上这些研究在帮助我们理解族群概念和族群认同方面有一定价值。历史学的研究也为本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有学者通过排比《左传》《国语》和铭文资料，指出华夷思想的前后变化，力图恢复历史真实。台湾学者张其贤在《春秋时期族群概念新探》一文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张先生认为“诸夏”并不是一个族群概念，而是一个政治集团概念，这种政治集团的成员虽然带有族群色彩，但是这种观念并未发展成为族群意识。春秋时期的“蛮”“夷”称呼，其主要含义不是“文化落后之人”，而是“外人”，因此在“诸夏”之人的认知中，他们和“蛮”“夷”的主要区别，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而是一种内外之别。文化先进与落后虽然存在，但是不像内外之别那样被经常提及。[29]作者在这里已经注意到西周和春秋时期对于若干概念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但是，毕竟思想史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具有这样的思想，并不一定就不具备那样的思想。西周确实是政治联合体，主要和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族群意识的出现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春秋时期应该分几个阶段来看待，早期华夏族群面对少数族群的侵袭时，压力巨大，《公羊传·僖公四年》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华夏族群团结一致对外，以求自保。
李峰先生在《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在西周时期，戎的概念意味着尚武的外族，而夷则意味着可征服的外族，这种差别可能是政治因素多于文化和种族的因素。铭文资料证明，异族确实被征服而成为向周王朝纳贡的臣属部族。西北的戎狄有相关记载的很少，很可能是战国之际人们构造出来的，并非信史。在金文中，如果称一个族群为“戎”，周人更多的是将其视为政治或者军事上的对手，而不是文化或者种族上的“他者”。至于夷，在金文中的书写与“人”相似而又有区别，该字的金文外形就是一个跪着的人，这清晰地揭示了“夷”被当作奴隶或者仆人的来源。周人的华夏是对夏王朝文化的追随和对共同文化与种族起源的追寻，“华”这个字可能出自华山，它坐落在连接渭河谷地政治中心与洛京的中轴线上。“戎”用来称谓文化、种族和道德上与华夏不同的人群，在华夏族群内部无论有多么敌对，无论如何是不能用戎来称谓的。相反，戎狄与某个华夏国家关系多么亲密，两者之间的差别确实是根本的。[30]
李克建《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31]虽然着眼于整个中国历史阶段，但是对两周时期的情况论述的也相当充分，一些重要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并且认为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族形成的标志，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周礼确实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个民族的形成需要诸多条件来配合，并且华夏族的形成时间目前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该文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主要是进行思想史的探索，对于“夷夏之辨” “华夷一体”的思想都有所谈及，“尊王攘夷”和“五服制”都贯穿在礼制的大旗下进行分析，并且认定在早期文化当中存在着如族群中心主义的因素，将四周蛮夷认定为低等落后的民族，将定居农业认定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而将畜牧或者游牧经济认定为落后的生产形态。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游牧经济所包含的丰富技术和独特的生产方式，在文明层次上并不见得一定落后于农业文明，不过是人类为了适应大自然不同的气候地理条件而采取的最为有效的获取物质资料的手段。在这一方面，海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边疆》一书中也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与该研究相关的论文有辛迪的博士学位论文《两周戎狄考》[32]。该文深入探讨了两周时期的戎狄，其中涉及了殷商时期方国与戎狄的关系，指出商代虽然包含中商与四土的观念，但是还没有华夏族群与戎狄的概念，即使出现戎狄的说法，也多是后人以春秋时期观念所推演产生的。对于不同时代戎狄的内涵并不一样，西周主要是指外人的意思，到了春秋时期才开始出现文明与野蛮的区分。蛮夷戎狄作为族群的称谓并非是这些族群对自己的称呼，往往是华夏族群对他们的“他称”，直到春秋早期戎狄诸部还没有形成族群意识，春秋战国之际才开始有族群意识的出现。
在先秦民族关系的研究方面，海外一些学者多有启示性的论著。例如，高津纯也在《先秦时期的“诸夏”与“夷狄”》中把华夷思想的出现定位在战国中期，虽然可以给人以启迪，但是却忽略了一个思想的产生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33]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夷夏新辨》的观点比较中肯，指出华夏族群的出现可能在夏代就已开始，并在西周时期才出现华夷有别的观点。[34]但是本书是要展示总体的演变规律，所以把先秦研究的起点仍然定在二里头时期的夏朝。陈致在研究华夷问题上是有创意的，正确区分了西周春秋华夷观的不同，指出西周时期的华夷主要有地理的区别，还包含政治联盟体的区分。到了春秋时期，由于西周王朝的衰亡，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抵御少数族群，戎狄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夷共处的局面。这时主要依靠文化来作为区分华夷。陈致认为华夷有四个标准，即以地理分、以民族分、以政治分和以文化礼俗分。以地理分就是指中原与四周，早期有关中国的论述也源自地域上有优越性；以民族分就是指华夏族群与四夷的问题，这里面问题比较复杂，陈致主要指以血缘来区分民族；以政治分是指尊奉周天子；以礼俗文化分就是以礼俗法度为主要依据，在春秋时期是区分华夷的主要标准。这四条基本上概括出了两周时期华夷区分的标准，但是华夷区分没有完全展开，对于不同时间段的区分标准并未说明，也没有指出文明的差异。这篇文章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一篇。
