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体验的四个维度

第一节 怨羡：农民现代体验与情感嬗变的主基调

新时期以来，中国迈上向现代化进军的征程，农民再次成了前仆后继、疲于奔命的追赶者，文学中的“乡下人”形象也得到充实与延伸，考察他们情感和生命体验后面的历史、文化与命运的内涵，有助于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境遇的特殊性，而作为与现代化建设相伴相生、互为表里的现代性体验也成为时代嬗递的巨大线索之一。体验问题在西方现代性问题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体验的关注是马克斯·舍勒对现代性的“独特性”思考，他企图通过建构“哲学人类学”以解决现代人的生命价值问题。“舍勒首要关注的是现代精神气质的品质及其体验结构……生活世界的现代性不能仅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来规定和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和规定。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它包括社会制度层面（国家组织、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的结构转变和精神气质（体验结构）的结构转变。在这一视角下，现代现象应理解为一种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结构，它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现代性的转变作为一场“总体转变”，归根到底要体现为人的“体验”的结构性转变。“舍勒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就现代学的任务来讲，重要的是，从知识学的角度审视心态的形式结构。”[1]体验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表现在，中国现代转型本身也呈现为体验的转型。体验的转型正是现代转型过程的一个根本层面。体验的转型或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涉及现代转型的根本，这种根本在于，现代性转型作为一种“总体转变”，归根结底要在人的生存境遇或生活方式的转型上显示，而内里的情感嬗变与生命体验，无疑正是现代性转型的基础。正是在此，体验呈现出与古典殊异的现代形态——它表明乡下人对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境遇或价值，别具深层意味。

一

中国的基本经济格局是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和市民、农村和农民，除考大学、当兵能使极少数农民进入城市，农民被长期隔离在城门之外。城乡分割大大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造成城乡差别背景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及其对立。在20世纪中国的城乡二元对立中，城市无疑代表着高度发达和现代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叙述威尼斯、伦敦等城市领先地位时强调：“城市是流通的工具、转运站和受益者”，是商业的中心，并认为在“由中心城市、次级城市以及这一区域的腹地形成的等级制系统内，中心城市在经济上剥削和统治次级城市和乡村。”[2]因此，城市通过长期积累的繁荣富足、物质充裕、人口集中、信息交互、文化多元、精神丰茂、交通便利、物流发达，与日渐凋敝、饱受盘剥的乡村区隔开来。在乡下人眼里，城市化约为现代化，是美好的“他者”，充满迷人风姿，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进入的实体；城市的生活方式，充满情调、体面富足的生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等现代性体验无不吸引乡下人。他们站在农村，眺望遥远的城市而心驰神摇，渴望进城务工，发家致富，与城里人共享现代文明、都市文明，实现人生转型。基层政府“致富有捷径 进城去务工”的召唤就流露了乡下人过上现代生活的强烈诉求。但有论者指出：“对于乡下人来说，现代化的城市是一个无形的堡垒，除了体制因素外，防守它的城门的最为有力者就是‘城乡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给乡下人的无形困扰，某种意义上比皮肉受苦的生活更值得叙述。”[3]

二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提出城市“磁体/容器”的隐喻，指出城市的精神本质（磁体）和储存（容器）的融合功能。在他看来，城市形成发展过程中，磁体优先于容器。他说，“在这个定义中，精神因素较之于各种物质形式重要，磁体的作用较之于容器的作用重要。”[4]虽然城市的高度发展越发敞开其作为容器的物质面，但磁体的精神作用仍无所不在，并为个体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发展空间，以及多样性的生活方式与自由选择的可能。乡下人以城市为乐土，艳羡城市的精神文化，并从中感到文化自卑，这里除了他们的想象，更有文化觉醒和现代性体验——以全新的物质、精神生活为参照系，进而有对“都市文明”的追求，与乡土的关系产生紧张。现代的财富诱惑与精神文化双重的虚拟心理吸引，是城市磁体远胜于自然界任何一块磁石的根本原因。正是磁体的吸引使城市睥睨凋敝的乡村，使高加林、妙妙、叶小灵们趋之若鹜。芒福德指出：“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活动把人们束缚于日常任务：使他们沉湎于普通的事物，并习惯于自己狭小的天地和短浅的眼界。而在城市中，连最卑微的人也能假想自己参与重要的事物，并声言这是他的权利。”正如人们把现代都市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一样，“它突破了农村的局限和狭小天地，它是社会的活力、权力和财富广泛动员的产物。”[5]

