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晋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

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严重地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变化通过曲折的途径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使得被高尔基称为“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的文学出现了山水这一重要内容。

一 经济生活中心的转移：江南庄园的兴建

汉末以来社会经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一度很活跃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城市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受到严重破坏，而以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出现的庄园经济开始兴起，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下面简单地勾勒一下这一历史过程。

在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已出现了诸如临淄、邯郸、宛、陶等这样的城市。在秦汉疆域统一的条件下，城市经济和商品交换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详细记录了当时各地大小城市繁荣的商品交换状况及四通八达的贸易网。他说，各地区所生产的不同物品，“皆中国人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又指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这正反映了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在汉武帝之后，城市经济及商品货币关系虽时有起落，但基本上维持着它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却是以“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更无立锥之居”（《汉书·王莽传》）、“土地布列在豪强”（《东汉会要》卷三一《食货》）为代价的。在沉重的封建剥削和豪强地主的兼并下，“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者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汉书·贡禹传》），于是出现了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中所描绘的情景：

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今察洛阳，资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都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谋生，促成了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但是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却是生产过程的破坏，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终于黄巾起义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各个豪强地主集团的混战。

结果是城市经济瘫痪，“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篇》）。曹魏和西晋时期，虽然城市状况有所恢复，但永嘉之乱又使得“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郛者”（《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洛阳又是一派“旧都宫室，咸成茂草，坠露沾衣，行人洒泪”（《晋书·刘渊载记》）的惨象；长安也是“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晋书·愍帝本纪》）。城市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城市为基地的商品经济自然也随之衰落，商品货币关系也随之萎缩。自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自是后钱货不行”（《三国志·魏书·董卓传》）。魏文帝时正式下令“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晋书·食货志》）。当时连国家官职的出卖也是用绢。所以洛阳有民谣：“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石崇也“下绢百匹”买羝奴（《太平御览·文部一四》卷五九八引石崇《奴券》）。直到“晋迁江南”，亦“钱不普用”（《宋书·何尚之传》）。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概念范畴，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多少会排斥自然经济，使之受到破坏。这一点从汉末“舍本农，趋商贾”的情况中已可以看到。反之，自然经济的色彩越浓厚，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越低。当商品货币关系严重萎缩时，自然经济就在社会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

因此，在东汉末年及西晋永嘉末年，当城市人口纷纷离开易遭战火和谋生艰难的城市转向农村之时，自然经济发展起来。当时在广大农村出现的坞堡、壁等就是社会经济更加自然化的产物。它们实际上是由少数封建主及其部族、依附农民组成的社会单位，是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14]。这一点，从《三国志·魏书·田畴传》及《晋书·庾衮传》中所记录的当时典型的坞堡内部的情况中可以看出。这些大大小小的、以坞堡形式出现的地主庄园，是豪强地主拥有的军事及经济实力的体现，一般都兼有防御及生产的双重职能。西晋时期的占田荫户制，实际上是对豪强地主占有土地及劳动力的事实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它大大促进了私人田庄的出现。石崇的金谷园是一例，他还有“水碓三十余区”“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遍天下”（《晋书·王戎传》）。所谓“田宅”“园田”，都是规模大小不等的私人庄园。坞堡虽然主要出现在北方，但南方也有。《抱朴子外篇·吴失》说：江左豪族“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僮仆成军”，可以“闭门为市”。吴郡由拳县（今松江区境）的华亭别墅也是一个饶有“清泉茂林”之胜的庄园（《世说新语·尤悔》）。永嘉之乱仓皇过江的世族大家以“行主”的资格携众过江，参加了土地掠夺。在仅靠兼并小农难以满足对土地的欲望时，北来的世族们把掠夺的主要对象转到名义上为国家所有的山泽上。“封固山泽”成了东晋以来门阀世族夺取土地的一个主要手段。尽管政府一再下令禁止，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宋书·羊玄保传》）的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地区尤其是三吴地区的庄园经济发展很快，大小庄园盘踞在山泽间，甚至连沿海的小岛上都有他们的庄园。

这些庄园都是以自给自足、自成一套生产体系为其经济特征。像南阳樊氏的庄园多种经营，做到了“物无所弃”“有求必给”。石崇的金谷园“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谢灵运的山居更是无所不备，所以可以“谢工商与衡牧”。这种情况恰如《颜氏家训·治家篇》所记载：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尔。

这种以自给自足的原则安排自己的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形式，与商品流通的联系是薄弱的，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商品货币关系的严重萎缩情况是适应的。

就是这样，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一度很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被自给自足的经济原则取代，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庄园经济支配了当时的经济生活。