沈长云先生1994年发表在《河北师院学报》上的《由史密簋铭文论及西周时期的华夷之辨》一文中，通过对由该器引起的战争中国家的分析，指出夏是有亲属关系的政治联盟，而联盟的中心以姬姓和姜姓为核心，加入这个政治联盟便是夏，否则就是夷。这篇文章发表较早，分析视角有一定的启发意义。[35]就是在西周时期，华夷并没有春秋时在文化上的高下对比，也没有文明与野蛮的差异。在区分华夷上就是政治上的遵从与反抗，由于周人的国家体制就是血缘联合，可以认为区分华夷的标准就是在政治上对周政权的态度，也就是政治上服从还是反叛。沈先生的问题非常有价值，使得我们在分析华夷问题时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标准，华夷观念本身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业师王晖先生在其著作《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中对不同方国和族群的文化保留与继承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在该书前言的第一部分，王晖先生以晋国所处方位为例子，指出虞、夏、晋几代都以参星为分野，在秦代统一之前，一般来说各个方国与族群都在文化传统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使得不同的文化能够独立生存，这是先秦社会的特征之一。[36]
王晖先生2003年在《民族研究》上发表了《西周蛮夷“要服”新证》一文，对西周王朝对待东南蛮夷和西北戎狄的策略进行分析，从金文资料来看，东南诸族确实承担着一定的贡赋，包括金（铜）锡、丝织品、禾谷粮食、包茅等。所以说东南诸族被纳入了贡赋体系，与周族诸侯基本一样。而西北的戎狄却不是这样的，在西北，周人基本一直运用防御策略，也没有缴纳贡赋的记载。该文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状况的原因，东南地区物产丰富、农业产量高，西北地区物产贫乏并且凶猛好战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37]
林沄先生关于北方民族的研究可谓令人耳目一新，在分析早期进攻周人的戎狄时，林先生认为其可能是来自西方的民族，而且是长途奔袭而来，要不然就不会出现像师同鼎中有俘获大量战车的情况，这种说法可备一说。[38]林先生揭示了北方草原文化带的形成，结合国外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认定，游牧经济并非独立出现的，而是在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西周到战国之际，中国北方一直处在这种游牧经济形成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深刻地影响了北方的族群关系，西周的戎狄与这些族群关系密切。由于游牧经济自身的特点，其必须依靠农业经济才能存活下去。这就使得在两周时期，来自西北方向的族群问题和东南方向的族群问题不一样，无论从统治策略，还是武装斗争以及服从的方式，都大相径庭，这在研究中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林先生的学生杨建华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39]一书中，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北方文化进行梳理，认为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时间段，大概在战国晚期基本完全形成，其是由于地理气候的复杂作用在欧亚草原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该书作者在分析时将中国北方按照由东向西的顺序分为三个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析更加完备。在这方面，台湾学者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杜正胜先生的长篇论文《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具有代表性。该文整理了从殷商到西汉初期，环绕着燕山南北以及长城内外地带出土的北方民族文物，以文饰为中心，按照时间划分为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汉初三大段落。该文结合考古实物和史料，认为从戎狄到匈奴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演变，北方始终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中原与北方之间相互影响。该文在论述中着重指出中原的北方国家三晋、秦和燕都有“夷狄化”的倾向。[40]对于西周的军事防御方面研究当推周书灿先生《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41]一书。该书作者运用金文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式针对周人对边疆的征服和控制做了有益的探讨，分方位对西北和淮夷的战争进行了论述，并对于周代文化向不同地区的辐射做了探索。该文切入的角度主要是统治方式与策略，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