纵观20世纪文学，《子夜》《故乡》《边城》《骆驼祥子》《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陈奂生进城》《人生》《平凡的世界》《城的灯》《高兴》等小说谱系以及当前大行其道的底层文学，都深浅不一地涉及“乡下人进城”的主题，一路迤逦表征了乡下人从现代化震惊到怨羡，从觉醒到追赶的情感体验和人生嬗变。这些体验相互缠绕，成为乡下人的基本情感结构和生命体验，而丰富复杂的文本无疑提供我们观照和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的一个内在视角：现代化如何征召千万个原子式的农民，并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服膺于它所承诺和展示的现代化图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乡下人如何“将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体验为一个大旋涡，在不断的崩解和重生、麻烦和痛苦、模棱两可和矛盾之中找到自己的世界和自我”，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大旋涡中宾至如归，跟上它的节奏，在它的潮流内寻求它那猛烈而危险的大潮所允许的实在、美、自由和正义”[6]。

前现代有乡下人的古典体验，在最初的体验中，城市作为乡村的“他者”，是与乡村并置的。在他们看来，城市固然繁华和方便，但是对以农业立国和重本抑末为宗旨的乡下人而言，城市往往与消极事物联系。如城市是民众前去纳税和诉讼的官衙所在地，是奸商、市井、地痞流氓、无赖恶霸聚集处；灾荒战乱时百姓到此避难，留下的却是卖儿鬻女的悲惨回忆。因此，城乡间没有巨大差别，城市与乡村相比并没有绝对优势，生活方式、文化和情趣没有凸显过多优越感和特殊性，甚至在官僚文人从生活和政治角逐等角度反倒将城市视为喧嚣、尘腥和燠热的，是网罟和樊笼，进而产生与此相左的乐山林、鄙城市的田园观念，形成影响深远的隐逸思想。

但随后，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城市的萌芽，城市拉开与乡村的距离，挤上了第一趟现代化列车，逐渐成为现代物质财富和精神生产的巨型“抽水机”和容器，吸纳了促进自身繁荣富足的大量的人、财、物，迅速发展发达起来，二者的这一平等关系被打破，城市与乡村的等级关系就此排定，并当仁不让地与现代化画上等号。在现代化的体验中，早在李宝嘉、王韬、黄遵宪时代的20世纪初，文学与历史中的人们已流露出对现代化（城市）的震惊，但主要还是基于西方世界的舶来品，即西方先进器物，如电灯、电话、留声机、照相机、蒸汽机车、教堂、图书馆、博物馆、坚船利炮、先进的自来水系统等，都令作家和游历者深感“震惊”与眼花缭乱。乡下人在拥挤不堪的都市漫步，“张望”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一如他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行，“震惊”成为他沉思的唯一内容，而漫步的特征则是“向前却又犹疑，是迈步与耽搁的奇怪的混合”。因此，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由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此时，乡下人虽难进城，但开始极大关注城市的现代化器物（象征物），并乐此不疲地吸收，表现了开放与羡慕的姿态：

贾子猷更拍手拍脚地说道：“我一向看见书上总说外国人文明的证据，然而我还看见报上说，上海地方还有什么自来火、电气灯，他的光头要抵得几十支洋烛，又不知比这洋灯还要如何光亮？可叹我们生在这偏僻地方，好比坐井观天，百事不晓，几时才能够到上海去逛一趟，见见世面，才不负此一生呢？”兄弟三个自此以后，更比从前留心看报，凡见报上有外洋新到的器具，无论合用不合用，一概拿出钱来，托人替他买回，堆在屋里。他兄弟自称自赞，以为自己是极开通、极文明的了，然而有些东西，不知用处，亦是枉然。（第十四回）[7]

