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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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艺术形式的演化

从古风到希腊化时期,希腊人在建筑、雕塑和绘画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希腊化时期的艺术不仅继承了古风和古典时期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在不同地区加入当地的文化元素,体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

一、建筑柱式

在古典时期的希腊,神庙是每个城邦必不可少的建筑。除了宗教功能外,神庙的后室还经常被用作城邦金库。希腊神庙的外部通常有圆柱围绕,列柱的基本功用是承重受压和分隔视觉空间,但希腊人在柱头和柱身上加以艺术处理。

最先风靡希腊世界的是多利亚式(Doric order)。(图1-2-1)柱身由一块块鼓形石块上下组合而成,石块内部中央设置凹槽,嵌有榫卯和木钉,可起到减震作用。柱身直接从台阶拔起,足部没有任何装饰,柱头与柱身相连处有圈层。柱顶装饰可分为三层,底部是一条带状无修饰的长方形托石,中楣则是三陇板与陇间壁构成的饰带,上楣主要指的是山墙和檐口。陇间壁与山墙部分是装饰的重点部分,通常填充以浮雕或绘画。(图1-2-2、3)

图1-2-1 多利亚柱式简图

图1-2-2 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多利亚式柱头,公元前447—前432年

图1-2-3 雅典苏尼翁海角(Cape Sounion)的波塞冬(Poseidon)神庙,公元前444—前440年

爱奥尼亚柱式(Ionic order)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爱奥尼亚(Ionia)地区,位于今土耳其西侧的伊兹密尔省(Izmir Province)一带,公元前5世纪时流行于希腊半岛。(图1-2-4)与多利亚式相比,爱奥尼亚柱式的柱身比例更高,柱头则呈现独特的涡卷状,由内向外开始画弧形成对称的涡眼,中间饰以箭卵形浮雕。(图1-2-5、6)

图1-2-4 爱奥尼亚柱式简图

图1-2-5 雅典厄瑞克提翁神庙(Erechtheum)的爱奥尼亚式柱头,约公元前421—前406年

图1-2-6 雅典厄瑞克提翁神庙北门廊的爱奥尼亚柱式

到公元前5世纪末期,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开始在希腊出现。相比于多利亚式和爱奥尼亚柱式,科林斯柱式的装饰性更强,它的柱头用阿堪突斯叶(Acanthus)作装饰,形似盛满花草的花篮。(图1-2-7、8)按照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Marcus Vitruvius Pollio)的说法,科林斯柱式模仿了少女的身材,其独特的柱头形状也与一则少女的轶事有关。据说有一位科林斯少女因病去世,其家人将其生前爱物装在篮子里置于墓前。篮子下面恰巧有一株阿堪突斯属植物,顶芽而出后卷须沿着篮子向上伸展并卷曲。这一景象启发了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后者便为科林斯人设计了这种类型的柱子。(14)到了希腊化时期,科林斯柱式随着希腊人的海外建城活动传播到更遥远的地区,例如在中亚与印度佛教犍陀罗艺术中就能看到对科林斯柱式的改造利用。(图1-2-9)

图1-2-7 科林斯柱式简图

图1-2-8 雅典奥林匹亚宙斯神庙(Temple of Olympian Zeus)科林斯柱,公元前174年

图1-2-9 印度—科林斯式石雕柱头,中间有一尊立佛,印度贾马尔·加西(Jamal Garhi)地区出土,公元1—5世纪

马其顿建筑继承了希腊的基本柱式。例如,腓力二世为庆祝喀罗尼亚之战的胜利,在奥林匹亚修建了圆形神庙,外面是爱奥尼亚柱式,里面是科林斯柱式。位于维尔吉纳(Vergina)的马其顿王宫,其前门采用双层结构,下层是爱奥尼亚柱式,内部装饰则是科林斯柱式。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都城从埃盖(Aegae/Aigai,今维尔吉纳)迁往其东北方向的培拉(Pella),这里的马其顿王宫正门也是双层结构,底层是多利亚式,上面叠加的一层是爱奥尼亚式半柱。但马其顿人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立柱由建筑性元素发展为装饰性元素。在现今已发掘的一些马其顿墓葬里,墓门两侧的立柱并非建筑物整体的一部分,而是类似舞台布景,起到装点的作用。换言之,观者可以将墓门看作是一堵实体墙,两旁的立柱则类似于墙上的浮雕。例如维尔吉纳的腓力二世墓,墓正面是多利亚式的装饰元素,大理石墓门上方是三陇板和排挡间饰,再往上是爱奥尼亚式的饰带,绘有贵族行猎的景象。(图1-2-10)又如在今希腊北部勒夫卡地亚(Lefkadia)发现的一座马其顿墓,墓门中间的饰带上有步兵、战马等形象,描绘了一幅战争的场景。饰带上方为爱奥尼亚式装饰柱,高约1.5米,现已部分损毁。饰带下方为多利亚式装饰柱,两柱之间绘有冥府的引路人和审判官的形象,象征着墓主人死后在冥府接受审判的场景。此墓也因此而得名“审判之墓”(Tomb of Judgement)。(图1-2-11)

