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读了朱泉钢同志的《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十分开心，也十分欣慰。作为国内从事军事政治学研究的一名“老兵”，我深知军政关系问题研究一向是国内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稀缺点”和“薄弱点”。在全球范围内，军事政治学诞生于20世纪中叶，虽属于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近二十年来，国内军事政治学研究已有起色，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军事政治学学科也初步创立。但是，相对于体系庞大、主题多样、错综复杂的军政关系问题来说，这远远不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本专著是国内研究军政关系问题的力作，所以我向读者郑重推荐。
据我所知，本书是国内研究阿拉伯国家，乃至中东国家军政关系问题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内容丰富，结构合理，论证翔实，主要讨论了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的类型问题、演变问题、影响问题和作用问题，论述了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的重要方面，展示了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的概貌和特征，是一部比较系统的著作。受篇幅所限，这里并不打算对上述所有问题进行系统评述，而是择其中某些亮点，结合我自己对军政关系问题的思考，发表一些管见。
一 从现实问题出发，据历史研究求解
阅读本书，能够深刻体会到作者的问题意识。本书作者在后记中指出，推动他思考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问题的引子是2010～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剧变，以及剧变中不同国家军队的不同行为选择。换句话说，对于现实问题的疑惑是他选择研究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问题的最大动力。
回到现实，我们不难发现研究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问题的重要意义。军政关系一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的重大议题，这在阿拉伯国家表现得十分显著。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是阿拉伯国家军人政治的“黄金岁月”。随后，在阿拉伯世界，军人政变现象逐渐减少，军人政权也逐渐转型，但军队的政治作用仍然重要，这在阿拉伯剧变中凸显出来。在2019年上半年，随着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爆发大规模反体系性的民众抗议运动，这两个国家的军队从幕后走向台前，军人再次上演接管政权的一幕。这些都表明，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长期以来是政治体系的“压舱石”和“节制阀”，在一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解读阿拉伯国家军队在面对民众抗议时的行为选择上，而是通过历史研究追溯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的演变，从中更深刻地剖析阿拉伯国家军队的政治行为。
正如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中指出的那样：“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影响历史事件结果的因素从来都是复杂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演变的因素同样如此。本书作者试图通过多因素的分析来探寻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演变的根源。他指出，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的演变大体经历了军队强势、政府控军增强、军政关系再造三个阶段，而影响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演变的因素包括结构因素（政府合法性、经济发展水平、内外安全状况）、制度因素（军队和政府的内部团结程度）和文化因素（社会对军队的认知和军队的自我认知）。姑且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这种多因素分析法确实有助于研究者避免以偏概全的局限。
二 以经验研究为底色，向理论研究着重墨
在运用历史学方法的同时，本书还使用政治学的方法对军政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讨论。本书采用案例研究法，对埃及、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的军政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经验研究，但作者使用这些国家作为案例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让读者了解相关国家军政关系的历史事实，而是试图对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的类型、军政关系的演变动力、军政关系的影响，以及军队在面对民众抗议时的行为选择等问题进行理论回答。这里举两例进行说明。
本书对军政关系的概念界定体现了一定的理论思考。军政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来讲，军政关系是指所有涉及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狭义来讲，军政关系是指军政特定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向来主张，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和界定军政关系，同时应侧重研究狭义的军政关系。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军政关系界定为“军队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以及互动基础上形成的有关军政双方权力分配的制度安排”，并强调以军队与政府在政治治理、军队团体事务、安全政策制定、社会经济活动四个领域中权限分配的状况，来综合判定军政关系属性。显然，这体现了“从广义理解，从狭义研究军政关系”的理论原则。此外，这种理论思考和概念界定在讨论阿拉伯国家军政府的军政关系时体现出了优势。以纳赛尔时期的埃及为例，这种概念界定不仅能涵盖“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政权是军人政权”的传统观点，还能使我们观察到传统研究通常忽略的阿明代表的军队与纳赛尔代表的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问题。
对近年国际学界热议的阿拉伯国家军队在面对大规模民众抗议时的行为选择问题，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军官团理性主义”理论解释。该理论有两方面的创见。一是强调应重视阿拉伯国家军队的高异质性特征，即高层军官之间的团结、高层军官与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团结问题，这避免了既有理论解释通常把军队作为单一行为体的缺陷。二是认为应考虑时间维度，即军队接到政府平息民众抗议的命令后，我们需要区分出军官层决策阶段的军队行为和中下层执行阶段的军队行为，这突破了既有理论解释往往只从整体上考察阿拉伯国家军队是否忠诚于政权的不足。
三 运用辩证评价标准，批判西方话语霸权
在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仍广泛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的倾向。一些学者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对比西方与非西方来发现所谓的“非西方的问题”，赋予“西方理论和价值规范”优越性，并将西方的实践作为“历史的终结”和“人类社会的唯一发展方向”。这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术观念也渗透在军政关系问题研究中。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基于西方历史的独特经验，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事实，大力鼓吹“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和“军队非政治化”。本书作者通过深入分析，对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问题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予以了有力回击。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依据西方军政关系制度设计的历史经验，批判部分阿拉伯国家军队介入政治的问题。这种“军队非政治化”的观点造成了“文官作用理想化”和“军队作用简单化”问题。评判一国军队介入政治的问题，应当以军队的目的、方式和效果三方面综合评价，而不是“一刀切”地予以否定。大多数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是通过军人政变推翻了腐朽落后的封建王朝，或者是军队领导的反殖民主义战争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建立之后，军人往往领导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见，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在那个时期介入政治符合人民的利益，推动了国家的发展。随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逐渐转变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国家的进步，但是，这些国家的军队在保障国家秩序、防止国家陷入失序灾难方面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因而，对阿拉伯国家军队介入政治的作用必须要辩证看待。
一些西方学者对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评判的另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是，总强调民主政府控制军队的模式是军政关系的最优形式。事实上，这种模式在阿拉伯国家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从理论来讲，军政关系制度安排的类型是多元的，任何一种军政关系安排总有可取之处，关键是看其是否符合军情、政情、社情、国情和民情。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箴言同样适用于各国的军政关系制度安排。从现实来看，美国依靠霸权主义强行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治体系和民主政府控制军队制度，不仅未能确保伊拉克的自由、稳定和繁荣，而且将伊拉克从一个地区强国硬生生地摧残成“失败国家”，这并不支持美式军政关系是“永恒的最优答案”的观点。
非常感谢本书作者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得以就军政关系问题发表一点看法。真诚欢迎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军事政治学研究队伍，企盼中国军事政治学研究更加欣欣向荣。
高民政
2020年4月16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