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综述
荆楚位于中国内陆中部偏南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其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地域特性使其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调色盘”，调和着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文化原色，既实现了南方民族文化的融合，也推进了中原文化与蛮夷文化的交流，自身也形成了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特性[7]。荆楚文化十分具有中国特色，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荆楚文化外译词条”中将其翻译为“Jing-Chu culture”。在Web of Science外文文献检索平台以“TI= digital memory and SU=Jing-Chu culture”为检索式，截至2023年7月15日，暂未检索到与这一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外文研究成果。
记忆研究在西方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关于记忆的建构观也有着极为丰富的论述。为获取与本书研究主题相关的理论研究文献，在Web of Science、Semantic Scholar外文文献检索平台以“SU=digital memory construction”为检索式，检索并筛选出与主题直接相关的人文社科类文献。经研究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视角较为多元，集纳了集体记忆、媒介记忆、档案记忆、历史记忆、记忆建构等多种研究视角，充分显示出多学科参与研究的特性。
（一）数字记忆建构的多元化研究
在集体记忆建构的研究主题中，Anu Harju考察了粉丝在YouTube上的在线哀悼行为，重点关注集体记忆和记忆的集体构建，同时将网络学与批判性话语分析相结合，将分析重点放在用户评论上，在互动中展现过去并对意义进行阐述[8]。Taha Yasseri、Patrick Gildersleve和Lea David探究通信工具的技术中断，如大规模印刷技术的发明大大改变了我们存储集体记忆和与集体记忆互动的方式，而互联网和基于网络的信息通信技术也极大地改变了数字时代形成和塑造集体记忆的方式，以及目前研究集体记忆的方式[9]。Karl Gustafsson将维基百科概念化为一个集体记忆构建的网站而提供了对互联网调解潜力的见解，作者认为维基百科的指导原则是努力建立基于中立观点的记录，这与历史决定论所建议的应该促进和解的观点相呼应[10]。Astrid Erll认为，记忆研究领域在显性（意识的、纪念的、官方的）集体记忆这个可见领域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程度上隐藏的“隐性集体记忆”世界，其元素包括叙事图式、刻板印象、框架模式或世界模型，这些通常不被明确知晓或处理，但会代代相传，以便在新的情境下塑造感知和行动。论文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媒体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和记忆史的方法，为未来跨学科的内隐集体记忆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借鉴[11]。Michael A.Peters和Tina Besley则探究了数字档案对于集体记忆、机构历史和云端政治的意义。在数字世界里，档案被用来描述成一个作为存储“数据”和“信息”的机器可读位置，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现有的机构，使人们能够广泛地获取其嵌入的知识，并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研究[12]。Markus Lundström 和Paola Sartoretto研究了在一个传播加速的时代中，社会运动是如何在数字媒体平台表达和构建集体记忆的，并通过对巴西无地运动的集体记忆以及MST调解的农村暴力经历进行实证调查，对“短暂的媒体”构建集体记忆的时间联系进行了结论性讨论[13]。
在数字媒介与记忆建构的研究中，Zeynep Özarslan从概念上审视了数字记忆的商品化过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其物质和非物质基础，认为两者从根本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作者认为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保存、回忆和遗忘过去的传统，为个人、社会和企业提供了新的数字工具和平台来记忆、删除和收集数据。随着新媒体的融合，记忆在具有个人和局部特征的同时，获得了全球性的特征，并转变为数字媒介的记忆。网络和云计算技术的进步使数字记忆能够在网络空间中无限地被索引、存档、流通和处理，为记忆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14]。Yuqi Chang采用案例分析法、半结构化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对15名网易云用户进行了深度访谈。作者基于“场景—符号—仪式”三重结构，对网易云年度聆听报告进行分析，可见其从场景回忆、符号意义和仪式共鸣三个维度对数字记忆的场景化构建，在强化用户情感认同的同时实现了品牌传播的良好效果，也同时指出了年度听证报告在量化个人偏好、侵犯数据隐私等方面存在的潜在问题[15]。