图1-2-10 维尔吉纳腓力二世墓墓门,公元前359—前336年

图1-2-11 勒夫卡地亚“审判之墓”墓门,希腊勒夫卡地亚,约公元前3世纪初

二、雕塑

古风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雕塑是青年男子裸体立像,被后世学者称为“库洛斯”(kouros),即古希腊语中“男孩”的意思。这类雕像通常采取正面直立的姿势,站姿端正,双臂置于两侧,左脚向前迈出。这种造像风格显然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例如现存于卢浮宫的一尊男子立像。(图1-2-12)这尊埃及男子雕像尽管摆出一脚在前的姿势,但身体线条僵硬,双臂下垂,拳头紧握置于大腿两侧,看上去缺少动感。与埃及式雕塑较为刻板的表情相比,希腊青年男子立像往往带有微笑的表情,传达出一种幸福、满足的感觉。

图1-2-12 埃及男子立像,古埃及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

古风时期的青年男子立像在人体形态上还有一些不合常理之处,说明当时人们对人体生理结构缺乏足够的了解。例如公元前600年左右制作的苏尼翁青年男子立像(Sounion kouros),其头颅的背部和顶部是扁平的,耳朵有着巨大的涡状耳垂,眼睛为超常的杏仁形。(图1-2-13)此像呈现出与图1-2-12埃及雕像相似的站姿,身体僵硬刻板,头部和身体在一条中轴线上。与埃及男子立像的区别在于全身赤裸,而且面部带有微笑的表情。

图1-2-13 苏尼翁青年男子立像,雅典苏尼翁海角波塞冬神庙,约公元前600年

到了古典时期,古希腊雕塑家们已经对人体解剖学有了一定的了解,雕像的头部、躯干与四肢的比例与真人类似,胸部、小腹等细节部位的肌肉线条呈现出优美的圆弧形。古典时期的青年男子立像也摆脱了古风时期僵硬的站姿,手臂自然向前伸出,两腿放松,摆出一种轻松的走路姿态。例如雅典以南比雷埃夫斯(Piraeus)发现的一尊阿波罗像,面朝前方,一脚向前,全身的肌肉线条显得丰满而紧实,显然受到当时流行的青年男子立像风格的影响,但上抬的左臂、伸出的右手以及自然分开的两腿使得整尊雕像呈现出放松的姿势。(图1-2-14)

图1-2-14 比雷埃夫斯阿波罗青铜像(Piraeus Apollo),公元前530—前520年

就青年男子立像的功能而言,一些学者认为这类雕像应当与阿波罗有关。(15)但在其他神明的圣所中,例如萨摩斯岛的赫拉神殿和雅典苏尼翁海角的波塞冬神庙,也发现了类似的雕像。(16)这就说明这类雕像应当是给神明的献祭品,但并不局限于祭祀阿波罗神。

此外还有一些青年雕像发现于墓地中,很可能是被当作墓碑。例如克洛伊索斯(Croesus)青年立像的碑座下方刻有铭文,说明这位名叫克洛伊索斯的年轻人乃是阵亡于战场。(17)亲友为悼念他而塑造了这尊立像,象征他在死后如英雄般永远年轻。

还有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是裸体的形象是否具有某种含义,例如裸体的运动员或者英雄。虽然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手持运动器械的立像范例,但艺术家在刻画这类阳刚健美的青年形象时很可能取材于现实原型,体育竞技活动的兴盛足以引发艺术家们对人体的关注。到了古典时期,青年男子立像的雕塑风格更为灵活和多元化,因此一些学者推测这类雕塑早年所寓意的宗教和丧葬功能在古典时期开始淡化。例如艺术史家安德鲁·斯图尔特(Andrew Stewart)认为,此时青年男子立像的分布模式与古希腊贵族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雕塑是对贵族美德的认同。(18)

