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长江水患的原因
罗尔纲
一
长江水灾在古代是少见的，到清朝道光年间水灾乃迭告，时人称为几与“河淮并亟”[1]。计道光三年（1823）大水，十一年（1831）、十二年（1832）、十三年（1833）、十四年（1834）、二十年（1840）、二十一年（1841）、二十二年（1842）、二十四年（1844）、二十五年（1845）都有水灾，二十八年（1848）又大水[2]。而二十九年（1849）灾情尤为严重，《清史纪事本末》称为“水之大，为百年所未有”。
关于道光二十九年这一次大水灾，文献上是有比较多一些记载的。这一年夏天，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都多雨[3]，江南各地尤甚。自四月底起大雨，经五十多天才停[4]，故江湖并涨，苏、浙、皖、鄂四省都成大灾；湖南、江西两省亦成灾。水灾起于五月，到秋天未退，江南、浙江、湖北各省乡试都致改期举行，灾区被淹，前后差不多共四个月，而江苏丹徒县至三十年（1850）水还未退[5]。姚莹《江宁府城水灾记》[6]述南京的灾情说：
阛阓深六七尺，城内自山阜外，鲜不乘船者，官署民舍胥在水中，舟行刺篙于人屋脊，野外田庐更不可问矣。人被淹且饥死者无数。或夫妇相携投水中，或男妇老稚相结同死。破屋浮尸沿江而下，以诸省复被水，且甚于前年也。
缪梓《秀水县征信录序》[7]记浙江秀水县的灾情说：
自吴、越溯江而上，踰洞庭至沅、湘之间，尽楚南界郡数十，州若县数百皆水，江湖并溢，山谷巨石自走，夺民田，坏庐墓，漂溺人畜，死无算，垂白者以为未之见也。浙境东仰而西下，嘉郡辖七邑，秀为最下……上下交汇，水患异甚。……房屋皆沉，余尽没，扉瓦鳞鳞浮水面，民扶携老幼寄小舟，系树梢，接浮萍以食，或蛾伏高阜僧舍，或走乞城郭，露宿檐霤间，琐尾颠踣，非流民图所能悉绘也。
据骆秉章《自订年谱》记所见武昌大水情况，城不没者止一版，城内水深至檐。外出都须乘船。其灾情当更甚于南京与秀水。考这一次大水灾，汉口水位为五十二尺八寸，较1931年长江中流大水灾水位低八寸[8]，但此次灾区共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六省，而1931年灾区则限于长江中流，又此次灾区被淹时间几四个月，而1931年水灾起于8月19日，至同月29日水势已退落[9]，故此次水灾与1931年大水灾相较，其灾情应更为严重。当日以武昌一地的灾民计，便有十六万三千人[10]，其他各处未详。案1931年长江中流水灾，据全国水灾救济总会报告，有二千五百万人口直接受灾，其中40%的人口，一届冬令，被迫逃亡，灾区内计损失作物九万万元，全体损失达二十万万元，其灾区虽在长江中流，而受其影响的人口达四千三百万人[11]。则此次损失的重大，与灾区内受灾人口之多且惨，及灾区外间接受影响的人口之众，可以想见。
道光二十九年这次大水灾情的严重，固不待说，当时其他各次也都是连年水灾，饥馑相望。
二
道光时长江大水的原因何在呢？史家未有记载。我们稽考文献，看出两个原因：（1）地主恶霸围筑江湖作田占垦，与水争地，致失却沿江湖泊蓄洪的原有效能；（2）烧林、垦山，沙土遇雨冲入江中，致淤淀日甚，河床高仰。
地主恶霸围筑江湖作田占垦，由来已久。康熙中，江苏巡抚赵士麟《抚吴条约》述江苏的情况说：
苏、松、淮、扬等郡附近海口去处出水滩沙，悉系豪强作堤占业，或升科，或不升科，致经流之路渐窄，旁溢之害愈滋，此有关农政国课不小。地方专管水利官巡行查核，宜撤者亟撤，宜报闻者具牒以闻[12]。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上谕述西湖情况说：
西湖之水，海宁一带田亩藉以灌溉。今闻沿湖多有占垦，将来湖身日渐壅塞，海邑田亩有涸竭之虞，于水利民生均有未便，除已经开垦成熟者免其清出外，嗣后不许再行侵占。
浙江巡抚杨廷璋复奏说：
此项田地多碍水道，若仍准留，恐日渐淤塞，请概令开挖归湖，照苏堤式沿岸栽柳以防侵占，根株盘结。亦可固堤。
乾隆同意了他的建议[13]。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署湖广总督陈宏谋也奏洞庭湖的情况说：
洞庭湖横亘八百余里，容纳川、黔、楚之水，滨湖居民多筑围垦田，有与水争地之势，从前虽经刨毁，尚有未尽。致湖面愈狭，漫决为患，请多挖水口，使私围尽成废壤，自不敢侥幸再筑[14]。
同上引这几条谕旨、奏章、禁约，自康熙以后，散见于《东华录》《清史列传》及私家文集的不少。可见当时地方恶霸围筑江湖，特别是围筑湖泊作田占垦的事由来已久。政府虽有禁令，可是，往往只是一纸具文，围筑日多，湖泊愈狭，就逐渐失却沿江湖泊蓄洪的原有效能。这是道光时长江大水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焚烧森林的事件，是嘉庆初年白莲教之役，起义军在郧阳山中深林作战，清朝统治者把这一带森林焚烧净尽。道光二十九年，龙启瑞《由汉川至江陵见堤间居民有作》[15]一诗有句道：
汉水发源陇山腹，峡口金牛万峰簇。纡萦荡潏下秦关，十里川流几九曲。郧阳搜山村木尽，春雨洗沙日万斛。