Silvana Mandolessi指出媒介记忆正在转向数字记忆，而场所在数字记忆的塑造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数字技术不仅使我们能够构建更多“场所记忆”，还为我们探索空间与地点如何继续在我们理解、塑造和与过去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提供了新的途径[16]。Kai Khiun Liew等探究人们如何利用Web2.0技术对铁路记忆进行归档和共享，发现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媒介记忆不仅重构了人们对该铁路的记忆，而且将记忆建构的主体由媒介推及拥有媒介的所有人[17]。Denis S.Artamonov阐释了数字记忆理论与媒体记忆的不同，指出在数字环境下，集体记忆的媒介化过程导致媒介记忆成为一种构建关于过去观念的特殊虚拟机制，并指出媒介记忆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现象，不仅具有交际记忆、文化记忆和数字记忆的特征，而且其传播手段的变化导致了记忆内容及其再现方式的转变[18]。Gökçen Başaran nce认为，新媒体不仅带来了记忆渠道的多元化，而且可以充当“另类媒体”以加强反记忆，为从属和被压抑的人提供发声的机会，同时，新媒体也可能形成多元记忆文化的先决条件，并缓解人类的身体记忆[19]。
关于记忆建构策略的研究多从修辞学、社交媒体、认知心理学等视角进行。修辞学视角的纪念形式研究对确定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至关重要。Aaron Hess检视了四种网页记忆形式以探讨互联网中记忆的物质性建构，并通过个人制作的网络纪念馆来理解网络纪念中“9·11”事件的各方反应。研究发现，这一纪念形式具有纪念性和附属标志物的双重修辞功能[20]。Timothy Recuber则针对灾难事件之后的网上纪念仪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在线纪念为集体记忆建构创造了无数可能，并指出虚拟的纪念活动与集体记忆的生产性消费趋势之间存在联系，例如用户可以为在线纪念活动捐款以寻求自助性治疗和情绪宣泄[21]。Stefania Manca研究调查了三家著名的大屠杀博物馆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提高公众对历史和纪念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发现大屠杀纪念和大屠杀教育逐渐依赖于数字技术，这些数字技术让人们沉浸在对大屠杀的沉浸式、模拟式甚至反事实记忆中。因此，研究重点关注这些社交媒体档案如何在页面内容和关系层面吸引公众，同时根据生成内容、交互性和受欢迎程度分析了它们的传播策略[22]。此外，认知心理学领域对数字文本与记忆容量关系的探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记忆策略。数字文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之间通过超链接的内在联系，从而产生非线性超文本。Debora I.Burin等评估了超文本结构、先前领域知识对数字叙述文本理解与导航的影响，通过认知负荷框架探讨了工作记忆容量在导航决策支持和情景模型构建中的重要作用[23]。Roberto Arnau Roselló则以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纪录片电影为研究对象，对其中记忆的视觉运用和对过去的再现进行反思：一是二战宣传纪录片，在历史传播中作为宣传片修辞的基础；二是当代非虚构电影，有其自我反思的、主观的散文形式；三是网络纪录片，作为一种混合多媒体格式的最新表现形式，本质上是解释性的[24]。
在社群知识创造和记忆研究方面，Mary M.Somerville和Dana EchoHawk认为图情档之间的协作关系可以有效地吸引文化社区成员参与数字知识的协作建设，走向具有社区意义的数字知识的共同创造。奥拉里亚图书馆科罗拉多和西部（Colorado & The West）中心的一系列共同创造方法说明了合作的价值。实例分析表明，包容性的、社区生成的数字知识活动可以形成对过去和现在的解释与叙述，从而影响对未来的建构[25]。Sandra McWorter Marsh等论述了社区数字化、数字扫盲、文化遗产和社区记忆的关系，通过对芝加哥华裔美国博物馆社区信息学研究人员与社区合作进行研究，解释了信息和通信技术丰富的大型大学和图书馆采用社区信息学方法，有助于完成社会各部门的信息革命，从而通过与基层合作提高社会的知识水平[26]。Daniel H.Mutibwa讨论了在文化或集体记忆的构建、解释、表现、流通和保存中，档案和表演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数字遗产资源的使用，以期激活社区和地区特征。通过对两个英国遗产项目的案例研究，探讨了上述相互作用是如何促成与鼓励人们对意义和记忆的不同做法的，并提出当地的、另类的、自下而上地讲述和重现过去的方法不仅对旨在挑战主导的、霸权主义的、制度性的叙述和过去版本的社会政治层面产生效用，也是一种理解、代表、记忆和重现有意义的过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27]。Mykola Makhortykh等则使用主题建模来分析俄罗斯博客平台LiveJournal上与苏联战胜纳粹70周年相关的纪念话语的大量互动数据，考察了自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俄罗斯媒体和记忆系统所经历的变化[28]。