相比于古风时期,古典时期的青年男子立像在动作上显得更为自然,反映出当时艺术家们对人体结构的细致观察和对理想身体状态的向往。但青年男子立像端正向前看的姿势和直立的双腿仍旧给人一种僵硬死板的印象。与此相对的是,一些男性雕像开始尝试将四肢和头部偏离躯干中轴线,例如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雕塑名匠波利克列托斯(Polykleitos)的名作“持矛者”(Doryphoros)。雕像的重心放在右腿上,左腿轻抬,右臂微垂,呈放松状态,左肘略弯折,臀部肌肉也随着腿部动作,一边紧绷,一边下垂。头部转向右侧肩膀,与腿部和臀部不在同一中轴线上。这种站姿被后人称作“对立式平衡”(Contrapposto),其特点为重心只集中在一侧的腿上,上半身的头部、肩部和手臂偏离中轴而做出更富有动态、更自然的姿势。对立式平衡技巧的发明不仅反映出艺术家们对鲜活人物形态的追求,也说明他们能够掌握人像的合理比例,巧妙地实现自力支撑。(图1-2-15)

图1-2-15 持矛者像,意大利庞贝(Pompeii),罗马帝国提比略(Tiberius)时期(公元14—37年)复制品

古典时期同样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女性雕像。例如雅典卫城博物馆所藏的“整系凉鞋的女神”(Goddess fixing her sandal),表现的是高高在上的女神所做的一件日常化的举动。(图1-2-16)女神的身体微微前倾,右肩裸露,右腿抬起以便右手触及凉鞋,左臂为了保持平衡而张开。尽管女神身着层叠的衣袍,但富于曲线感的衣褶令身体的线条若隐若现。

图1-2-16 “整系凉鞋的女神”,雅典卫城的雅典娜胜利女神庙,公元前420—前410年

如果说这尊“整系凉鞋的女神”是通过对衣褶细节的加工而隐约地凸显出女性身体曲线之美,古典时期还有艺术家直接抛开衣褶与身体的问题,创作了第一件女性裸体雕像“尼多斯的阿芙洛狄特”(Aphrodite of Knidos)。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刻画了洗浴前的阿芙洛狄特,女神左手拿着衣物,右手遮住私密处,头转向左侧,采取对立式平衡的站姿。(图1-2-17)按照老普林尼的说法,普拉克西特勒斯当时完成了两尊雕像,一个着衣,一个裸身,科斯岛选了前者,尼多斯则要了裸身的那尊。后来裸身女神像反而成为尼多斯的著名看点,观者如潮。(19)这尊裸身女神像的意义不仅在于雕像本身的艺术技巧和审美价值,还在于打破了希腊自古风时代以来裸身雕塑只有男性的传统。在这尊阿芙洛狄特裸体像问世之前,裸体一直被看作是男性阳刚健美的象征,着力表现英雄、战士或者运动员的男子气概。

图1-2-17 “尼多斯的阿芙洛狄特”,躯干和大腿部分是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复制品,其余部分由意大利雕塑家伊波利托·布齐(Ippolito Buzzi, 1562—1634年)修复

希腊化时期女性雕像已经十分普遍。相比于古典时期,希腊化女性雕像在衣褶的处理上更为灵动,层层叠加的衣褶可增强雕像的真实感与可信度,其最佳范例是著名的卢浮宫三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Nike of Samothrace)。这尊神像是萨摩色雷斯神庙建筑群的一部分,用以纪念一场海战的胜利。由于头部和上肢残缺,从目前的部分来看,女神的动势由双翼和迈开的双腿来完成。在观者视线所及的空间内,女神向身体靠拢的双翼和胯部形成三角形构图,再顺着视线聚焦到腿部动作,一张一弛的姿势马上令人意识到女神意欲前行的脚步。从双翼到虚空,再到腿部的虚实交替,也可增添动态的韵律感。细节方面,胸前和右腿的层层衣褶制造出的布料质感让人感受到向前的张力,垂下的衣裙宛如在强劲的海风中随风摆动,观众可以自由地想象胜利女神在船头迎风而立的情景。(图1-2-18)

图1-2-18 “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萨摩色雷斯岛,约公元前200—前190年

