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四小龙”办教兴邦的启示
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情况可见，东亚是世界经济发展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我们着重剖析素称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与教育模式的互动关系，以图从中寻找对广东经济发展及推行教育现代化的有益经验。
一 研究“四小龙”经济发展与教育现代化运动意义
（一）“四小龙”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的典型
亚洲“四小龙”属后发外生型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相当落后，资源匮乏，工业基础差，但是它们始终积极推行现代化，努力营造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佳氛围和必要条件。它们一方面学习引进西方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大胆根据本地实际发展创新，探索适应于本地需要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谓是卧薪尝胆，即使受挫也不放弃，终于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因此，研究“四小龙”典型，对探索东亚型的现代化模式有重大帮助。
（二）“四小龙”是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的窗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小龙”始终紧紧地把办教兴邦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即使办教失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也坚持不弃，走出了一条新的教育现代化道路，实现教育根本转型，有力地配合了经济发展，以特有的东亚后发型教育现代化形式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新的阐释，实现了时代性的理论转变，为这四个小区域成“龙”立下汗马功劳。研究“四小龙”教育现代化进程，可以从中窥视到它在亚太文化背景下的时代嬗变，有助于探讨现代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三）“四小龙”与广东政治制度虽不同，但共同点很多
教育上都遵行儒家文化传统，台湾、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新加坡华人占76%以上，韩国与中国联系密切，经济发展环境非常相近，战后都处于相同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后，广东与“四小龙”在经济上有密切往来，粤港澳已逐步走向一体化，因此，“四小龙”的教育现代化经验对广东有直接的示范意义，广东从中可以加深认识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的东亚模式，把握广东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更好地配合广东经济赶超“四小龙”战略性决策。
二 “四小龙”经济起飞中的教育模式考察
“四小龙”经济起飞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大致相似的历史背景，并且都采用了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和人力资本理论，经过了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与教育模式的互动关系。考察这一关系，对认识“四小龙”办教兴邦是很有意义的。
（一）应用互动模式
亚洲“四小龙”是典型的东方文化传统下推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因此在实施人力资本理论上呈现出许多特点，战前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实行精英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文凭与官职对等，因此读书做官观点浓厚。韩国、中国台湾20世纪50年代前推行人力资本理论，主张大力发展教育，但办的是传统教育，结果是有钱办教育，而无钱投资经济，从而带来严重问题。这种现象也同样发生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国。韩国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还导致政府倒台。
在严峻的形势下，“四小龙”先后调整教育政策，推行教育改革，其核心是推行适应并服务经济的应用互动型教育。这种模式有几个特征：一是强调教育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改革封闭式的教育体制；二是按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办教育，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建学校、设专业、选课程；三是强化市场运作机制，根据市场需要关停并转有关专业学科，根据本地经济需求市场决定对外国教育经验的选择。因此，普遍采用下列教改措施：一是注重实用学科，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二是注重科技教育，建立了从科普到高级学位的系统科技教育体系；三是普遍降低文史哲科目和招生人数，提高理工科学生比例，如韩国大学文科学生从20世纪60年代的60%以上到1979年与理工科学生的比例为4∶6，并规定本科以上学历的理工学生比例必须在50%以上，新加坡人文4∶理工6，中国台湾自60年代后期起就大幅度降低纯文史哲类专业招生；四是普遍建立灵活多样的成人教育培训体系，全面提高在职员工素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教育主张就是推行注重实用有效的教育体制，一切唯新加坡发展需要而定。如突出以英语为主的多语教育政策、重点发展工艺、实用学科院校的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培训与引进项目和劳动力技术要求硬性对应的法令等，均体现这种精神。60年代末新加坡花重资引进家政学专业，由于脱离国家实际，李光耀对此评论道，如果还要外国人教新加坡国人煮饭吃，新加坡人早就饿死了。1980年新加坡工科生占高教学生总数的48%，1989年时达62%。中国香港60年代后的教育改革核心就是努力摆脱英国古典的精英教育模式，使其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为经济服务，为全体港人服务。韩国60年代后痛定思痛，改革教育的首要举措是推行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教育实用化，关停并转过多的综合大学，大兴实用科目。韩国的人力资源开发采用了三大策略：一是改革发展高教，培养高层次科技和管理人才，现韩国高校260多所，150多万人，研究生逾10万人，每万人中有在校大学生300多人。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和熟练技工，为此他们反复强化职业教育制度，发布多种职教法；同时大力创办工业高中，强化技能技术训练；并且加速出国技能工的培养，以优良的人才优势辅助大企业占领国际市场；与此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技术技能资格考核制度等。三是倡导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办学。
