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本书从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视域，将荆楚文化发展置于中华文化的同一数字化进程之中，以文化记忆、记忆再生产、数字人文等理论为依托，对如何实现荆楚文化的数字记忆，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建构与传播”进行系统性探讨，以探索数字记忆的行动框架与实现思路，不仅具有理论创新性，也具有实践应用的重要价值。
一 研究背景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面向记忆建构的现实趋向与实践诉求，推动着学术界理论的革新和范式的转换，逐步形成了跨学科发展视域之下的数字记忆研究思潮。这一理论的逐步深化与实践的蓬勃开展为荆楚文化的记忆建构与传播研究提供了创新的学术语境与现实土壤。
荆楚文化是中国南方文化的重要代表。“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5]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使其具有重要的记忆价值和传播价值，做好荆楚文化标识的提炼与传播，打造荆楚文化品牌，展现璀璨的荆楚文化形象，是世界文化记忆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面向文献遗产保护的“世界记忆工程”，由此开启了世界各地记忆项目建设的浪潮。记忆项目建设伊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数字化特征，1994年启动的“美国记忆”项目就通过与其同名的多媒体网站提供数字信息。在此前后，一系列遗产保护公约持续推进，使得记忆项目的类型与范围也逐渐从单一的文献遗产领域延伸至涵盖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遗产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从简单的文本、照片等史料资源的数字化转化扩展为包含建筑、街区、实物布局等现实空间资源的数字化综合加工与呈现，从传统的数字资源建设拓展为数字人文技术应用下的文化遗产的可视化，囊括了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城市记忆、乡村记忆、社群记忆、事件记忆等诸多记忆类型的遗产项目，集中呈现出现实实体世界向数字网络世界迁移的总体特征，并用数字化的再生性保护开发延展了实体记忆资源的生命价值。
同时，数字记忆是数字时代的记忆，原生数字资源的生成与传播更体现其记忆的本质。2003年《保存数字遗产宪章》明确了数字遗产的对象和范围，其中特别强调了原生数字资源的遗产属性与保存价值。面向原生数字资源的记忆实践以一系列的网络信息保存项目为代表，在最初的实践中并未凸显其“记忆”之名，只强调互联网信息保存的性质，如互联网档案馆Archive-It项目。随着实践的逐步深入，尤其是201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Twitter保存项目”、2013年大英图书馆的“数字记忆”存档项目、201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数字记忆计划”等网络信息保存项目的启动，更凸显出网络原生数字资源面向记忆建构的需求。这一类项目也逐渐遍及全球，涉及美洲、澳洲、欧洲、亚洲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国家层面、机构层面、社群层面、个人层面的不同层级网络信息保存机制。网络信息保存将记忆的触角延伸至人类数字化生存的虚拟空间，触及更为广泛的数字资源和更为原生态的数字信息，从某种程度而言，更体现出“社会书写记忆”的特征。
全球范围内数字记忆的实践进展已初见成效。在我国数字记忆建构的浪潮之中，也形成了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记忆类型。从2002年“青岛记忆”启动之后，我国100多个大中小城市都已经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城市记忆工程”，高校记忆、乡村记忆、社群记忆、事件记忆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项目进展。此外，还出现了关注大屠杀幸存者、抗战老兵、慰安妇、农民工、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数字记忆实践，也有体现某一文化特征的记忆建构行为，但就总体而言还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断式的记忆。目前对于荆楚文化的记忆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文化特征及精神标识等宏观价值层面，而缺乏对其具体文化形态尤其是数字记忆形态的系统性理论与应用研究。这意味着利用数字方法挽救荆楚文化的记忆诉求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与当下数字记忆建构的国际潮流，与“逐渐消失的地域文化”对记忆建构的迫切需求形成了较大的落差，因此，亟待对荆楚文化进行数字记忆建构与传播的显性研究，从更为具体的研究层面推进荆楚文化传播价值的实现。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记忆作为记忆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研究焦点虽备受瞩目，但其理论研究相比于实践进展却显滞后。