希腊化时期雕像的另一个新发展是群像和巨型雕像。古典时期的神庙山墙浮雕,例如前文提到的德尔斐西弗尼亚宝库山墙和饰带上众神战斗的场面,可谓是群像的雏形。但这并不是独立的雕塑,只不过是神庙建筑的一部分。希腊化艺术对群像的关注使其不再依附于建筑物,而是聚焦于如何表达两人或多人的关系。与此同时,希腊化艺术对个人主义的重视也将群像人物从模式化的单一表情中解放出来。

以“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Laocoon and his sons)为例,三个人物各自扭曲的面部表情、四肢的位置、充满张力的肌肉,无一不是在表达备受折磨的状态,也是引发观众共情的重点所在。艺术家按照神话传说安排了几条蛇游走在三人之间,既把人物串联起来,又设定了一个框架。观众从任一角度,都能观赏到拉奥孔父子三人遭受痛苦的面部和即将咬下去的蛇的位置,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神话传说中拉奥孔违抗众神意志、试图揭开特洛伊木马秘密的下场。(图1-2-19)

图1-2-19 “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罗马图拉真浴场(Baths of Trajan),公元前200—公元70年罗马复制品

与拉奥孔父子三人所带来的恐惧和威慑相比,“男孩与天鹅”(Boy with goose)则富于世俗色彩和家庭嬉戏意味。(图1-2-20)由此推测,这种描绘世俗日常情景的雕塑很可能是富人们的私人财产,用来装点门面或私人收藏。希腊化时期私宅与别墅的兴起既增加了人们对雕塑的需求,也进一步推动了雕塑艺术的普及,艺术品作为商品的属性更加突出。

图1-2-20 “男孩与天鹅”,罗马昆蒂利尼别墅(Quintilii Villa),公元1—2世纪罗马复制品

希腊化时期出现的巨型雕像,以罗德岛港口矗立的太阳神青铜像(Colossus of Rhodes)为代表。据称,太阳神的高度超过30米,曾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图1-2-21)雕塑家卡雷斯(Chares of Lindos)在公元前280年左右雕刻完成此像,以纪念罗德人在公元前305年抵抗马其顿安提柯王朝国王德米特里一世入侵的胜利。该像毁于公元前226年的地震。

图1-2-21 罗德岛太阳神像复原图

三、绘画

按照老普林尼的说法,希腊人在黄杨木上作画的工艺起源于西库翁(Sikyon)或科林斯。(20)但木板在希腊的气候条件下易腐而难以保存,因此我们无法得知古风时代之前的木板画(panels)情况。不过古风时期的木板画尚有遗存。古代科林斯的皮察(Pitsa)地区还留有一些木板画,据考证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40年—前530年间,是目前同类中遗存最早的。这些木板画包括一幅相对完整的和三幅残片,其中完整的那一幅描绘了一队七人在笛子和里拉琴的伴奏下将一只羊献给宁芙女神(Nymph)的场景,另有一幅残缺的画描绘了几位头戴头巾的女性,很可能即是宁芙女神。由此推测,这些木板画很可能是献祭品。(图1-2-22、23)

图1-2-22 皮察木板画

图1-2-23 皮察木板画(残片)

古风时期的绘画成就主要体现在瓶绘上,黑绘式与红绘式是古希腊瓶绘艺术中最重要的两种技术。

公元前700年左右,科林斯最先出现了在浅色底上绘画黑色轮廓的黑绘式技术。公元前6世纪初,这项技艺传入阿提卡地区,戈耳工陶瓶绘者(Gorgon painter,活跃于公元前600—前580年)是最早的阿提卡黑绘式画家之一。(图1-2-24)公元前560—前530年,黑绘陶器在阿提卡地区广为流行,当时最著名的陶工兼画家是埃克塞基亚斯(Exekias,早于公元前550—约前525年)。(图1-2-25)