总之，亚洲“四小龙”推行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性基础措施，就是实施了教育与经济的应用互动模式，有力地配合了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二）对应性梯级推进模式
“四小龙”在推行现代化中结合实际积极应用人力资本理论，推行了对应性梯级推进模式，亦称为“人力计划理论”。这种模式是针对教育过度或“知识失业”问题提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每次教育扩张都会加重失业的问题，而每次就业状况恶化又都进一步引起对各级正规教育的更大规模扩张的恶性循环现象。60年代后，“四小龙”在推行应用互动模式的同时，积极倡导人力计划理论，根据本国本地需要的人力资源结构比例来计划该国该地各级教育发展比例。这种模式认为，每一行业都必须由等级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来承担，则这一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得到保持。根据这一设定，就可预测在经济增长指挥下，需要什么样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以此来设计教育的发展。所以，这一模式一是对产业发展的人力需求进行预测，二是依据产业发展转型而逐步推进教育水平的提升，严格按照教育投资效益原则来推行教育扩张和人员技术水平的提升。60年代后，“四小龙”非常注重人力资源预测，十分强调教育规模的作用。依据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增长率和经济发展规律来确定产业结构变动，计算不同行业的就业量，经过教育收益率的计算选择，制定出相应的教育发展结构体系和战略方案。韩国自60年代起每制订一个5年经济发展规划就必然制订一个教育发展规划与之配合，从而使教育培养相应人才。60年代后期又成立长期教育规划机构，制订1969—1984的15年长期教育发展计划，1978年又根据新形势重新制订1978—1991年长期教育发展计划，预计年经济增长率在达10%以上时的产业结构及人才需求，从而提出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为：小学毕业生达100%，初中毕业生从79.3%达到91.5%，高中达到54.8%，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达253人。其间应培养技能工417万人，为此应新设175所职中，使普高与职高学生比例从6∶4变为4∶6。1991年应有科技人才500万人，其中5万人为硕士和博士；在校大学生为114.5万人，其中短期大学在校生达345772人，研究生每年增长30%，1991年达11万人。同时创办科技高中，每所学生不超过640人。[1]中国香港根据经济发展要求，自20世纪60年代起多次根据人才预测制定教育发展规划，1985年后从香港地区发展前景出发推行高教扩充计划，使香港适龄教育达30%左右。可以说，香港60年代主要普及小学和推行初中和中级职业培训，高教发展缓慢；70年代普及初中，并大力培训中等及大专水平的技术人才；80年代普及高中并培养大专以上的科技人才和技术骨干，高教才开始大发展；90年代注重培养大专和研究生水平的技术型及研究型人才。这都是依据经济发展要求对人才预测的结果。
所以，“四小龙”在推进经济增长目标中，很注重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对应性计划，呈现了梯级推进态势：一是呈现出初中级人才最大量级为基部，其次为专科水平到本科乃至研究生水平的逐级而上的金字塔形推进态势；二是呈现出根据经济增长需求，把教育发展重点逐步从初等向中等再向高等推进；三是根据行业发展需要确定专业教育重点，使有关院校或专业能随产业水平的提高而逐级提升，呈现出对应性梯级推进态势。
（三）教育适度超前经济发展的模式
“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中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作用，推行应用互动、对应性梯级推进等策略模式，但在发展规模上并不保守，而是表现为整体上比早发型国家较为超前的发展模式，以适应赶超型的经济增长要求。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发展模式乃至新加坡自治后的教育目标，都体现出实施人力资本理论，推行对超前发展教育策略的强烈选择。这种超前发展经历了从盲目性向针对性转变的过程。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小学普及率为64%，自1954年起到1959年普及率就达96.4%，就学人数从267.9万增长到356万，经过不懈努力，到1975年，韩国实现高质量的全面免费小学义务教育，在校学生达562万人。1977年推行普及初中，1979年初中普及率已达93.4%，1980年为95.8%，并实施农村初中免费教育计划。高中就学率1955年为17.2%，1966年为26.6%，1975年为40.8%，1993年达90%。[2]中国香港1971年普及小学教育，1978年普及初中教育，1990年高中入学率达85%以上。大学生入学率从1980年的约4%上升到1990年的9%，1995年达18%，加上升读其他成人学校及海外学校学生，实际上适龄青年升大学比率已达25%—30%。这些都表明，“四小龙”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教育推进的速度上均超前于发达国家，并在整体上超前于经济发展。但这种超前不是盲目的，尤其在对需费巨资且效益低的高教发展上持谨慎的态度。表3—1为“四小龙”经济增长和教育投入以及高等教育毕业人数之间的关系。
表3—1 “四小龙”经济增长、教育投入、高等教育毕业人数之间的关系
以上分析可见，“四小龙”教育经费增长比经济增长快，表明对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扩大了人才储备规模，这种规模的扩张，一方面使教育成本加大，收益率增幅不高；另一方面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分析表明：（1）“四小龙”教育发展呈现一定的超前性，基础教育发展比高等教育快，基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也基本普及；（2）高教发展在早期相对较为缓慢，主要是70年代后期才开始迅猛增长，韩国50年代后高教的规模扩张很快，但60年代的改革有较大成效，虽然仍有增长，但没有超出经济增长幅度；（3）韩国、中国台湾高教增长较快部分主要是私立高校，如韩国1986年私立高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77%。