此外，还有诸多针对数字记忆的项目经验研究。Antonella Fresa、Börje Justrell和Claudio Prandoni针对记忆机构所面临的电子文件及媒体内容信息转移时的质量标准问题，深入阐释了PREFORMA项目的研究，重点关注其标准实施质量的关键因素，以及围绕一系列实用工具，各种利益相关者团体如何共同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生态系统[29]。Toong Tjiek Liauw讲述了印尼佩特拉基督教大学图书馆发起的“泗水记忆”社区外展计划，该计划重点在于保护泗水市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尤其强调利用相关遗产材料的数字资源以吸引用户社区和外部社区[30]。Livio Sansone主要介绍了非洲和非裔巴西人记忆数字博物馆，并指出数字博物馆对非洲艺术、文化的知识和记忆具有更广泛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涉及非洲在其自身散居地的重新发现或重塑；另一方面，通过与非洲多方机构的合作计划，为非洲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数字遗产[31]。Elisa Beshero-Bondar和Elizabeth Raisanen研究了数字转向对女权主义者的深刻影响，并将数字米特福德项目定位为继奥兰多项目和女性作家项目对女性作家的大规模调查之后的下一个发掘阶段，同时论文以米特福德的文学和社会网络为中心，展示了对一位女性作家的挖掘如何有助于为文学史学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32]。Laura Tull研究了大辛辛那提记忆工程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万维网访问大辛辛那提地区的当地历史资料。作者初步重点讨论了1940年以前与当地地标和事件有关的照片和明信片，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不同机构之间合作组织项目提供建议，以指导其有效地利用资源，以及提供首次数字影像项目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纲要[33]。Jinying Li讲述了中国纪录片集体民间记忆项目，该项目主要组织年轻的电影制作人回到家乡采访长辈，挖掘他们在1959—1961年这三年毁灭性的中国大饥荒中的记忆。该项目通过数字格式的集体电影制作产生了一种参与性表演，在电影制作过程和拍摄主题中表现出自我反思的表演性而非透明的真实性，正是这种表演性在过去和现在、个人和集体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展示了数字制作对拍摄主题的深刻影响及其社会政治含义[34]。
（二）数字记忆视域下的集中研究成果
通过Google学术、百度学术等进一步的文献检索和文献细读发现，“数字记忆”其实尚未形成专门性、系统性的研究，且概念还不清晰和明确，但“数字记忆”一词的确时常出现在各种题名或表述之中。例如《美国档案与记录管理局的数字记忆保存》（Preserving Digital Memory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of the U.S.）中的“数字记忆”主要讨论的是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的电子政务档案资源的数字保存问题[35]；国家数字保存联盟NCDD（National Coalition on Digital Preservation）的第一项任务是对科学、公共媒体、文化遗产部门和政府的数字保存情况进行全国性的扫描，其研究刊物即命名为《我们的数字记忆的未来》（A Future for our Digital Memory）；Livio Sansone在《非洲脆弱的遗产和数字记忆》（Fragile Heritage and Digital Memory in Africa）一文中主要论述的是关于非洲文化遗产的记忆问题[36]。可见，大量关于记忆的表述已经触及媒介或档案数字化的进程，形成了“数字化的记忆”这一研究视域，而在这一视域之下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集中体现在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温哥华召开的主题为“数字时代的世界记忆：数字化与保存”国际会议所形成的一系列论文中。
《数字时代的世界记忆：数字化与保存》探讨了在数字时代如何保护世界记忆这一重大议题，重点论及数字文献遗产的永久获取性问题。论文集共收录了131篇论文，所涉“记忆”含义较为广泛，涵盖了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数字遗产资源，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现实遗产的记忆保存，另一类是基于网络遗产的记忆保存，但两者并非决然分开，而是时有交叉。
在现实遗产的记忆保存方面，既包括现实社会实体资源向数字化的转换，也包括原生数字资源的保存。Mitra Samiee和Saeed Rezaei Sharifabadi探讨了伊朗图书馆的“国家数字记忆”保存项目构建范例，提出数字保存包括安全存储和永久访问两个步骤。一方面，为了确保数字对象的安全保存，需要一个专门用于长期维护的数字档案，既保存位流，其格式和元数据又被注册以确保描述和检索；另一方面，数字存储介质是脆弱的，需要制定一个精确的程序来备份和更新软件、硬件和新的信息载体，还应考虑并制定诸如迁移、转换、规范化和仿真等策略以确保这种永久性的访问[37]。Ravi Katikala等探讨了如何帮助厄瓜多尔东部的土著印第安人在互联网上保存他们的数字遗产与文化，以指导土著社区走向数字自决，使土著人独立地利用科技手段保存、分享他们的记忆。其中讨论了诸如数字自主、专有文件格式、托管给云服务提供商的材料控制、国际数据导入/导出、内容所有权/许可及知识产权等问题。作者提出“档案系统的价值就在于输入数据的价值”，但由于相互竞争的经济和法律力量可能对内容、数字化、所有权和允许使用产生不利影响，数据会面临一系列风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通过保护存档的医疗数据、隐私和宪法权利，鼓励土著村庄从医疗旅游中分享他们的文化遗产[38]。