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立意

《〈男孩的神奇号角〉与德意志浪漫主义诗歌》，是上一本《德国浪漫派与中国原生浪漫主义》的延伸，前者重在浪漫派[1]的理论，这里重在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流脉，意在对19世纪上半叶的德语诗歌发展给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具体到本课题，是从德国[2]浪漫派诗人编辑的民歌集《男孩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以下简称《号角》）入手，从社会、文化和文学等角度进行考察，进而论证它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以及一代新诗风的形成。在搞清浪漫主义诗歌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说明民歌对文人诗的孕育、滋养以及它的诗史意义。阐释学告诉我们，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但没能为作者的主观意图所穷尽，而且还会被不同的读者抽绎出新的意义，他们根据个人固有的“前理解”（Vorverständnis）对文本作出自己的解读，而作为中国学人我们最根本的“前理解”就来自中国文化。于是笔者就想把这种本来无意识的、潜在的认知结构转化为自觉的“对话”，以华夏民歌及中国诗史作参照，对几个世纪前的德国文本做出自己的阐释。鉴于中西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同的话语规则，笔者尽力避免简单的以中释西或“硬释”，仅只同类同质间的“色差”进行比对，对有可比性的若干点进行解析，特别是就东西相通的“文心”进行相互阐释。当然对于一个德国文学的题目，运用西方的理论显得更为直接得力，所以这里就有“杂糅”和“交叉”的意味，希望能成为跨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

本书绪论和正文四章。绪论概述跨文化阐释的背景，介绍华夏两部最重要的歌集《诗经》和《乐府诗集》，说明其社会、文化和诗学的意义，证明华夏民歌不仅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同时还奠定了中国诗学的基础。接下的四章主题分别为《号角》、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778—1842）、艾辛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号角》是德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基石，后三位则是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布伦塔诺还是《号角》的编者之一，他们都受到民歌的沾溉和滋养，把民歌三昧化入自己的创作，写出真正具有德意志民族风格和气派的诗歌，改变了当时的诗坛风向，形成了新的“民歌风”主流审美趣尚。内容上涵盖了对这三位诗人及其创作的新阐释、新评价，特别是对海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