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发展进程中教育现代化问题研究
教育现代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教育投资是经济投资中收益率最高、最有耐久力的投资，也是推行现代文明，从而创造可持续性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广东经济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的作用，广东推行教育现代化是实现广东经济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之一。我们必须在认真分析广东经济现状及其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借鉴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与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经验，认识广东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意识到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迫切性。
一 广东经济现状及其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一是充分发挥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二是充分发挥广东历来注重商品经济的传统优势，大胆开拓，带动经济发展，率先推行市场经济；三是充分利用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以及华侨港澳同胞众多的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取得了重大成绩，广东国民生产总值已从1980年的245.71亿元增至1995年的5440亿元（当年价），15年连增22倍，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已从1980年的34∶41∶25转变为1995年的16∶51∶33。出口贸易额从1980年的22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566亿美元，对比增长25倍。[1]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如农民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274.37元增至1995年的2699.24元。广东经过15年来的建设，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有了质的飞跃，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一是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已形成了深入人心的开放观念优势，二是基本实现从依赖外商的被动型外向型经济向具备自主经营的主动型外向型经济转变，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并开始从分散化、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规模效益型经营转变。经过15年努力，总体来说，广东已基本完成前期工业化阶段，并正向中期工业化阶段演进。这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的水平基本相当。
但是，广东属于后发外生型经济发展类型，在初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下，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加上充裕廉价的人力和土地资源，使经济出现了飞速增长的势头。然而这种增长由于资金不足，被迫选择低层次劳动力密集型，靠高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方式发展生产，投入量大但效益极低；同时，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政体中原有的官僚习气等不仅保留下来而且造成发展的失误和错位，甚至借助放开搞活滋生出严重的腐败等，这些对日益增长的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20世纪90年代后，广东经济发展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80年代形成的低层次产业和粗放性管理的经济体系受到经济发展转型的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在国内外全面开放，国内是浦东等迅速崛起，国外是东南亚大开放以及苏联解体后东欧市场扩张，广东独自开放的原有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先行一步的开放制度以及特区效应等已极大丧失，包括家电等一大批早期产品的广大市场已逐步退缩。广东经济不仅面临自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意味着80年代以出租土地、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消耗来取得积累的经济体系已走到了尽头，而且也面临国内宏观调控和国际经济中科技更新换代的猛烈冲击。广东经济要保持领先势头，保证于2010年赶上“四小龙”，必须进行新的改革和创新。因此，自90年代以来，广东经济在巨大的发展压力下，进行了频繁的改革，重新确定发展目标，积极推进体制改革，珠江三角洲各县市纷纷提出要实施“第二次创业”，革除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经济体系中不合时宜的东西，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实现经济起飞并创建以持续增长为特征的新经济模式。广东省委、省政府1994年提出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设想，提出“中部地区领先，东西两翼齐飞，广大山区崛起”和“分类指导，层次推进、梯度发展、共同富裕”的发展方针，组织专家制定发展规划。从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广东要走出高耗低效的传统劳动力型经济模式，就必须制定面对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以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依靠深化改革和科技进步以及教育的现代化，建立起以高密集人才储备为基础的配套协调、优质、高效、轻型、外向的经济；充分发挥广州中心城市、经济特区的辐射和窗口作用，积极依托中部地区，加快发展东西两翼，大力扶持山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实现全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广东要实现这一目标，在新水平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在新的经济格局中保持领先地位，根据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最重要的法则是迅速推进广东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实现这一转型升级的根本点就是使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由粗放型投资扩张转变为科技进步或技术创新。唯有依靠科技，实现技术创新，才能获得效益，在出口产品更新换代以及打破国际贸易壁垒中发挥关键作用。