21世纪初，作为人文计算概念升级的“数字人文”被正式提出，逐步确立起其学术的内涵与范畴，并在知识挖掘、大众传播和记忆加值等应用方面持续深入拓展[6]。借力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深入对记忆资源的数字保存、文本编码、数据聚合、知识挖掘、信息可视化等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拓展文化遗产的可视性与知识创新的潜能，开拓人类记忆的能力与范畴，为数字记忆的发展带来创新性活力。两者的融合发展相得益彰，既丰富数字人文理论的研究成果，也为数字记忆研究开创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持续深发的路径。
二 研究意义
对于荆楚文化记忆的建构问题在当下数字记忆浪潮之中尚未凸显，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数字记忆工程的宽度与广度还有待延伸，另一方面也与“荆楚文化记忆”研究的学科融合性与实践性不够有关。因此，系统地认识荆楚文化的数字记忆，将荆楚文化遗产的固态保护与活态传播相结合，并在荆楚文化的历史记忆和当代记忆传承的比较分析中，对其记忆进行数字化建构与传播，这既是世界范围内数字记忆潮流的趋势使然，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荆楚文化遗产的形势所迫，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而且具有实践应用价值。
（一）理论意义
第一，从记忆建构论的研究视角丰富数字记忆的理论研究成果，阐明荆楚文化数字记忆的可建构性特征。数字记忆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数字化的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哈布瓦赫早在社会记忆建构论中就强调了社会记忆是一个动态的重建过程，是超越了被动性的主动记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数字记忆”也具有建构的基本特征。本书提出的“建构”具有两层含义，包括理论层面的“建构”观念和应用层面的“构建”路径，从这一研究视角切入荆楚文化记忆的研究，一是要明确荆楚文化数字记忆与其地域特征、精神特质、文化标识之间的建构关系；二是要阐明荆楚文化数字记忆建构与传播的路径，即如何构建关于荆楚文化的数字记忆，以及如何将这一具有地域文化标识的记忆传播放大。
第二，融合两种不同类型数字记忆资源的再生产路径，从而扩展记忆研究的理论视域与应用成果。从已有研究来看，关于数字记忆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实体资源的数字化迁移和对原生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上，且两者相对独立，统一构建的系统性研究较少。本书通过对现实实体记忆资源和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当前数字化、网络化生存状态的思考，提出了针对两种不同类型记忆资源的整合思路，并进一步应用于荆楚文化数字记忆的对象层面。
第三，针对荆楚文化构建较为系统的数字记忆建构与传播框架，为荆楚文化数字记忆工程提供可以借鉴的实践模式。随着世界范围内记忆工程的蓬勃开展，其形式日趋成熟并逐渐显露出数字化的建构模式，但相比之下，荆楚文化记忆的数字工程尚未实际开展，已有的数字记忆还主要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片断式的景象，亟待系统性建构。本书从媒介记忆的视角追寻荆楚文化记忆的缘起、演进与转型，并在当前荆楚文化资源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荆楚文化数字记忆建构与传播思想，探讨其数字记忆再造的真实需求与行动路径，为荆楚文化记忆工程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实践价值
第一，有助于推动荆楚文化数字记忆工程的项目建设。相比于其他领域记忆工程的繁荣景象，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荆楚记忆也亟待探求其历史渊源、反映其现实诉求，开展以荆楚文化为对象的数字记忆项目建设。在数字化背景之下，本书围绕荆楚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从理论到应用层面的深层剖析，从项目建设的视角为荆楚文化数字记忆工程的开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方向。
第二，有助于拓展数字记忆工程的建设路径。本书不仅提供荆楚文化数字记忆建构的理论框架，而且在这一框架中详尽地阐释了将现实世界中的实体记忆资源与网络空间中的原生数字资源进行整合传播的路径，极大地开拓了数字记忆工程建设的思路与方法。
第三，有助于促进荆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作为承南接北的地域文化，荆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其独特性为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当前面临数字时代的变革与挑战，亟待用数字记忆来化解荆楚文化活化传承的危机，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