Adam Rabinowitz等探讨了考古研究领域对日益数字化的文献资料和长期馆藏数字文件的依赖性，认为由于考古调查是破坏性的，因此挖掘记录提供了背景关系的唯一证据来源，同时也揭示了数字考古记录受到技术变革、设备故障，以及元数据不足等的威胁，并对古典考古学研究所和得克萨斯高级计算中心的合作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以提供确保数字考古记录长期保存和可访问性的策略[39]。Ivan Chew和Haliza Jailan介绍了新加坡记忆项目（SMP）旨在收集、保存和提供新加坡的知识材料，以讲述新加坡的故事。探讨了其在面对多元化机构收集记忆资源时所遇到的方法、问题和挑战，详细论述了通过“在线社区”等群体以“众包”形式收集记忆和形塑内容的方法，以及社交媒体尤其是Facebook、Twitter和Blog是如何从最初的项目参与平台成为收集网上记忆的补充性扩展，又是如何给数字保存带来挑战的[40]。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案例中社交媒体功能性的转化实际上已经模糊了现实记忆资源和网络记忆资源之间的界限，并将线上和线下活动统一起来。
在网络数字资源的记忆层面，Kenneth Thibodeau针对网页的数字保存提出了数字记忆所面临的艰难挑战，一方面数字信息不同于记录在石头、泥板、纸或其他“硬拷贝”介质上的信息，数字记忆具有多态性，包括物理介质的易变性、数字对象边界的不确定、存储内容与呈现内容关系的复杂性、数据对象利用的处理性需求，这要求数字记忆不仅是保存数据对象，还应当有正确和恰当处理数据的能力；另一方面数字信息还处于一个持续变化、开放多维的语境中，保存数据的难度与复杂性会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增强，这都需要探索多面和动态的数字保存方法[41]。Liu Hua等以Web InfoMall和WICP网络存档项目为例分析了中文网络资源的体系结构。研究表明，中文网页、网站以及域名的分布与全球互联网都遵循近似相同的规律，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且在内容收集、长期保存格式及实现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42]。Matt Holden对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Ina）与法国国家图书馆（BnF）的定期存档工作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如何使用仿真/迁移技术来帮助保留过时的格式，希望能够阐明网页存档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以及如何有助于制定和优先考虑长期保存的策略[43]。
二 国内研究综述
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主要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为检索平台，以“TI=数字记忆and SU=荆楚文化”为检索式，截至2023年7月15日，尚未检索到与这一主题直接相关的中文研究成果。为支撑“荆楚文化数字记忆建构与传播”的研究，将这一研究主题细分为“数字记忆建构研究”“数字媒介记忆研究”“荆楚记忆研究”三个方面，对所获得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其中，“数字记忆建构研究”是从建构论视角对数字记忆进行研究的普适性理论成果，为本书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数字媒介记忆研究”围绕传播学视域中的数字媒介记忆特征和数字媒介记忆研究的特定主题，为荆楚数字记忆研究提供传播学的理论背景分析；“荆楚记忆研究”明确了以荆楚为记忆对象的研究范畴，从多层级视角、多主题透视荆楚记忆相关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入理解荆楚文化数字记忆建构问题。
（一）数字记忆建构研究
经过文献研究发现，“数字记忆”的表述常出现在项目式的构建之中，且“建构”一词在不同场合多与“构建”混合使用，尽管两词在具体语境的使用上存在差异，但在语义上确有相似性，且不排除研究者在语词运用上出现含混与模糊的可能性，故文献检索采用了“TI数字记忆or数字记忆工程or数字记忆项目and SU=建构or构建”的检索式，收集到的文献主要涵盖了数字记忆建构的理论、数字记忆建构的方法、数字记忆项目建设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1.数字记忆建构的理论研究
相较于世界范围内各种数字记忆工程成果的涌现，关于数字记忆建构的理论研究显得较为滞后，还缺乏对数字记忆的宏观性、整体性、系统性认知，“概念化、体系化程度均显不足”[44]，大部分研究更倾向于对记忆实践项目自下而上地经验梳理与总结，对其进行概念阐释、模型提取，却不太重视自上而下的理论构建。同时，数字记忆又是一个集纳了不同领域专业知识的记忆建构场所，不同学科从各自专业视角参与了对数字记忆及其建构的研究，目前研究视角主要着眼于数字记忆与本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如社会学、传播学侧重于分析网络新媒体环境下，数字化如何影响社会记忆的形态以及社会的变迁，也有一些学科正在逐步深入到数字记忆的本体研究中，如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正在从以数字记忆项目为中心、以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为重点的“档案资源型”转向以基础理论、发展导向等为主的“理论阐释型”[45]。总体研究深度上的局限性导致对数字记忆的概念本身缺乏明确的界定，关于数字记忆建构的理论性研究更为缺乏。
