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状况和资料

《号角》是启蒙运动以来“民歌运动”的最大收获，是浪漫派作家阿尔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1781—1831）和布伦塔诺编辑的三卷本民歌集，分别出版于1805年和1808年，共收录了14世纪到19世纪的德意志民歌七百多首；从有文字记载的“最早”[3]到编者生活时代的“最新”，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歌集。随之《号角》研究悄然兴起，因其曾“被加工”，从流传学和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考辨以识本源就成为研究的重点。二百年来的详尽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两位编者虽然做了某些加工，但保留了民歌的原汁原味。这方面最大的成果就是略雷克教授主编、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男孩的神奇号角》（Heinz Rölleke[Hrsg.]，Des Knaben Wunderhorn，Verlag W.Kohlhammer，Stuttgart，Berlin，Köln，Mainz，1979），共9册。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每首歌都作了正本清源的版本考证，并提供了原文，包括有歧义的不同原文以及前人评价。对其中的史实、典故乃至印刷错误都作了说明，为研究《号角》打造了最坚实的基础。此书还被收入布伦塔诺的历史评注版全集（Clemens Brentano，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hrsg.Von Jürgen Behrens，Konrad Feilchenfeldt，Wolfgang Frühwald，Christoph Perels und Hartwig Schultz，Verlag W.Kohlhammer，Stuttgart，Berlin，Köln，Mainz，1975），本课题就采用了这个版本。至于对《号角》文学方面的研究，可能因为它的“简单”，学者们很少涉足，一般只见于文学史的叙述。

德国的各种德语文学史、包括东德的文学史都肯定了《号角》的经典地位。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和海涅虽然对浪漫派多有批评，但都高度评价这部浪漫派的成果。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更是充分肯定了其文学史意义，他说：“这部民歌集不但在文化史上具有极大的意义，而且在德国抒情诗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上，也普遍地引起轰动……本世纪的德国抒情诗之所以胜过法国抒情诗，大概是因为它摆脱了一切绮语浮词，而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儿童的魔号》的影响。”[4]可惜它在中国学界还罕有问津，至今还没有中译本。

对于布伦塔诺、艾辛多夫和海涅三位诗人，在德国学界前两位较为寂寞，海涅本来争议多多，现在也归于平静。对他们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文集的出版，特别是评注本全集，集中顶尖的专家学者，从文本考订到史实、典故、词义等都有详细的注释，属于重大工程，耗时久远，比如上述布伦塔诺的文集已经搞了三十多年，至今没有出齐，海涅的则刚完成不久。本课题尽可能地采用了这些最新、最权威的成果，同时参考了其他版本。

整体说来，德国学者多做《号角》以及布伦塔诺、艾辛多夫、海涅的个别研究；把它们一线贯穿、分析其间的内在关联、加以系统整体性的考察，以笔者浅陋，动笔之初还未见到。在中国学界，对布伦塔诺和艾辛多夫的研究尚少，对海涅也还未能呈现其艺术全貌。另外海涅在德语文学史上属于“青年德意志”，跟布伦塔诺、艾辛多夫这些浪漫派分属不同派别和时期。现在笔者从他的实际创作出发，打通“分期”造成的区隔，将其归入《号角》的流脉，同时以中国学人的视角、华夏民歌的背景对这三位诗人进行研究，或可拾遗补缺，这是笔者着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