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装版序言
近年来，英美文学界涌现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的研究问题。这个新的方法就是生态文学批评。自20世纪90年代，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关注生态与环境问题，生态文学批评应运而生，旋即成为一门显学。生态批评学家开始思考，在这个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时代，文学批评的目的何在？文学的目的和意义何在？文学评论家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大地之歌》 （The Song of the Earth）中，提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是诗人？”[1]换句话说，诗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抑或只是生活的装饰品？诗歌是否应该触及社会与政治问题？还是说它只是一种给予人快乐的消遣方式？
以上问题都包含在诗学研究领域之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诗学》（Poetics）一书中提出了他的诗学构想。之后，贺拉斯（Horace）在他的《诗艺》（Ars Poetica）中进一步拓展了诗学的概念。他关于诗歌的经典名言是“寓教于乐”。[2]在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时代，生态批评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出现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诗歌的本质（“教”）。在当代环境危机四伏这个历史性时刻，生态文学批评不再是文学批评的一个边缘流派，因为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戏剧”被动的背景或场景。19世纪英美文学经常探讨的永恒问题之一就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理所当然地会成为生态文学批评关注的重点。[3]
正如乔纳森·贝特指出的那样：“我们对于现在和即将到来的一系列灾难都太熟悉了。”[4]因此，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或应该）意识到，在地球历史上，由于人类对环境造成了无数前所未有的伤害，地球的生态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贝特简要描述了地球遭受的严峻威胁：
燃烧石化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妨碍太阳热量散发，导致地球温度上升；冰川和冻土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变化，导致风暴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海洋被过度捕捞，土地沙漠化呈蔓延趋势，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淡水资源愈发稀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5]
所有文化人都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上述事实。读者想必也知道1997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它规定所有发达国家都应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各国皆受该国际协议的制约，但严峻的环境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有效解决。美国、中国、俄罗斯与印度，这四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不仅自身大量排放二氧化碳，还使他国为保护环境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6]时至今日，尽管各国大力发展环保技术，但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呈上升趋势。
面对如此紧迫的环境问题，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能制订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呢？这或许是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存在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抑或是我们需要彻底改变人类意识，而非仅仅依靠高超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若真如此，诗歌研究则有助于解决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因为，正如贝特所言：“文学的要务便是作用于人的意识。”[7]换句话说，文学研究能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最基本的伦理观念。生态文学批评旨在探讨：文学是如何呈现人们对地球环境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意识的？文学能否改变弥漫在西方文化中长达几个世纪的这种意识？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尽管生态文学批评还未能给文学阐释提供一种单一的主导性批评范式，但以生态批评视角研究英美文学，却为我们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其方法论也具有启迪意义。其中一种方法就是研究文学生产的“栖息地”，结合特殊地貌来探讨诗歌的本源。1985年，大卫·麦克拉肯（David McCracken）首次在《华兹华斯与大湖区》（Wordsworth and the Lake District）一书中，卓有成效地使用了这种方法。他将华兹华斯的诗置于大湖区的具体地理语境下，配以详尽的地图与步行指南，全面且详尽地研究了华兹华斯的诗歌与当地山峦、湖泊以及河流等特有意象的关系及意义。[8]毫无疑问，这样的方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那些深受特定地区影响的作家，比如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约翰·缪尔（John Muir）和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等。事实上，对于这些地域特征鲜明的作家而言，基础性的研究尚待完成。
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在《环境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一书中，不仅为上述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还提出了判断“环境文本”的四个标准。首先，布尔认为不论是一首诗还是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环境文本，其中呈现的“非人类环境不仅仅是框架，更是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紧密相连的在场”。[9]这样的环境文本通常来源于一些作家的真实生活经历，他们常年居住在某个特定地方，心灵和精神均深深根植于故土之中。正如布里奇特·基根（Bridget Keegan）在其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自然诗歌：1730—1837》（British Labouring-Class Nature Poetry, 1730 -1837）中指出的那样，扎根故土的诗人通常都是工人阶级出身。[10]
以生态视角研究英美文学的另一重要领域，涉及思想史研究。近期的生态批评着重梳理浪漫主义自然观的历史，并不遗余力地研究浪漫主义作家，以及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对人们宏观理解大自然所作的贡献。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将现代生态科学理念的源头追溯到18世纪，是生态思想史方面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在那个时期，人们认为自然界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和谐体系，并将其称为“自然的经济体系”。迈克斯·奥尔施莱格（Max Oelschlaeger）在其汪洋恣肆的思想史著作《荒野的概念：从史前到生态学时代》（The Idea of Wildernes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Age of Ecology）中，回顾了“荒野自然”概念的发展历程，并特别提到了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亨利·戴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约翰·缪尔。随后，凯特·里格比（Kate Rigby）在她《神圣的地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地方诗学》（Topographies of the Sacred: The Poetics of Place in European Romanticism）中，精辟地分析了英国和欧洲浪漫主义作家的生态思想。她认为：“浪漫主义至今仍受到人们青睐，仍给人以灵感，因为它抵制将自然与科学、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想象、技艺与诗艺等等相割裂的做法。割裂是工业化时代的趋势与特点，它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11]与此同时，里格比认为，华兹华斯、克莱尔（Clare）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是最具“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三位诗人。[12]
以生态视角研究英美文学的第三种方法，可以说是基于“存在主义”思想的，因为它试图从诗歌的想象经验出发，进而阐释环境意识的演变历史。乔纳森·贝特的《大地之歌》便是运用该种方法最具影响力和开创性的著作。翁诺·欧勒曼斯（Onno Oerlemans）的《浪漫主义和自然的物质性》（Romanticism and the Materiality of Nature），是运用这一方法的最新例子。书中，欧勒曼斯力图将浪漫主义诗歌，置于物质世界冷峻、客观的现实之中，并将浪漫主义诗人，特别是华兹华斯与雪莱，置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之下，研究其诗歌创作中具体、客观而又不可再简化的素材，如“岩石，石块和树木”。[13]尽管“存在主义”方法与上文描述的地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但二者又截然不同，因为前者并未试图制作地图和步行指南：欧勒曼斯的研究关心的是，自然景物如何经由诗歌意识，转化为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
上述三种方法为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研究英美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再者，三种方法相辅相成，并不排斥。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发展迅猛，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批评家受到19世纪英美作家的鼓舞，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研究灵感。同理，批评界以“环境文本”为标准，重塑了英美文学的正典。“绿色”研究方法不仅关注新作品和新作家，也为研究经典作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1]乔纳森·贝特：《大地之歌》，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
[2]贺拉斯：《诗艺》，第343行。
[3]若想了解更多，请参阅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环境文学批评的前景：环境危机和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5年版）。
[4]乔纳特·贝特：《大地之歌》，第24页。
[5]乔纳特·贝特：《大地之歌》，第24页。
[6]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署，2006年数据。
[7]乔纳特·贝特：《大地之歌》，第23页。
[8]大卫·麦克拉肯：《华兹华斯与大湖区》，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9]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环境想象：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文化的形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0]布里奇特·基根：《英国工人阶级的自然诗歌，1730—1837》，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8年版。
[11]凯特·里格比：《神圣的地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地方诗学》，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12]凯特·里格比：《神圣的地貌：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地方诗学》，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13]翁诺·欧勒曼斯：《浪漫主义和自然的物质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其中引用威廉·华兹华斯“沉睡封闭了我的灵魂”的第9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