以“TI=数字记忆建构”为检索式，检索到最新文献《参与·网络·仓储：记忆实践路径下的数字记忆建构》，该论文具体阐释了数字记忆建构主客体及其关系的变化，以及如何经由中介弥合建立统一的数字记忆建构体系，指出主体层面可在“参与传播”语境下进行数字记忆共建，客体层面可通过“数字化迁移”与“网络化连接”实现数字记忆再生产，中介层面可借助“数字人文仓储”构建全新记忆平台[46]。最早从理论上对数字记忆建构进行较为系统梳理的《数字记忆建构：缘起、理论与方法》一文，在分析数字记忆建构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的基础上，指出数字记忆具有建构的基本特征，在记忆建构主体层面呈现出面向数字遗产、数字知识、数字人文的建构观，并从宏观视野层面提出主体逻辑、数据逻辑、技术逻辑的建构维度[47]。从档案学视域对数字记忆研究脉络进行总结的《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历史脉络、研究取向与发展进路》一文，指出数字记忆研究取向具体表现为记忆构建的阐释取向、基于档案管理的资源取向、记忆功用的知识取向和学科发展的融合取向，文章虽未深入对数字记忆建构本身进行研究，但强调了应转变资源取向的研究重点、强化知识取向的深层意义、注重阐释取向的可延展性和理顺融合取向的概念问题这四个数字记忆研究的发展进路[48]。此外，《基于数字记忆保存的网络信息存档实践进展研究及启示》一文则针对网络信息存档明确提出基于国家、机构、社群、个人四个层面的数字记忆建构目标[49]。
2.数字记忆建构的方法研究
方法层面的数字记忆建构研究包括如何以数字化方法建构社会记忆以及如何构建数字形态记忆两种不同的视角。前者更偏向于抽象层面的记忆建构方法，例如在数字人文理论视角的参照之下，探讨数字记忆的内涵、架构和方法论特征，辨析两者在基本面上的重合表现，以及现实情境中的部分不重合，由此提出两者同向推进的具体路径[50]；或从参与者角度考察数字记忆建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与组织形式，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参与式共建模式[51]。后者着重于从应用角度阐释数字记忆这一具体形态的构建问题，如从需求、结构与路径三个层面考察元典数字记忆形态的构建问题，并基于其基本形态结构生发出多重构建路径[52]；从人本主义视角提出构建“人—记忆—技术”三位一体的数字记忆理论框架并探讨其演化趋势[53]；从档案化保护的视角探讨传统村落数字记忆建构路径[54]；在对哥伦比亚特区公共图书馆（DCPL）的记忆实验室项目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对我国有借鉴作用的图书馆参与个人数字记忆保存的经验[55]；总结图书馆数字记忆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并在其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提出进行社会化建构的关键路径[56]；针对当前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开发存在聚合度不高、特征不鲜明、缺乏情感交互等问题，提出具体的开发原则与开发策略[57]。
3.数字记忆项目建设研究
资源建设是“中国记忆工程”的基础性工作[58]，与数字记忆项目相关的文献结果也多与数字资源建设有关。其中“建设”是这一类文献的关键词，而“建构”与“构建”出现较少。由此可以看出，“建构”一般具有特定的语境，对应于较为抽象的事物，“构建”更适用于一个具体的对象，“建设”则指涉的是构建过程中更为具体的行为。此外，数字记忆项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经验总结或项目建设的层面，还缺少对数字记忆项目与社会记忆建构之间深层逻辑关系的系统论证。
相关文献主要探讨了与各种类型记忆项目有关的数字资源的建设问题，最新研究成果大体上包括国家记忆、城市记忆、高校记忆、灾难记忆等类型。在国家记忆方面，“讲好中国故事”这一价值导向被着重提出，国家传播中的数字记忆项目要做好跨语境的传播内容与渠道设计，打造适合国际认知特征的沉浸式叙事文本[59]。在城市记忆方面，有在对浙江历史文化记忆工程现存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汲取区域现有记忆资源、推动多元主体融创发展、开拓资源创新利用体系的路径研究[60]；也有在数字人文与智慧数据双重视角之下，探讨构建双奥数字记忆多重证据参照体系等的策略研究[61]。在高校记忆方面，或针对重庆大学数字记忆项目方案设计提出数字记忆建设六大策略的经验总结[62]，或指出高校记忆信息资源建设实质就是资源建设的数字化过程，它既包括对现行记忆信息资源建设，也包括对历史记忆信息资源的建设[63]。在灾难记忆方面，对我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数字记忆实践的考察，展现了公祭日期间“捐砖”“和平树”和“紫金草”三项互动式线上纪念活动是如何开展的，由此呈现出一个线上公祭空间的特色资源构建过程[64]，但这只是个案研究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关于日本震灾数字档案参与灾难记忆构建的经验则启示我国应加快灾难记忆体系构建进程[65]。
（二）数字媒介记忆研究
在数字记忆的形成过程中，不同学科都参与到数字记忆及其建构与传播的研究中来。传播学领域最初对记忆的研究，突破了早期集体记忆研究将“媒介”与“集体记忆”视为相互独立范畴的局限性，而将媒介作为集体记忆形成的重要机制，呈现出“叙事—话语”的建构主义分析路径和“媒介—技术”的技术分析路径。随着数字传播技术对人类记忆方式的深刻改变，媒介记忆研究也发生着实践转向，即将媒介的新闻生产视为一种记忆实践，突出数字背景下媒介的生产与消费、受众分析、意识形态以及形塑公共记忆的动态过程等社会结构层面的因素考察[66]。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相关研究拓展了数字记忆的丰富内涵与研究广度。
1.数字技术路径下的媒介记忆特征