接下来，茅盾续写了城乡这一不平等关系和对现代性的否定性体验，即对城市表现出反感。《子夜》以反映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生活著名，作品描写了乡下地主进城的故事，这类似于巴尔扎克所表现的老贵族的陷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尽管在进城前，这些乡绅也很坏，但他们在做人的准则上却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传统的美德，温情脉脉，尊老爱幼，不失体面，然而一旦来到了城市，新的生产关系、文化环境给了他们怎样的影响？给他们的只是罪恶，使他们变得什么道德也没有了。《子夜》中的冯云卿即如此。在乡下，这个地主虽然作恶不少，可他还被“诗礼”道德观念表面支配着，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人伦感情上，不无温情与和善。但进城后，城市给他的昭示则是：为了生存，为了获得金钱，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连女儿的色相也决心出卖。在他的身上，人类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最坚实的人伦情愫——父女情感，也丧失殆尽，他彻底成为一头走兽，一个毫无任何亲情伦理的人渣。文本还抒写了对城市这个现代化恐龙的惊惧和犹疑，其中资本家吴荪甫父亲进城饱受惊吓的细节可堪玩味，“吴老太爷从乡下乘轮船来到上海，怀中紧抱着《太上感应篇》，坐进30年代的汽车里，像一具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南京路上，到处是光怪陆离的灯光和高耸的摩天大楼。最让吴老太爷大受刺激的，是一位身穿高开叉旗袍、连肌肤都能看得分明的时髦少妇。那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双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这情形，不禁让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终于，吴老太爷大叫一声，昏死过去……”“机械的噪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似的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8]——吴老太爷就是被城市这只怪兽——典型的现代化震惊吓死的。

20世纪30年代，现代作家极力思索城市文明的性质，试图为它提供一个发展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由《边城》完成。沈从文认为保存着正直朴素的人情美的农村社会，是城市文明的对立者，也是现代化应当发展的价值方向。到了五六十年代，两个典型文本不约而同地指涉了城市的“尴尬”属性，表达了对现代化的某种疑虑。《霓虹灯下的哨兵》表面上的政治蕴含下，真实反映了乡下人进城后如何认识以及管理城市的问题，它是农村包围城市胜利后，乡下人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此，他们与城市的“香风妖雾”保持了一种刻意的敌意与紧张关系，认为现代化的城市天然地与“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是罪恶的根源，道德堕落的渊薮，并时刻警惕以现代化为根基的“城市意识形态”的入侵。而《我们夫妇之间》则以转喻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指认。夫妇关系即城乡关系，表面上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精神文化需求的矛盾，实质是城乡关系、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关系的变体。在此，夫强妇弱、阳盛阴衰无不影射这种关系的等级差序和优劣之别。但是，这部作品的饱受争议与批判，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指证了特定历史阶段，乡村文化的不自信和对现代化的排拒，也说明了革命政治前提下的悖论：既要求经济建设上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又防止和敌视精神、道德层面的，与“资本主义”几乎等同的生活方式和现代化影响，城市的不堪与被动地位由此可见。此后，陈奂生、孙少平以及底层文学的无数乡下人都以各自的人生际遇与进城经历，或讲述了对现代化的震惊炫目、顶礼膜拜；或书写了追求现代化的自惭形秽、颠簸磕碰和不懈奋斗。