图1-2-24 阿提卡早期黑绘式风格陶瓶局部,可见戈耳工追逐柏修斯(Perseus)的形象,约公元前580年

图1-2-25 埃克塞基亚斯制作并绘制的黑绘式双耳陶瓶,可见阿喀琉斯与埃阿斯掷骰子的形象,公元前540—前530年

公元前530年左右,红绘式技法开始出现在雅典,代表画家是安多基德斯陶瓶绘者(Andocides Painter)。这位画家的具体姓名不详,因其许多绘画作品出现在名为安多基德斯的陶工所制的陶器上,故被后世学者们称为“安多基德斯陶瓶绘者”。安多基德斯陶瓶绘者的一些作品出现在“双式瓶”(bilingual vases)上,即一件陶瓶上同时出现黑绘式和红绘式两种画法,这说明画家本人所处的年代是由黑绘式向红绘式过渡的阶段。例如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阿提卡双耳瓶。一面是安多基德斯陶瓶绘者的红绘式风格瓶绘“赫拉克勒斯与尼米亚狮子”(the Nemean lion),图中左侧为雅典娜女神,右侧为赫拉克勒斯的侄子伊俄拉俄斯(Iolaus),中间是正在和尼米亚狮子搏斗的赫拉克勒斯;另一面是另一位画家的黑绘式风格瓶绘“阿喀琉斯和埃阿斯(Ajax)掷骰子”(复原图)。(图1-2-26)红绘式画家们使用凸起的轮廓线与稀释的涂料在黑色背景中创造浅色形象,使得创作空间更大且更具立体感。(21)(图1-2-27)

图1-2-26 阿提卡双耳瓶,约公元前520—前500年

图1-2-27 阿提卡红绘式陶罐,雅典,约公元前470—前460年

除了黑绘式和红绘式之外,还有一部分古希腊瓶画属于白底黑绘或彩绘式。白底陶瓶最初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主要集中在雅典。它以白色石灰石黏土为釉料,用深色轮廓线和色彩图层作画。(图1-2-28)白底陶瓶的一个缺点是颜色易褪,因此不常用于日常器皿,后来主要成为妇女使用的家居装饰,以及用来盛放祭祀的橄榄油。

图1-2-28 阿提卡白底彩绘式酒罐局部,意大利南部,约公元前490—前470年

古典时期的绘画艺术包括瓶画、板画和墙画,同时也出现了希腊化时期盛行一时的镶嵌画的萌芽。在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所建造的赫淮斯托斯神庙(Temple of Hephaestus/Hephaisteion)和画廊(Stoa Poikile)中皆有绘在大型木板和墙壁上的纪念性绘画。(22)在希腊以外的地区也发现了一些大型墓室壁画,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帕埃斯图姆(Paestum)的“潜水者之墓”(Tomb of the Diver)。该墓的墓室由五块石灰石板组成,组成四周墙壁的四块石板上均绘有宴饮的情景,屋顶上还绘有一名男子纵身跃入水池的场面。(图1-2-29、30)在当地留存至今的同时期希腊墓葬中,这是唯一绘有人物图案壁画的墓葬。(23)由于帕埃斯图姆位于当时希腊人与埃特鲁里亚人之间的边界地带,而且埃特鲁里亚人流行在墓中绘制壁画,这座墓葬也很可能受到埃特鲁里亚墓葬文化的影响。

图1-2-29 “潜水者之墓”西侧墙壁人物像,约公元前470年

图1-2-30 “潜水者之墓”顶部壁画

到了希腊化时期,马其顿墓葬中同样不乏大型壁画,例如维尔吉纳的一处马其顿墓中有一幅“哈得斯掳走珀耳塞福涅”(Hades abducting Persephone)。传说冥王哈得斯对得墨特尔(Demeter)之女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一见钟情,就告诉了宙斯,两人合计在少女游玩的时候突袭。某日,珀耳塞福涅与女伴在花园嬉戏玩耍,哈得斯突然出现,令地面开裂,他顺手将少女掳走。壁画中心是哈得斯一手抱着珀耳塞福涅,一手驾车,左侧是奔驰的马匹和一位冥界引路人,右侧是珀耳塞福涅惊惶失措的女伴。画面整体色调以不同程度的红色为主,线条描绘有素描一般的笔触效果。相比古典时期的前辈,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对光有了更多的感知,通过透视与明暗手法的处理获得的立体效果,在马车、人物的头发、衣褶处尤为突出。这幅壁画依然以希腊神话为主题,但人物的处理和互动更为生动鲜活。(图1-2-31)

图1-2-31 维尔吉纳马其顿墓壁画,约公元前340年

军事活动也是马其顿壁画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希腊勒夫卡地亚的一座马其顿墓中有一幅武士图,图中骑士身着希腊—波斯混合式装束,策马前行,用手中的长矛刺向对面惊慌之下以盾抵挡的对手。(图1-2-32)在勒夫卡地亚的另一处马其顿墓葬中,一面墙上绘有马其顿式的盾牌,盾牌中间是类似于太阳的图案,四周有花环围绕。盾牌下面是两片胫甲,左右各有一顶头盔,墙上还悬挂着两把剑。另一面墙上也绘有盔甲的图案。这类军事题材的壁画说明墓主人卢桑和卡里克勒斯(Lyson and Callicles)出身行伍,画家通过模拟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环境,为其描绘了一处往生的居所。(图1-2-33)