媒介记忆不仅是媒介与记忆交叉融合而成的研究领域，而且涉及多门学科领域的知识，因而学界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较为宽泛和驳杂。随着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新媒介所推动的各种记忆实践现象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涌现出丰富而多元的媒介记忆研究主题。通过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可以概括出以下几大研究热点：媒介记忆的功能研究；媒介对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塑造策略研究；探索与时俱进的媒介技术为记忆带来的新的可能性[67]。
在数字技术路径下的媒介记忆研究，常借鉴媒介生态学理论，重形式轻内容，关注新媒介技术对记忆模式的影响，数字记忆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向，包括数字时代的记忆生产与传播、数字时代的遗忘与记忆危机，以及记忆数据的争夺与协商等[68]。区别于传统媒介对媒介记忆的掌控，数字时代的网络及社交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全然不同的记忆空间，网民得以自由书写、记录与获取社会记忆，它带来了媒介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却隐性为一种物的“不可见”（无处不在）感知[69]。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数字记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搜索引擎这一记忆术正在成为对集体记忆的宰制，而新媒介技术构建了多元记忆交汇的话语阐释社群，数字时代的记忆场则具有跨媒体性、传播速度、扩散广度、载体形式、多重价值和信息黏度六个总体性动力特征[70]；又如，数字视听媒介具有记忆的可协作性、记忆的流动性、记忆的工业化属性[71]等特征；此外，数字时代媒介记忆的新特征也表现为个体化倾向与“假肢记忆”[72]。这些变化都加速并扩张了媒介记忆的边界与影响范围。
2.数字媒介记忆研究的特定主题聚焦
数字转型背景之下，我国媒介记忆相关研究更立足本土文化建构，并逐步朝纵深发展，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聚焦媒介记忆研究的相关特定主题。
一是聚焦实践转向下的记忆主客体关系研究。传播学视域下的记忆实践研究关注媒介实践的理论与现实探讨，从行动者、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多重维度丰富集体记忆研究的路径[73]。从这些实践视角的路径取向中，可对蓬勃发展的数字记忆实践进行分析重构，从数字记忆主体层面探讨建构主体的相互关系与组织形式，从数字记忆的客体层面探索其对象世界及网络化的再生产路径，从记忆中介层面考察连接记忆主客体的媒介平台及其构建路径，从而经由数字记忆的实践，搭建起反映数字化生存特征的记忆运行机制[74]。
二是聚焦媒介学研究取径的记忆作用机制研究。媒介记忆理论的新取径是基于媒介学的研究方法将媒介视为“技术—文化”的二元整体，以实践取向的过程性视角将媒介内容与媒介形式同步纳入记忆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中，同时，基于互动性的物质性内涵来理解媒介形式对记忆机制的影响，进一步补充完善媒介形式作用于记忆实践的具体方式[75]。在数字媒介技术背景下，媒介形式因技术结构的更迭会改变记忆内容的呈现方式，进而形塑人们对记忆对象的认知；与此同时，记忆主体也会依据记忆对象和文本内容，选择新的媒介形式进行记忆生产和传播，从而对记忆实践产生影响。
三是聚焦网络媒介语境中的个体微光记忆研究。记忆的微光处于记忆与遗忘之间，且偏向遗忘的那一端[76]。在网络媒介的记忆场景中，个体作为网络节点的身份被记忆凸显出来，尤其是经由社交媒体的节点而勾连的记忆，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下放，而是网络大众被媒介赋权的结果[77]，因之“记忆的微光”也就汇集起普通群体的声音与力量。网络媒介将“记忆的微光”聚合起来，让不同时空、代际和身份的记忆主体在新媒介空间中自发地汇聚，连通了集体记忆的建构性和个体记忆的自主性，弥合了二者之间的断裂[78]。由此，网络媒介记忆的个体性书写通过记忆的留存，强化了记忆微光的可见性，传达了日常存在的丰满感；而网络媒介记忆的公共性记忆书写通过吸引个体卷入，也不断深化了公共性内涵和公共性观照的范围[79]。
（三）荆楚记忆研究
荆楚是长江流域的代表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分支，不仅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汇通南北的交通便利，且“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不仅火耕水耨、筑陂灌田孕育出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技术，得扬越和华夏青铜冶铸技术而自成一家[80]，拥有并世无匹的漆木器制造工艺，还造就了闻名中外的老庄哲学、楚辞歌赋，诞生了“辞赋之祖”屈原、“问鼎中原”的政治家楚庄王等杰出人物，这些文明成果及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通过时间的积淀成为荆楚人民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它对形成荆楚地域的社群认同、族别认同，乃至族群认同都有着重要作用。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已日渐明晰，相对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历史事实”，是否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是更能形成族群以及族群凝聚的因素[81]。基于对这一观点重要性的认知，不同学科从不同的层级视角对荆楚记忆进行了多元化的研究。