三

在众多的文学文本中，形塑了农民追寻现代化、怨羡现代化的典型形象。其中，高加林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代表。本质上说，高加林是非常渴慕现代化的城市的，这种向往来源于他对城市的直观体认和知识结构。事实上，他在城里就读时，从外表到内心就已逐渐脱胎换骨为“城里人”，慢慢与生养他的乡村拉开距离，并养成许多颇具现代色彩和城市文明的惯习：打篮球、读书、剪报、刷牙、写通讯报道、关心国家大事等，老同学黄亚萍一语中的地指出：“你实际上根本不像个乡下人了。”[9]在恋爱婚姻上，“他良心非常不安”但又“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不仅如此，单就从找爱人的角度来看，亚萍也可能比巧珍理想得多！他虽然还没和亚萍像巧珍那样恋爱过，但他感到肯定要更好，更丰富，更有色彩！”[10]因而，当面临乡土与现代的抉择时，“他尽量使他的心变得铁硬，并且咬牙切齿地警告自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11]他终结了与刘巧珍的古典式爱情，迫不及待投入现代化的怀抱。正如小说描写，“五天以后，高加林从刘家湾公社返回县城，就和黄亚萍开始了他们新恋爱生活。他们恋爱的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他们穿着游泳衣，一到中午就去城外的水潭里去游泳，游完泳，戴着墨镜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傍晚，他们就到东岗消磨时间；一块儿天上地下地说东道西；或者一首连一首地唱歌。”[12]在此，高加林几乎直觉式将“远大前程”与城市联系在一起，并认定，这个命运转折对攀附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也先验地以为与满蕴现代化因子的黄亚萍的结合“肯定”会“丰富”“有色彩”——与黄亚萍的恋爱，其实就是与“现代化”的短暂蜜月。文本给予了高加林毫不掩饰的偏爱，把许多美好的词赋予了他：才能、潇洒、惹眼、标致的漂亮小伙子、吸引力、姑娘给他飘飞眼、篮球主力、英姿勃发、篮球技术一流……，“高加林立刻就在县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各种才能很快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开了。……在一个万人左右的山区县城里，具备这样多种才能、而又长得潇洒的青年人并不多见——他被大家宠爱是很正常的。……高加林简直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颗明星。”[13]尽管高加林被塑造成一个内心世界丰富、有强烈精神追求的有为青年，但城乡二元对立的壁垒击溃了他融入五彩缤纷现代化生活的梦想，他的个人奋斗遭到组织清退。因此，面对几乎固化的阶层结构，缺乏上升的通道，高加林的“自我期许（认同）”和“他人认同”产生巨大落差，他所在的环境强迫他认同这种给定的农民身份，而他“潇洒标致”和“多种才能”又促使他在攀比中愤恨，“他心中燃烧着火焰，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来这里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4]他代表了一个阶层的失落和愤怒，他决定离弃乡土，执意进入现代化所寄寓的城市，改变他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与此相仿，王润滋《鲁班的子孙》讲述了乡下人在乡村进行现代化改造而失败的故事，它与《故乡》有相似的“出走/归来/出走”的叙事模式——都看到了乡村的百业待兴、保守落后，都与乡土所执守的观念势不相容。小木匠秀川是20世纪80年代受到新思想洗礼的乡下人，与高加林追求精神文化和人生自我实现有所不同的是，他将现代化的追求定位在“挣钱”，思路开阔、头脑活络、敢于竞争，并且进城见了“大世面”，返乡后成立私营的木匠铺单干，他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先行者，既敢为人先，又讲求优胜劣汰，凭着精湛技术赚了大把钞票，背弃了乡村敬老爱老、扶危济困的传统，在与养父老木匠产生了无论是观念的还是道德伦理的重大分歧后重返城市。他的黯然离去，是带着对乡村旧传统、落后观念的怨恨和不满负气出走的。因为现代化已使他成为与乡村格格不入的“新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这一文本的肌理，其中暗含了求变的挫败。一句话，从《故乡》到《鲁班的子孙》，如果说前者还寂静停留在前现代阶段，外在于历史发展，那么后者已开始现代化追逐，以小木匠为先锋的乡下人已然探头探脑地尝试将一只脚踏入陌生的现代化域景。小木匠的遭遇说明：现代的观念只能在现代化的城市才可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朱杰指出：“小木匠正是属于那种在作者看来十分难得的、具有‘商品经济’头脑的、‘素质’很高的人——既然‘农村正处在由自给自足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之中。’既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正在于所谓‘人的现代化’，那么，小木匠这样的人，不正是弥足珍贵的吗？！ ”[15]

到了21世纪，在贾平凹的《高兴》中，阳光开朗、内心强大、心无芥蒂的刘高兴耐心开导五富，主张让后者放下对立情绪，无条件地拥抱城市，以自己的安忍去重建新型城乡伦理。他说：“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咱要让西安认同咱。”“比如，前面即便停着一辆高级轿车，从车上下来了衣冠楚楚的人，你要欣赏那锃光瓦亮的轿车，欣赏他们优雅的握手、点头和微笑，欣赏那些女人的走姿，长长吸一口飘过来的香水味。”刘高兴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认同与付出显然是自作多情的，随后他自己的遭遇便暗示了城乡差异的难以抹平，农民的怨恨无处释放。梁鸿《出梁庄记》里，描绘了一个对城市、对社会充满“仇视”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叫民中（三轮车夫）的年轻人，……他恨我，他一瞥而来的眼神，那仇恨、那隔膜，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无比宽阔的鸿沟。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不愿意重复父辈的路。”梁庄青年农民民中为自己在城市当三轮车夫感到深深的“耻辱”，对自己沦为农民阶层感到无比“愤怒”。社会比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在过去相对平等均质的环境里，由于城乡差距小，对民中来说，贫穷、职业卑微、卖苦力等不是那么难以忍受，因为大家都是如此；而在一个不那么平等的社会里，农民会不自然地以城市人、富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参照系，就算整体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他们仍然会心怀不满。正是在与城市青年的对比中，民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怨恨。社会学者熊易寒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困程度大大降低，但是有‘贫困感’的人却越来越多，原因正在于中国社会的阶梯变得越来越长了。……1994年至今，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精细分层社会’，阶层划分越来越细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清晰。精细分层社会的主要特点是：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阶层之间存在居住隔离与消费区隔；跨阶层的社会流动变得更为困难。社会分层越是精细，就意味着阶梯越长，人们感受到的焦虑和‘贫困感’也就更为强烈”[16]——由此引发的怨恨感也就越来越强烈。