二 从都市转向山林

社会经济状况的这一变化，尤其是江南庄园的普遍兴建，使得士大夫们的生活环境及生活情趣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及格调产生了微妙影响，促使山水进入文学作品中。

中国封建城市的建立，主要是出于政治及军事的需要。尤其是秦汉以来，为了便利中央政府对豪强势力的控制，统治者多注意采取政治上“强本弱末之术”，迁徙豪富之家于京都及其附近，“以强京师”。遍布全国的城市不少都是郡县治所，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王侯、官僚、贵族等豪富之家的集居地。两汉时期繁荣的城市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享乐而兴起的，他们对商品经济的需求显然比乡居地主大得多。同时，各种娱乐活动诸如百戏杂耍、魔术、歌舞等，也首先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兴起（参见张衡《二京赋》中对长安的描绘）。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文人集团也往往集中于都市。都市不仅是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也是文化生活的中心。当时文学所反映的内容也大多是以繁华的都市生活为现实依据的。比如枚乘的《梁王菟园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及《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等这类主要以田猎为题材的大赋，表现的都是帝王或王侯的豪华生活场景，虽主要写郊外狩猎燕享之乐，但实际上是贵族们豪华的都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至于像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这类主要以京都为题材的大赋，更直接地与繁华的都市生活及庄严、规整的宫院建筑有关。从汉代冢墓画像石刻上所描绘的当时豪富人家的日常生活画面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娱乐以田猎、燕享、庖厨、歌舞等为主。这些生活内容及生活情趣也都在大赋中得到表现。同时大赋那种汪洋恣肆的笔调、富丽的色彩，都与在都市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审美心理及审美情趣是一致的。

但是经过东汉末年及西晋永嘉末年的战乱，都市已遭到严重破坏，东晋时期虽然也有如建康、广陵、浔阳、宣城等城市，但其繁华热闹远不及两汉的长安、洛阳，“方之汉魏，诚为俭狭”。都市既不能以其往日的富贵豪华吸引人，又是政治旋涡的中心，且易为战火波及；相形之下，远离是非之争，可以过着自由无羁、恬淡幽静生活的乡村自然是令人向往的乐土。而享受这种平静舒适的清福，对于在风景佳丽的江南拥有田庄的士大夫来说，也属易事。特别是东晋以来时局动荡，苦于仕途吉凶难测，即使像王导这样的重臣也有“角巾还第”的打算，像谢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色”，庾亮也曾多次表示“逃遁山海”，更不用说一般士大夫的心情了。他们把乡下的田庄作为退身养心之地，从而与山野泉林朝夕周旋。

士大夫生活环境的变化及对乡居的亲切之感，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及生活情趣上有所表现。都市生活方式及其体现出来的对富丽堂皇之美的追求，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条件——这就是曹魏两晋时期很少有以繁华都市宫殿为内容的大赋的社会原因[15]。建安文人虽有“登台”“游观”之赋，但是那些宫阁楼台并不能以昔日的壮伟气象来打动他们，令他们动情的是游览所见自然风物。西晋石崇宴饮于金谷园，虽然仍是富贵气派，但已很明显地把观赏园中景色作为赏心乐事，自言“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思归引序》）。而到东晋王羲之诸名士兰亭雅会时，则因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故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兰亭集序》），真正如左思所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也倾向于“静”“寂”的境界。正如《老子》所曰“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故而汉人所热衷的种种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娱乐方式退居其次，玩赏静寂山水则成为士大夫寄托情怀、消遣时日的主要方式。

士大夫审美情趣的变化也从他们对城市建筑的审美要求上反映出来。汉代的苑囿内畜野兽，多为猎狩场所，宫室建筑以高大雄伟规整取胜，很少有“曲径通幽”一类含蓄的布置。他们对宫室建筑、都市布局的审美要求是：宏伟、富丽、对称。但到东晋时对都市建筑的审美要求变化了。如王导主持营建建康时就一反都市建筑“制街衢平直”的传统法则，而强调“纡余委曲，若不可测”。当然，这可能是从军事角度考虑对地势的利用，但是其中确实反映了“江左地促，不如中国”，地形环境的变化对城市建筑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要求。由“制街衢平直”“一览而尽”变为“纡余委曲，若不可测”，实际上是由追求宏丽规整之美，转为追求幽雅含蓄之美。同时人们对居住环境的审美要求也注重“自然之神丽”（谢灵运《山居赋》），江南含山带水的自然环境极大地开发了他们审美视野，千姿万态的江南山水为他们提供了众多的审美对象，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审美感受。他们在与山水相游的日常实践中，逐步摸索出自然山水美的规律，并力图依照这种自然美规律来营造庄园。“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栖之意得”，正是这种审美要求的概括，生动反映了江南自然环境对人们审美观念所发生的影响。南朝时期，江南相继出现了不少以观赏为主要目的的园林，一山一石，一水一木，极尽自然之美。绘自然山水之形、传自然山水之神的山水诗画的兴起，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三 会稽：山水诗的摇篮