1.多层级视角下的荆楚记忆研究
由于荆楚地域本身是一个包容广泛的地理概念，它既包括族群[82]意义上的作为整体而生活在荆楚大地上的民族集合体，也可以指具体的某一荆楚民族族别，还可以指荆楚范畴内聚居的地理或文化社群，因此可区分为基于整体族群、基于部分族别、基于具体社群的多层级研究视角。
在宏观层面的荆楚族群记忆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对荆楚文化特质与媒介记忆中的特色荆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例如，对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进行抽象提炼，概括为和合、人本、爱国、创业、奋斗、诚信六个层面，并将其置于当下现实背景之下，剖析荆楚文化的时代价值，进一步结合当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探索如何实现荆楚文化的保护利用[83]；将荆楚文化视为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的代表，将其基本精神和特点概括为“开放性、兼容性、进取精神（含艰苦创业、自主创新、爱国兴国等具体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特色和多元的价值取向等”[84]。
在中观层面的荆楚族别记忆研究方面，由于土家族聚居所形成的清江巴土少数民族文化是荆楚文化的特色，所以研究多集中于对土家族记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考察。例如，以土家族撒叶儿嗬、哭嫁为例，阐释对于缺少文字的民族而言，“躯体化”是形成民族记忆的重要方式[85]；以酉水流域的土家族始祖信仰为中心进行考察，对作为其集体记忆的八部大王传说予以分析，并总结梳理土家族祖源记忆的流变与重构，由此对记忆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进行生动解读[86]；以土家族女性形象为切入视角，对生动具体的女性身体实践样本进行深入考察，并探讨其中的文化隐喻[87]；在对土家族铭刻古籍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对其空间性、符号性、实践性等文化表达进行分析，并探讨记忆编码在这一文化记忆过程之中呈现的内在逻辑关联[88]。
在微观层面的荆楚社群记忆研究方面，有从城市符号到社区记忆要素再到微信公众号内容考察的研究，也有对文旅特色资源所凝聚的文化共同体现象的关注。例如，借由“武汉长江大桥”这一物理媒介进行研究，指出对大桥工程的大密度、持续性新闻传播，使得本身作为交通工具的大桥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一种象征性符号，承载起一个城市的重要记忆[89]；从媒介记忆的视角，探讨荆州方特通过打造这一“东方神话”所具有的媒介记忆特征，深入分析其文化传播的媒介建构过程，以及受众如何形成荆楚文化的记忆共同体[90]。
2.多主题透视下的荆楚记忆研究
荆楚记忆涵盖范围广泛，其研究主题分散且多元，涉及荆楚地域的历史、荆楚民俗、荆楚革命与荆楚文学等诸多相互独立却又汇聚于荆楚记忆标识的研究集合体。
从地域历史与地方记忆研究的视角，武汉园博会地方展园成为当代荆楚文化展示的一个典型性研究样本，研究常将其与地方感联系起来，认为它可通过唤起人们的地方感而传递地方记忆、形成地方文化；作为荆楚文化重要发源地的荆江，在长江文化带建设背景下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正是在此创造出灿烂的楚文化，并在文化演进中形成荆楚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对这一地理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转化研究就成为关注的焦点。
从民俗文化与活态传承研究的视角，将荆楚特色“非遗”[91]作为研究对象，有的以荆楚文化的民间艺术、地方戏曲文化等为方向，如对云梦皮影音乐的楚调汉韵特质和民间戏剧活态保护的方法进行研究[92]；也有的以民间传统手工技艺等为方向，如对荆楚民间绣活及其基本特征进行分析，聚焦绣活技艺传承人并提出特定的要求，包括与普通受众达成价值共识、保持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坚守荆楚地域的文化环境、积极调适自身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认知、勇于创新以适应当代生活，以此更好地实现荆楚民间绣活的当代价值。
从荆楚革命与红色记忆研究的视角，以省政府门户网站系列微纪录片《党史上的荆楚记忆》为例，对融媒体时代政务新媒体如何提升影响力和传播力进行探讨[93]；对武汉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及生成逻辑进行阐释，从文化的物质性、精神性、制度性三个视角对其表现形式进行梳理，并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94]；在对湖北红色文化的独特性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探讨多元文化背景下湖北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并对其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资源碎片化、景区同质化、价值商业化、产出低效化等突出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95]。