纵观此类农民，多有块垒郁结，精神、心理的贬抑与异化，逐渐蕴集“怨恨”情绪。舍勒论述了怨恨的群众心理学基础，怨恨作为普遍存在的情感，有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他宣称：“原则上所有的人彼此都能进行全面比较的社会，绝对不可能是无嫉妒和无怨恨的社会。”舍勒的观点可概括为：（一）怨恨型人格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人格类型；（二）现代怨恨型人格产生的土壤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与政治结构。舍勒将现代社会定位为“普遍攀比”的社会，其意是，现代个人只有将自己与他者进行比较时才能确定自身的价值。[17]因而，现代政治所承诺的平等和乌托邦与城乡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一旦在攀比的价值量度中被衡量，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就会酝酿社会怨恨。王一川对怨恨理论做了进一步的符合中国现代化语境的引申，他指出：怨恨与羡慕相交织的心态构成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基调。[18]也就是说，人们追问中国现代性精神如何，怨羡情结正可成为支点。因而，与怨羡情结相伴随的求变动力，是中国现代性精神的实质所在。怨羡情结是一种怨恨与羡慕相交织的深层体验，尤其能传达高加林们的特殊生存状态，包括与此相连的焦虑、嫉妒、失落、不甘、迷茫等心态。这种生存体验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当贫困乡村的破败凋敝停滞不前时，人们产生怨恨：既怨自己贫穷，恨自己无能，也怨恨城市对乡村的过度汲取和无情冲击。在此，怨恨具有乡村具体历史内涵：表现为对乡村自身状况的怨贫恨弱心态和对城市的怨强恨霸心态。另一方面，人们在怨贫恨弱时会更加急切渴望实现现代化目标，即羡慕城市的繁荣富强，并以此为目标渴望尽快追赶现代化。当这种赶超一时难以实现时，人们也容易加倍缅怀和羡慕乡村古典性文化往昔的繁荣和强盛。所以，羡慕也具有乡村具体历史内涵：它时而呈现为对城市现代化状况的极度倾慕和向往，时而表现为对乡村古典性文化的怀慕和叹惋。

伯曼（Marshall Berman）强调，建设真正现代社会的希望，就在于适应不断的变化。“无论哪个阶级的人们，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他们的性格就必须要接受社会的可变和开放的形式。现代的男女们必须要学会渴望变化——不仅要在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不拒绝变化，而且要积极地要求变化，主动地找出变化并将变化进行到底。他们必须学会不去怀念存在于真正的和幻想出来的过去之中的‘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而必须学会喜欢变动，学会依靠更新而繁荣，学会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期待未来的发展。”[19]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加林、小木匠的尝试具有先知先行性质，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努力，求变求新的付出并不值得从道德层面加以挞伐。相反，从融入现代化宏景看，这种怨羡与主动的姿态无疑契合历史要求。他们生长在不够宽宥的时代，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运命。

四

自20世纪80年代肇始，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对现代化的追索成为中国社会最壮观的景观之一，而深深楔入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这是一条从古典体验进入现代性体验的必由之路，是追赶现代化的艰难进程。此间，乡下人历经最初的震惊、怨羡后，有了最深切的物质欲望和文化自觉，他们渴望纳入现代化的荣景中共享高度发展的精神、物质文明，这种觉醒动力伴随暴风骤雨式的狂飙突进，虔敬真诚的笨拙学习、遍体鳞伤的摸爬滚打、竭尽全力地疲于追赶，抗争/矛盾、含混/痛楚、分裂/重生、成长/变化都成为这条路上的印痕。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认为，有两种成长小说，一种“成长的是人，而不是世界本身”，另一种“人与世界一起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经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点，处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寄寓他身上，通过他来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20]这个新人是成长中的人物，成长的首要条件是个体心灵的自觉，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成长才成为可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始终关注的是：我是什么？而乡土小说的历史就是回答这一追问的历史。这一回答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行动。通过行动，进入到广阔的世界图景中、并寻找与自我的统一。巴赫金在此提出此类成长小说蕴含的开展意义——不仅是人在世界成长，且由于人的成长也促使世界改变。在我看来，乡下人正是与世界共同成长的“沉默大多数”，他们身处跨入现代化的转折点上，中国社会的进步无疑也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身上缠绕着如此复杂的质素，背负着传统、历史的重担，艰难穿行在时代的“接缝处”求变——将由农民转化为市民，由农民工转型为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