图1-2-32 勒夫卡地亚马其顿墓中武士图,约公元前310—前290年

图1-2-33 卢桑和卡里克勒斯墓壁画,约公元前250年

希腊化时期在绘画领域的新成就是镶嵌画艺术。希腊早期的卵石镶嵌画出现在奥林图斯(Olynthus)、科林斯等地。(24)至公元前4世纪晚期,卵石镶嵌画工艺在马其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中的代表作便是都城培拉(Pella)两处贵族宅邸中发现的大幅镶嵌画“猎狮图”和“猎鹿图”。

“猎狮图”描绘了两名贵族男青年狩猎狮子的场景,其中人物和狮子以白色为主色调,用少量的红色和黄色作为点缀,与黑色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照。位于图画中间的狮子鬃毛直立,向前俯身意欲扑咬,形象逼真。两旁的狩猎者全身赤裸,丰满紧实的肌肉表现出体态的健美。面对凶猛的狮子,两人拔剑相对,毫无惧色。整幅画面虽然仅有四种颜色,却通过深浅色调的对比而细致地勾勒出人物动作的细节,将狩猎的紧张气氛展现得淋漓尽致。(图1-2-34)

图1-2-34 马其顿卵石镶嵌画“猎狮图”,希腊培拉古城,公元前4世纪后期

在另一处宅邸中发现的“猎鹿图”同样描绘了狩猎的场景,但不同的是,艺术家在狩猎的场景四周还设计有波纹和花朵图案的饰带,使整幅画面更具有观赏性。(图1-2-35)狩猎和宴饮是马其顿男性贵族日常的主要活动。这些马赛克镶嵌画都铺设在宅邸宴饮厅的地面上,可见是为精英阶层的宴饮活动营造专门的氛围感。

图1-2-35 马其顿卵石镶嵌画“猎鹿图”,希腊培拉古城,公元前4世纪后期

到公元前3世纪时,镶嵌画的材料由天然卵石逐渐演变为花岗岩、玻璃、陶土、黏土等材料制成的嵌片。这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希腊化时期以精细和写实为特征的整体艺术转向,因为卵石的特性无法满足主题和色彩的更高要求,而且卵石也容易褪色。另一方面,相对廉价的其他替代性材料可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一些人追求装饰材料的多元性,将多种原材料结合使用。

公元前3世纪后期还出现了色彩更为艳丽的镶嵌画作品,例如艺术家索菲罗斯(Sophilos)创作的一幅女性镶嵌画像。(图1-2-36)索菲罗斯还开创了镶嵌画工艺的新技法,即被罗马人称之为“蠕虫状纹样”(opus vermiculatum)的镶嵌工艺。之前的棋盘状纹样(opus tessellatum)采取直径1厘米左右的直角大嵌片,蠕虫状纹样则是以2—3毫米为边长的小嵌片排列于弯曲的蠕虫般的线条中。

图1-2-36 索菲罗斯所作的女性镶嵌画像,埃及特穆伊斯(Thmuis),约公元前200年

至公元前2世纪,镶嵌画最流行的地方是爱琴海南部的提洛岛(Delos),目前已在当地发现大约350幅镶嵌画。(25)提洛岛镶嵌画的代表作是一幅酒神狄奥尼苏斯骑豹图,采用的正是蠕虫状镶嵌工艺。(图1-2-37)

图1-2-37 狄奥尼苏斯骑豹图,提洛岛的“狄奥尼苏斯之家”(House of Dionysos),公元前2世纪后期

古风和古典时期的公共建筑,例如神庙和卫城,服务的对象是公民集体。但到了希腊化时期,艺术更多的是为统治者效力,王公贵族的住所和墓地皆精美奢侈。古风和古典时期的艺术家们在塑像时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展示理想的身体,希腊化时期的雕像更注重对人物表情和内心世界的刻画,视觉艺术语言更为丰富。在希腊化时期,镶嵌画成为绘画领域的新成就,在主题和色彩上都迎合了当时以精细和写实为特征的整体艺术趋势。这些艺术形式上的新发展所反映的正是希腊化时期的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特征。艺术品不仅是城邦中供人瞻仰的纪念物,更是人们的日常用品。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能从艺术元素中汲取所需,满足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不同方面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