技术创新不同于技术发明或发现，而是第一次把这种新发明的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之中，并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的工作。因此，技术创新不属于技术范畴，而是企业家把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经济体中的过程，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一种使先进的科学技术物化、商品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弗里曼在《工业创新经济学》中将技术创新定义为“第一次引入一种产品（或工艺）所包括的技术、设计、生产、财政、管理的过程”。熊彼特将创新活动归纳为五种状况：（1）生产新产品；（2）采用新工艺；（3）开辟新市场；（4）发现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行新的企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法。[2]可见，经济学家关心的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过程产生的相关影响，技术创新只有在对经济过程确实地、持续地作用后才被纳入考察的视域。在现代化或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大，两者呈正相关，且表现为滚雪球式的指数关系。
广东经济要实现高一阶段的飞跃，无论是产业结构转型，使分散的开放转变为集团式的开放，被动型经济转变为主动型经济，还是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组建跨国跨地区集团，发展大规模经济等，都必须依靠技术创新，都取决于科学进步能否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主发动力”。从国际经济发展特点和广东经济实际看，广东经济增长优势中的科技优势是通过引进国际资本和利用已积累的资金及原有基础，将国内的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高新科技产品。这是一种不同于国内现行经济体制的新生产模式，广东人尤其是广东的教育必须首先对此做出明智的选择和积极反应。参照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广东只有迅速转变办学观念，建构新的教育模式，才可能使教育获得蕴含着巨大的科技创新潜能的能力，并转向为经济发展服务，培养出大量训练有素适应新生产过程的生产者。
二 教育现代化是广东经济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我们谈到，广东经济要走出第一次产业革命模式，在2010年实现现代化目标，就必须依靠技术创新。而广东教育现代化尽管对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仍存在自身发展上的问题，因而极大地影响着广东经济上的技术创新，制约着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因此，进一步推进教育现代化是广东实现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
（一）广东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向技术创新转移，要求教育现代化，以建立新型经济发展的启动机制
20世纪90年代后广东经济在国内外形势压力及经济增长内在规律作用下，终将放弃依靠劳动力密集、土地资源密集等广种薄收的不可再生资源取得低层次积累，以及利用紧缺日用品开辟市场的增长模式，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和行业或区域的科技进步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产品更新换代，占领和扩展市场。人力资本理论家丹尼森进一步把技术创新称为“知识进展”。他认为“知识进展”强调知识对生产过程全面深入的作用，因为任何生产方面的知识都是综合性的，只有知识进展才能使有关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综合作用而产生经济增长，而知识进展则是教育的结果。他用“知识进展”深刻地阐明了教育对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关键作用。实现技术创新，决定了广东经济增长不再是依靠资源量的增加，也不是仅仅依靠一二名人才，而是整体劳动力知识水平的提高，是整个企业甚至是区域文化素质的提升。因此，推进教育现代化，按经济发展要求建立新型的教育体系和全省“知识进展”的作用机制，就成了广东经济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二）广东经济增长以赶超先进为目标，要求教育现代化，以建立相应的人才保障体系
广东省经济现代化目标是要在2010年实现赶超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经济发展，推进实现现代化。为此，1990—1995年人均GDP年增长率为11%，1995—2000年增长率为12.7%，2001—2010年增长率为12.4%，1994年广东GDP为3067.18亿元（1990年价），那么到2000年时为6284.67亿元，2010年为20227.66亿元（1990年价）。其中在生产值结构中一、二、三产业结构将分别从1994年的16.4%、50.5%、33.1%，到2000年变为11.8%、46.54%、42.28%，到2010年时则变为5.41%、34.48%、60.1l%[3]。可见，第一、第二产业劳动力人数将不断减少，而第三产业劳动力人数将增加并基本实现向知识经济转变，且会呈现出高科技产业与低层次饮食服务业并存。因此，必然要求全员教育水平提高，强化企业技术水准。但是广东人口素质不高，高层次人才比率偏少。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全省粗文盲率为7.81%，小学文化程度占比为48%，初中文化程度为31.1%，高中、中专文化程度为11.2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2.41%。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文化程度也不高，据1986年统计，职工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占2/3以上，其中文盲及半文盲的比重高达20%，直至目前小学文化程度职工仍占多数。1995年调查显示，广东第二、第三产业实际从业人员总数为2321.03万人（含部分外省民工），被聘为技术工人的仅有336万人，占14.37%，而其中高级技工以上占21.8%，中级技工占40.5%，初级技工占37.3%。这就表明，二、三产业中初级工及以下的劳动力占92%左右。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数据。这种人口素质和产业劳动力素质，将直接制约着广东经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因此，教育现代化是广东经济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三）广东经济增长以科技进步为基础，要求教育现代化，以建立科技教育体系和科技大军