从荆楚文学与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文化记忆被认为不仅有群体属性，还有沟通的功能，它往往可以跨越时间的障碍，经受遗忘的考验，达成世代之间的传递与沟通，进而形成群体性的认同感。《唐代巴蜀—襄洛线与文人诗歌创作研究》一文指出，在唐代文人经由任官的宦游、贬谪，私人的游览、归觐等活动，行旅于峡路，知觉其自然风貌与地理空间，并在峡路文化记忆的召唤、辅助下，创作诗歌以记录、感怀，从而建构了唐代峡路的诗性空间。正因为某些私人的经验与前代文人群体层叠积累的诗文传统而形成的记忆，唐人不必亲身访胜，不必亲临峡江，仅基于纯粹的阅读经验与感怀起兴，即可神游虚悬模拟峡路的历史现场和地理空间，使得峡路进入了文本化的状态，形成了与其自然的地理空间若即若离、有所区隔的文学空间。
三 研究述评
从国内外文献研究情况来看，数字记忆的学术话语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具有记忆价值的各类文化遗产和记忆资源的保存中，从时间脉络来看，既有历史文化记忆资源，也有当代文化记忆资源；从空间范畴来看，既有现实空间记忆资源，也有网络空间记忆资源；从资源类型来看，既有原生数字资源，也有非原生数字资源；从资源形态来看，既有可移动遗产资源，也有不可移动遗产资源，既有物质形态记忆资源，也有非物质形态记忆资源。这些不同的记忆资源最终以不同程度的数字化方式得以呈现，它反映了在数字化时代记忆建构的根本性转向。然而，从理论研究来看，数字记忆的专门性研究却尚未形成系统，其内涵和外延也亟待更为清晰地界定。与此同时，荆楚文化作为具有独特记忆资源的地域文化，其数字记忆的建构问题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仅不利于拓展数字记忆理论研究的全局视野，也为荆楚记忆研究在数字化时代的失语埋下了隐患。在与“荆楚文化数字记忆建构与传播”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足的情况下，“数字记忆建构研究”“数字媒介记忆研究”“荆楚记忆研究”的研究成果共同构成了本书的认识基础，为荆楚文化的数字记忆建构与传播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首先，国内外所形成的关于数字记忆的学术话语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以下两种记忆指向：一种指向由计算机信息系统及互联网直接生成的原生数字资源，这符合数字记忆的本初含义；另一种指向非原生数字资源向数字资源的转化，或者称之为“数字化迁移”。这两种指向与各学科的发展及范式的转型有着重要的关联，而电子文件成为一种新的记忆形式，因此社会记忆的建构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数字化转型的框架中，通过“搬家”与“再造”两条路径，共同指向新的记忆媒介[96]。但这两种路径能否进行融合，以及如何进行更好的融合，并统一服务于同一记忆项目的建设需要，还需要在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入探讨、厘清思路，同时找到合理的应用途径。
其次，在记忆的数字化建构框架之下，不同学科从各自研究的视野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议题，为本书提供了多学科的思想资源。从媒介记忆研究的视角，探索了记忆媒介的变革、媒介叙事与记忆策略之间的关系；从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研究的视角，阐述了记忆与知识生产、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从档案记忆研究的视角，探讨了档案机构职能转变、档案资源建设转型、档案工作方法创新等与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国外的研究较为清晰地呈现出遗产保护框架之下的记忆诉求，关注于记忆与遗产的关联，如世界记忆工程就缘起于对文献遗产的保护，进入数字时代则形成《数字时代的世界记忆工程：数字化与保存》这一遗产保护宣言，但对于记忆与遗产的区别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国内的研究则更集中于探讨记忆的数字化转型，以及这种转型背景下各种记忆工程的开展与实施，对文化记忆的研究则更多停留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思辨层面，缺少更为系统的现实性关注。
最后，数字记忆是一个应用性极强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具体对象的数字记忆工程范例，这些实践范例涉及广泛，但却缺少对荆楚文化的关注与记忆建构。国外研究更倾向于对某一具体案例的深入总结，如Europeana的构建、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遗产记忆实践、非裔巴西人记忆博物馆项目等，为本书提供了应用层面的具体路径参考；国内研究则较倾向于梳理某一类型记忆工程的总体特征，主要集中在国家记忆、城市记忆、高校记忆、灾难记忆等类型，对其资源建设、构建方式、资源形成、框架体系等问题进行总结探讨，所形成的学术思考路径为研究荆楚文化数字记忆建构与传播模式提供了理论借鉴。此外，在各种记忆工程的方法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也被广泛地应用于数字记忆的建构之中，两者有时甚至完全融合，不分彼此，从这个层面来说，数字记忆正是与数字人文相交融合，且面向多元学科交汇而形成的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研究领域，它体现了社会人文、新闻传播、档案管理、艺术创新与科技应用等多个领域的交融，深化着数字记忆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开展与实践创新，为人类的记忆实践不断开拓新的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