广大农民的现代性体验和跌跌撞撞的追赶，当下的底层文学、乡土文学对此有真实记录。概括来说，有自食其力者、坚韧顽强者；有铤而走险者，心理畸变者；有饱尝苦难者、成功进入者；有融入不得者、重返乡村者，等等。不管怎样，进城、扎根、融入仍然是乡下人追赶、接近、体验现代化的切实可行的目标，和通过自身努力可能实现的唯一途径，城市确然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现代化”。汗牛充栋的文本中，学者余世存的《歌拟奥登》[21]触及了21世纪早期乡下人追赶、渴慕进入“现代化”的严肃命题，深刻表达现代化蓝图中，乡下人被冷落、遗忘的处境与吁求：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让我们待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暧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

很多行业？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追赶中，两种意象深刻抒发农民的现代性体验。一是“下一站”意象，由于“没有一席之地”，到处漂泊流浪，永远在路上；城市是途经的驿站，缺乏平安稳定，更无慰藉与悦纳；二是“双栖人”情结，站在“空壳”的乡下遥望繁华城市，心向往之却无法进入，多年的都市生活早已涤荡他身上“乡下”基因与农耕文化，他既回不到承载童年梦想的宽宥的皇天后土，钢筋水泥的丛林又令他无所适从，城市是埋葬他“历史和梦想”的“悲情城市”。有人指出，心理危机是社会高速发展的产物，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反差，乡下人的心灵世界再也无法驻足“边城”世界的平和宁静，焦虑、紧张、被抛弃、被剥夺的心态由之而生；与此同时，“北漂”“蜗居”“蚁族”大量出现，这些总体的大众情绪容易转为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这些复杂难言的情感体验和生命经验，是古典时代的人们远无法感受和理解的。要追求现代化，就要直面现实人生，就需接受挫折和苦难，就会遭遇成长如蜕的煎熬、破茧而出的漫长、化蛹为蝶的惊艳。从乡下来到城里，从传统到现代，无论奋斗、温饱还是融入、重生，在在改写乡下人对城/乡、现代/传统、富裕/文明的认识，也重塑他们开拓土地以外都市生存空间的多元人生。正如伯曼所说，“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旋涡。”[22]伯曼透彻看到，身处大旋涡的人，一方面会产生痛失前现代乐园的怀旧性感受，另一方面，又别无选择，仍然一如既往地要通过这个大旋涡；一方面，乡下人强烈感到，现代性从根本上威胁自己的全部历史与传统，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它又发展出自己的内容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伯曼正是试图探测和表明这些传统，并“要理解这些传统能够以哪些方式培养并且丰富我们自己的现代性，以及它们可能以哪些方式遮掩或减损我们对现实的现代性和可能的现代性的认识”[23]。

五

现代化是迈向现代文明国家所不可避免的过程，是充满悖论的过程，这个过程远未完结，需要正确对待和深刻反思。中国近代以来多次遭遇现代化，反反复复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伯曼宣称，“现代化的过程，即便当它剥削和折磨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力量和想象，鞭策我们把握和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世界，并努力将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世界。”[24]

农民对现代性的追赶、乡村社会转型是迄今为止，当代中国最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追索，就里充满艰辛的蜕变、撕心裂肺的苦痛。渴望脱贫、进城务工、城乡平权、创新创业……都是实现这一艰难转型的抉择，只要他们还心存梦想，只要他们还心有不甘，只要他们不愿意被这趟轰隆隆的现代化列车甩下，被抛入断裂社会的底层，他们就不会放弃前进的步伐。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震惊、怨羡，还是觉醒、追赶；无论是焦虑、浮躁，还是迷惘、怨恨，乡下人从未停止过追逐的脚步，这些富于鲜明时代特色的情感嬗变和生命体验，深深镌刻于当下乡土文学光谱。因此，现代化把农民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追求现代化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更是乡下人自身的权利，今天的乡下人已经无可挽回地卷入这一巨大历史行为中，承载他们应有的光荣与梦想，接受现代化铺天盖地的洗礼，恰如伯曼指出：“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