如前所述，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是广东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灵魂，但目前广东的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比重很低。一方面是产业层次尚低，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科技的力量薄弱或发展科技目标不明，尚未形成对生产力作用的主动机制。一是在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中中等程度以上技工所占比例不足10%。二是专门人才所占比例过低，1994年每万社会劳动力中虽有专门人才311人，但每万人口中仅162人，而韩国每万人口中有1048人，中国台湾为1245人。韩国在1960—1970年的经济起飞最初阶段大中专毕业生在社会从业人员中的比例从15.8%上升到32.7%。广东农村劳动力中没受过劳动培训者占总劳动力人数的86.8%。三是科技人才比例过低，目前全省国有研究机构研究开发人员达不到4万人，1989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队伍人数19044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仅7465人，占全省职工人数的5.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传统工业为20%，高新工业为40%—50%）差距更远。1995年全省仍有48.5%的工业企业没有技术开发人员。1991年东莞市有逾万家工厂企业，但有专业职称的科技人员不足万人。而韩国在经济起飞的1960—1970年中科技人员提高了一倍以上，1976年在制造行业的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比例为1∶5；1977年技能工以上水平的科技人员达156.3万人，占总从业人员的12.3%，其中重化工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占全体技能工以上水平科技人员总数的85.9%。[4]四是技术进步在工业生产中贡献率过低，据测算，1978—1989年，广东工业生产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仅为19.4%，其中国有企业总产值增长中也仅有35%是技术作用的结果，这与亚洲“四小龙”同期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50%—61%、发达国家为60%—80%有巨大差距。1993年全省推行高新技术88项，达到国家级的仅占30%，当年高新技术产值200亿元，仅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6%，且项目的59%来自省外。广东建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效果都不理想，如广州天河高新技术开展区实质在进行技术交易而很少开发。诸如种种，都清楚地表明，广东经济正处于走向新发展的转型时期，前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只是动员了全省的物力资源，但这种粗放型的靠剥夺性使用物力资源的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创新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因此，推行从普及科技知识到建立科技中学、科技学院、科技大学以及相关专业，到开设从专科到本科到研究生教育的系统科技教育体系，培养层次多样专业结构合理的科技队伍，并建立有益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教育机制和形成“知识进展”的综合效能，就成了广东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很自然，这也是当前广东教育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四）广东经济增长以新型人才为条件，要求教育现代化，以建立培养新型的劳动大军和专家队伍的教育体系
广东经济增长向知识经济转型，依赖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都必须以大批新型人才为条件，因此必须要求广东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改革传统教育，建立培养新型的劳动大军和专家队伍体系。一是技术创新要求教育从应试模式转向素质模式，即从教育为学生应付考试服务转向为发展学生全面素质服务，既要改革文凭与官职对等的读书升官发财的传统教育体制，又要革除分数挂帅，唯考试是从的旧教育教学观念，培养学生良好的主体意识，具有自主、自强、开放、进取、求实、创新的现代人精神和人格取向，形成区域性的人才文明模式。二是科技进步要求教育改变选拔少数读书型精英的作坊式办学，不仅要建立面向全体学生、使人人成才的教育体制营造相对，而且要建立起以科技进步为导向的人才成长氛围和教育观念。历史证明，一种影响整个区域或世界的科技进步的发生，只有凭借这个区域教育体制的改革才可能真正实现。三是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技术升级，都要求教育要提高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专家队伍和劳动力大军。当产业结构比重越向高科技产业倾斜时，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就会下降，人员的技术要求就会提高；第三产业中高新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也要求大量科技人才，因而都对教育质量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教育高质量已不仅是学生的高分数，而是包括开设反映最新科技成果的课程，使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相适应及学生成为这一行业的行家里手。当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时，经济的扩张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样需要高质量的人才支撑，并需要教育不断加速改造某些“过剩”劳动力，使之成为新兴行业的生产者。由此可见，推进教育现代化，提高教育质量，已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1] 根据《广东统计报告》，1996年。
[2] 陶骅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参考广东省计划委员会有关文件。
[4] 参考广东省计划委员会有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