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积极探路 为城市韧性治理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1]当前，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大变局时代的加速演进，城市社会系统正面临各种灾害风险的可能冲击，这既包括自然风险、客观风险、技术风险，也有大量的人为风险、主观风险、制度风险，这些风险及其衍生的复杂不确定性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政府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资源、生态环境承受着更大压力，人口、建筑、生产生活要素的聚集也对各类灾害风险形成放大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城市自身的脆弱性，比如新冠疫情以及近年来一系列极端气候灾害的发生给城市系统带来了深刻影响。正因如此，统筹安全与发展，防范和化解当代城市运行中的风险、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日益重要而迫切，韧性及韧性治理相关的研究探讨也成为学界和政府实务部门高度关注的概念话语。

按照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韧性城市”通常是城市系统及其治理体系具备一种综合能力，能够凭借这种能力有效抵御灾害风险带来的内外部冲击，合理调配资源并快速恢复。在当前学术研究和社会语境下，韧性作为一种系统性能力逻辑嵌入城市治理结构，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功能，提供了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建设思路。一方面，从工具理性的维度分析，韧性思维要求直面城市系统面临的灾害风险，运用智慧化、数字化等技术手段增强城市响应的科学性、精准性水平，体现“器”的观点；另一方面，从价值理性的维度分析，韧性思维强调提升城市治理的参与性、公正性，加强多主体多要素协同联动，促进城市治理的公共理性和介入共识，体现“道”的意蕴。这其中涵盖了治理结构开放、治理流程优化、治理资源整合、治理机制创新等功能价值，培育以信任、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资本，以更好地应对城市灾害风险的冲击。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均有“加强城市应对灾害的能力和提高城市韧性”等相关表述，并制定了具体的发展战略及建设方案，凸显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城市风险治理的政策诉求。

从已有理论研究及实务发展来看，安全韧性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了基础设施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等多个层次，其建设涉及城市规划、应急管理、政策体系等多环节，针对此做评价类研究本身就是一件挑战性工作，也有可能存在争议。本书作者在探索过程中从城市系统的现实情景入手，采取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实证导向的研究路径，以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城市区域为切口，构建防灾减灾的韧性研究视角并探寻政府韧性治理及其韧性评价主题，无疑值得肯定。对此，本人拟提出如下希望，以期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一是中西互鉴、以我为主，探索构建宽视角、多维度安全韧性城市评价与治理的概念谱系、学理分析框架。需要明确的是，韧性概念及其早期成果来自西方学界，被引介到国内并应用到城市安全领域时间不长，我国韧性城市理论研究及建设实践尚处于初级阶段，还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国家战略要求，与国际上先行地区的韧性城市建设相比有较大差距，发展重点与制度支撑体系也有明显差别。故此，应树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研究思路，积极发挥“探路者”角色，探索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安全韧性城市评价分析框架，拓展韧性评估深度广度，合理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理论成果及实践做法，持续提升韧性治理效能，为我国韧性城市理论研究与建设提供靶向准、高质量的政策方案，同时也为世界贡献有中国特色、中国元素的发展经验。

二是深化政产学研合作，加强共建共促共享，推动多学科、宽层次的交流互动和开放融合。无疑，城市的韧性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实中触及多个学科领域，亦是应用型很强的建设内容，考察该对象并做出发展评价需要坚持点面结合、多向观测的研究思路，积极推动搭建合作平台载体。学术性平台有助于聚集韧性评价与城市安全发展相关领域的骨干力量，形成高校科研院所、党政机关、基层单位及各类智库组织联动互促的优势，对韧性治理研究和评估实务工作产生聚合、催化作用。就近年来已掌握的情况来看，党政机关和政研部门对城市如何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工作需求十分迫切，更加关注各地实践经验与工具方法支持；学术界研究也呈现出理实相济的有益拓展势头，更注重提炼城市治理实践创新和实务工作对理论研究的综合支持。据了解，2022年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推出的《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指南》就是前期政产学研合作的一项力作成果，可以吸收借鉴。各类城市治理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和跨部门互动等系列活动，促进了更大范围的交流合作，改变了传统“两张皮”的现象，对于当代城市韧性建设具有特殊作用。

三是聚焦重点、稳扎稳打，凝练总结地区经验与标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召开过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系列安全问题及具体政策做出明确部署。当前，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变化，特别因新冠疫情、系列极端灾害带来的广泛深刻影响，中央对城乡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这其中也包括韧性城市、韧性治理相关的内容表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新时代城市工作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城市韧性治理及其发展评价要聚焦“双高”战略思想，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思维，将地区创新实践与顶层设计有效结合，将数字智能治理与城市韧性治理有效结合，积小步成大步，努力探索城市系统统筹安全与发展的稳健路径。同时，要特别注重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标准、行业标准、工具方法等层面的探索，更大范围地凝聚社会共识，打通学界与实务部门之间的隔阂。

四是群策群力，引导培育安全韧性城市研究及评价领域的社会智库发展壮大。目前，与环境影响评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制度化工作相比，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地区实践来看均相对较为滞后。相关高水平研究智库缺乏，通用的评估规则规范尚未形成，有限成果的质量参差不齐。这种情况与我国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起步较晚、地区发展不平衡、决策者注意力分散有关。正因如此，才需赋予更大开拓空间，给相关领域研究者和有关职能部门发挥引领作用创造补空补缺的客观条件。诚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2]人民是城市治理的主体，也是韧性治理效能的见证者、评判者和评价者，应牢固树立人民主体性观念，发挥人民群众及各类社会平台的参与共建作用。未来需要克服险阻，从多个方面对韧性城市研究方面的智库部门进行精心引导培育，如此假以时日必将结出硕果，为我国城市安全韧性领域知识生产及政府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安全韧性城市评价与政府治理研究》一书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期待，是很好的追探尝试。本书融合理论研究、实践经验与实证分析的综合思路，有的是既成经验的总结提炼，有的研究内容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无论怎样，希望本书能够引起社会对当代城市韧性治理的广泛关注，进一步推动共促共建行动，使当代中国城市韧性治理研究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应邀而做即为序。

童星

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研究中心主任

[1]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46页。

[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