研究可见，“四小龙”经济呈较快持续增长与教育投入增长有较大关系。但是与其他新兴国家扩张教育不同：（1）“四小龙”教育中非常注重对实用科目，尤其是实用理工科目的投资。（2）“四小龙”教育发展中把重点放在基础教育部分，对基础教育进行重大投入，而不像印度、菲律宾等国主要发展高等教育。（3）“四小龙”教育发展呈稳定增长态势，韩国、中国台湾高等教育发展较快，但主要由私立高校分担经费投入。中国香港教育投入在私立中小学和学前教育上承担了巨额投资，目前也致力于提高个人对高教投资的比例，并将达到25%。因此，在整体上，基础教育的投入仍占重要部分。（4）私立教育在“四小龙”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
从世界经济增长特点看，“四小龙”经济与教育能达到较好的互动性，关键是“四小龙”的教育发展符合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规律，即一是发展中国家投资收益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本国本地物质资本收益率，“四小龙”坚持办教兴邦，坚持对教育进行有效的高投资，符合后发型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规律。二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与教育水平成反比，较低级水平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越高，“四小龙”优先发展基础教育，最先改革调整结构，在大力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成人教育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而保证了教育投资的最大收益率，使有限的资本获得最充分的回报。三是“四小龙”都是坚持应用型教育模式，在经济相当发达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的时候才大力发展，从而避免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在一开始就大量投资高教，既花了钱又没有获得回报的严重后果。四是发展中国家私人教育收益率大于公共教育收益率，幅度大于发达国家。“四小龙”都从不同方面倡导发展私立教育，私立教育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私立教育的发展不仅有效地分担了政府的教育负担，满足了广大民众求学需求的同时，又较好地配合了经济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私立教育受市场支配，一方面要注重社会需要，开设民众最需要的专业学科，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有办学自主权，可进行最有效改革，并能充分运作，提高办学效益。因此私立学校对“四小龙”办教兴邦的成功具有重要作用。
三 “四小龙”办教兴邦对广东教育经济发展的启示
如前所述，“四小龙”与广东尤其是广东经济发展有切实的联系，特别是广东作为经济开放改革先行区，开放早，毗邻港澳，与港澳台经济已逐步走向一体化，“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经验对广东有直接的启示。
1.推动教育转型，实践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
一是要坚持办教兴邦的教育战略观，二是要坚持教育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经济增长这一特性，决定了教育现代化为这一“增长”服务，“四小龙”正是以促进“现代经济增长”为中心实施教育改革，推动教育的根本转型，因而配合和带动了现代经济的增长。这是一条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及发达国家经验反复证明的一个朴素但不易为人们认可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早期有西班牙、葡萄牙等强国，最后只剩下英国、德国、法国少数国家走向发达之路，战后众多新独立国家办教兴邦而只产生“四小龙”的根本重要原因。
2.推行教育规划，按需求发展教育
“四小龙”遵循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规律，实施“人力计划理论”注重人力需求预测，有计划地发展教育。应研究和吸收“四小龙”推行实用型教育发展模式的经验，运用对应性梯级推进原理，按经济水平，突出基础教育投资的同时，适度发展结构合理的高教体系，把教育效益与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在教育投资导向上，坚持扩大中小学教育及实科教育投资，控制研究型高等教育投资，形成合理投资体系，避免受教育水平越高效益越低的投资死角。
3.倡导和支持私立教育发展
“四小龙”能用较短时间和较少资源较快地实现教育的较高发展水平，除了政府的重视外，其中一个重要经验是鼓励并积极扶持私立教育的发展。中国台湾、韩国私立教育占很大比重，中国香港教育中私立中小学校仍占有相当比重，而且个人承担高教经费达25%。由于倡导私立教育的分摊教育成本策略，使“四小龙”仅用政府公共教育支出9.5%份额的经费支撑了高达37.7%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这种成本分摊方式有利于提高教育的办学效率和教育公平。
4.注重发展农村教育，把农村教育列为教育现代化的重点
广东经济发展中农村问题仍很突出，解决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因地制宜地推行农村工业化，并相应地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开设与农村发展相应的各种专业及课程，引导农村发展从而消化剩余劳动力，避免因扩大就业而要求教育扩张的巨大压力，使经济与教育都能健康发展。
5.转变教育观念，建构新型的知识分子关系及高校学术评价观
其一是要为知识分子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让他们安居乐业，施展才能；其二是要改革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善按文凭而不按实际能力录用人才的弊病；其三是端正学术评审标准，鼓励研究人员努力探讨国内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实施产学研相结合政策，按对我国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小多少来评奖定级。
[1] 田以麟编著：《今日韩国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2] 池青山等编著：《韩国教育研究》，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