为了进一步说明江南庄园的兴建对山水诗兴起的影响，以会稽为例。

东晋时的会稽郡即今浙东绍兴一带。这是一个风景美丽的地区。顾恺之说它“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王子敬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因此，“江左嘉遁并多居之”（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王、谢等大族在会稽兴建家业，最初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欣赏山水。长江流域的阳羡溪山的风景之美不亚于会稽，诸名士何苦要舍近求远呢？其中原因应从东晋的政治经济情况来考察。为了维系东晋政局，以王导为首的当权者实行笼络、安抚吴人的国策。阳羡溪山一带是义兴周氏的势力范围，周氏是江南大族，拥有兵权，其对东晋朝廷一直怀着强烈的对立情绪，所以连周勰兴兵叛乱，元帝也“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晋书·周处传》），当然更不允许在土地问题上与当地世族发生危及政局稳定的冲突。所以在“新都（指建康）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居，至若吴郡义兴等皆是吴人势力强盛，不可插入的情况下”，于是渡过钱塘江进入会稽一带建立庄园[16]。故而王、谢大家的产业多在会稽一带。王、谢之外，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余年”（《晋书》本传），戴逵、戴颙“因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宋书·隐逸传》），许询也家于会稽北干山之阳[17]。

这些士大夫经常相约遨游于会稽青山绿水间。谢安常为东道主，许询、支遁、孙绰、戴逵等名士参与其游。至于兰亭雅会，更是千古佳话，以致有人认为自此雅会之后“其俗始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王十朋《会稽风俗赋》）。以谢安、王羲之等辈的政治势力及文坛地位，其一举一动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在会稽的山水间陶冶性情，寄托玄思。孙绰写《天台山赋》，赞美会稽名山；许询有“萧条北干园”的诗句专咏自己的山阳庄园；戴逵、戴勃父子擅画山水，尤其是戴勃“山水胜于顾（恺之）”（《历代名画记》引后魏孙畅之《述画记》）。谢灵运的山水诗多是以会稽一带山水为题材（永嘉距会稽不远），有的还是直接写自己的始宁别墅。这些士大夫的活动造成了会稽在当时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正如司马相《越郡志略》所云：

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萃于越，为六州文物之薮，高人文士，云合景从。而在此之前，文人多集聚在中原地区，江南文化是比较落后的。

大批文人雅士集聚在风景佳丽的会稽地区这一历史事实恰好为山水诗的大量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为欣赏山水是一个审美过程，存在着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叶燮《原诗》曾说：

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远奇险，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历之，而山水之妙始三世。

对于山水诗的创作来说，客观存在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山水与具有高度审美能力的人，二者缺一不可。正如谢灵运所说：

虚泛径千载，峥嵘非一朝。乡村绝闻见，樵苏限风霄。

——《石室山诗》

美丽的江南山水空存千载，无人赏识，只有他这样的士大夫才能以闲暇的心情，花费大量时间心力去玩赏，也只有他们才能用比较精致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山水之美。所以李白简捷地点明：“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送友人寻越中山水》）这种观点或许透着阶级偏见，却说明着一个事实，即山水诗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是既“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士大夫的艺术产品。

因此，当江南庄园经济发展的历史状况使会稽成为王、谢等北来大族产业集中地的同时，它那明媚的山水也成了“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文人雅士们云集之地。欣赏山水美的两个必要条件（审美的客体与主体）都因此具备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会稽可称为山水诗的摇篮。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士大夫们的审美眼光不可能局限于自己的庄园。随着江南由原来“地广人稀”“无积蓄多贫”（《史记·货殖列传》）、未充分开发的情况，变成“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晋书·王羲之传》）,“百度所资，罕不自出”（《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的经济基地，也形成了比较方便的水陆交通，使士大夫走向更广阔的大自然。比如袁山松《宜都记》写道：

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正是江南经济的大力开发、比较便利的交通，使千百年不为人知的深涧奇峰暴露在人们欣喜的目光下，被细致地观赏描绘。像庾阐、李颙等写行旅的山水诗，当时大量出现的以描写当地地形风物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记，如庾仲雍的《湘中记》、盛弘之的《荆州记》等，都与江南的开发有直接关系。

总而言之，随着江南庄园经济的发展，士大夫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情趣都与自然山水有了密切联系。作为“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过程的必然升华物”的文学，也与山水发生了密切联系。因此，自东晋以来，当江南的自然资源得到大力开发的同时，士大夫们也进行着山水自然美的“开发”，创造了山水诗这一艺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