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华夷关系和族群冲突问题研究现状

在华夷关系与思想的研究方面，早期傅斯年先生的论著《夷夏东西说》可以说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于历史上的夷夏研究有开启性的作用。傅先生指出，三代的争夺主要是围绕东西方来展开的，并认为夷与殷属于东系，夏与周则属于西系，三代的变迁就是东西之间的竞争。[13]之后，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又提出三集团说。炎黄集团以炎帝、黄帝为代表，处于西方陕西、甘肃黄土高原地区，后来顺着黄河东进，进入华北平原一带，即后来华夏族的主体；风偃集团，即太皞（风姓）、少皞（嬴姓，嬴同偃）之后裔，散布于淮、泗、河、洛之东方平原，即后来东夷诸族；苗蛮集团，即南方民族，主要在江西、湖南一带。[14]这种分析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指出华夏集团在早期也只是诸多族群当中的一个，比起傅斯年先生的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早期历史研究当中，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也主张三集团说。[15]如果从现在考古学的文化分类方法来讲，这样的分析仍然显得粗糙。在文化区系的分类方面，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六个区系的理论，除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之外，在辽河、海河、黄河与长江流域均有其他文化存在。[16]

对于早期的族群研究，前辈学者做了许多工作。典型的有田继周先生的《先秦民族史》，在该书中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对三代的民族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按照东西南北族群的关系进行了断代史式的研究，为该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并未就华夏族群与周边族群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17]早期的民族史研究中涉及先秦部分的也较多，王桐龄[18]、林惠祥[19]、吕思勉[20]、宋文炳[21]、吕振羽[22]、王钟翰[23]都做过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有过卓越的贡献，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不过本书的着眼点并非先秦时期的民族史研究，而是要分析华夏族群与周边族群的关系问题，这里面既有冲突和对抗，也有融合与统一。还有就是在先秦这一历史时段，华夏族群，或者以早期国家的形式与周边族群发生的历史真实状态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华夷区分的思想，前后有哪些变化。在分析古人华夷思想的基础上，本书指出了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进而分析了中国地理气候因素对族群关系的影响，以及这些综合效应对历史进程和知识思想的影响。本书认为这当中包括三种运动历程，即族群关系的演进历程、华夷思想的演变历程和气候地理诸多因素造成独特的华夷进程，三种进程在华夷问题研究中相互交织、密不可分。

对于族群关系和认同的理论研究，海内外学者均做了许多工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研究民族的英文文献中出现最多的是 ethnic group。 ethnic的基本含义是指在语言、文化、历史、血统、族源上有共性的全体或者次群体的，或与这样的群体有关的。西方的民族概念近年被广泛应用，但是往往会有民族国家的含义，中国古代史上符合斯大林的四个共同特征也可以被称为民族，因此汉代以后我国主体民族被称为汉民族，其他共同体被称为少数民族。族群是英文 ethnic group 一词的汉语译法。最初的意思是“非基督教的”“非犹太教的”或“异教的”，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词语才被认定为研究人类文化差别所使用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前，“族群”一词是主流人群指称“他者”的婉转用语，被当作一个存在于较大社会中具有不同起源、历史记忆和文化特征的亚群体，或“少数民族”。在国外的定义中，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他把族群定义为：“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面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24]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在著名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中注意到，族群不但有客观性特征，而且还有归属性和排他性。他认为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边界，而不是语言、文化、血缘的内涵，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地理的边界，主要是社会边界。[25]所以，国外对于族群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三个层次，即由强调族群内部的共同特征到强调排他性与归属性再考虑二者特征的结合。我国学者在这个定义上是强调族群成员在内部特征一致性基础上的归属性与排他性，而且更重视内部特征的相同性。尽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是大家基本都认同：拥有共同的起源、文化、语言、种族而被其他人或自己人认为是构成独特的群体的一群人。本书基本接受王明珂的观点，认为族群可以指称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称为民族，即大融合后的共同体中华民族，那么对于历史上一个阶段的华夏就应该称为族群，对于历史上其他的部族群落也可以称为族群。这样既能展示我们在研究中的平等意识，又充分考虑到族群的两个基本方面，一为共同的渊源，包括世系、血统、历史记忆、祖先神话等；一为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生产方式等。

台湾学者由于与海外联系密切，他们在吸收海外的成果方面往往比大陆学者先行一步。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26]提出虚拟构建共同祖先的思维方式，对王明珂先生的研究应该启发很大。王先生在一些研究当中指出，族群有“冒荫”现象，即虚拟自己的祖先以达到凝聚族群心理的作用。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王先生多次谈到某些族群会虚构自己的祖先并和伟大英雄拉上关系，达到凝聚自己族群的目的，同时也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在周边族群华夏化的进程中会不断地形成这种文化现象。[27]这种研究方式可以解释困扰多年的周人族源问题，部分戎狄的困扰问题也可以得以解释。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当代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其继承了费孝通的若干思想，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的发展沿着民族主义和文化主义两条线索前进，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28]笔者认为这里的文化就是滥觞于先秦的礼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