自注道：
乾隆、嘉庆间，川、广教匪滋事，遁入楚之郧阳山中，王师过而歼之，深林密菁，焚刈殆尽，自是山民垦荒作田，春雨一洗，则泥沙俱下，下流因之壅塞矣。
垦山的事件，则起自雍正、乾隆以后，地主阶级兼并土地日烈，失了土地的农民，无地可耕，被迫到荒山上去垦山为生，初时人们不曾注意此事对水利的关系，到道光时才有人看出来。道光时夏炘任安徽婺源教谕，他在《讲约余说》[16]里记道：
垦山贻害匪浅，婺邑尤甚，他处多由于棚民，婺则自垦，自种苞萝芋薯之类，所得有限，而土既掘松，一经大雨，水挟泥沙而下，山溪为之壅塞，渐淤渐高，旱则不能蓄水，潦则泛滥无归。
道光三十年十月辛巳谕内阁也说：
御史汪元方奏浙江水灾多由棚民开山，水道淤阻所致，请饬查禁等语。浙江杭州、湖州等府属近山各县，多有外来游民搭棚群聚山中，开种苞谷，翻掘山土，以致每遇大雨，沙砾尽随流下，良田化为硗瘠，下游溪河受淤，水无去路。近年雨水稍多，漫溢成灾，实为地方之害[17]。
森林被焚斩光了，就不能发生保固水土的作用；垦山开荒，则土砾掘松，故每遇大雨，水挟泥沙而下，冲入江中，致淤淀日甚，河床高仰。这是道光时长江大水的第二个原因。
地方恶霸围筑江湖作田占垦，与烧林、垦山这两种事件，都远起于道光以前，积下了一两百年的祸根，到了道光年间，它的祸害才发作。这种因果关系，当时关心水利的人们是看得出来的。如魏源《湖广水利论》[18]述长江水患的起源说：
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河性悍于江，所经兖、豫、徐地多平衍，其横溢溃决无足怪。江之流澄于河，所经过两岸，其狭处则有山以夹之，其宽处则有湖以潴之，宜乎千年永无溃决。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侵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何哉？……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围捍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于是平地无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于是山地无遗利。平地无余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无余利，则凡菁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州渚，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江汉上游旧有九穴十三口为泄水之地，今则南岸九穴淤，而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北岸十三口淤，而夏首不复受江，监利、沔阳县亦长堤亘七百余里，尽占为圩田。江汉下淤则自黄梅、广济下至望江、太湖诸县，向为浔阳九派者，今亦长堤数百里，而泽国尽化桑麻。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
李祖陶《东南水患论》也说：
天下之患有积之数百年之久已成痼疾，及今治之尚可以救，再迟数十百年则病入膏肓，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东南之水患是也。……道光甲午（1834）予馆吉安府鹭洲书院为张南山司马《书黄梅御灾录后》，谓：“南纪之有大江，犹北纪之有黄河，黄河水狭泥沙，性善怒，惟有以堤则水，以水攻沙，庶可保全旦夕。南方则厥土涂泥，又处处石山高耸，沿江绵亘，以御其暴，故水患时有，民亦不致荡析离居。乃数十年以前，水患未剧，近岁则频频告灾，无异于河，固由辛卯、壬辰、癸巳（1831—1833）雨水过多，然雨止而水不即退，有延至二三月而后田土涸出者，其故何也？则以大江两岸处处围地为田，与水争地，故致横溃四出而不可止也。且潴两湖之水者南莫过于洞庭湖，湖旁为人围占，湖不容而溢于江，荆州、沔阳遂处处为患，通湖北之流者北莫过于汉水，汉水自襄阳南下折东至汉阳府，下流水面狭于上流，堤逼水筑，水涨无可宣泄，汉川、天门等县遂长在水中。……至黄梅以下，则江、汉与彭蠡会，禹贡所云三江也。水势洪大，倍逾黄河，而处处围田，处处作室，江面渐狭，江水遂不能畅流。且地尽垦辟，沙土无草根坝住，雨即涌入江中，江亦渐浅。夫江面不阔，则容水不多，江底不深，则泄水不快，加以淫雨连绵，蛟螭怪发，安得不横溢为患。……”其时予尚未与吴竹菴司马相交，文亦统论东南而非指江西。后竹菴以所著《此君园稿》付予勘校，得见稿中之文有与予暗合者。其记《登新吴文昌阁》也，谓：“文昌阁居考棚之中，西望远山隐隐，杳与天际，相与论棚民开垦之勤，稻畦竹林与山俱上，桑麻鸡犬，如在云端。然而地力尽开，山皮亦破，骤雨冲激，往往淤塞良田，填高河路，桑海变迁，将有贻患于数百年之后者。乃生齿既蕃，无田可耕，遂至斩山布种，跨岭植松，固缘人力之勤，亦迫谋生之亟也。”落落数言，祸之根已揭出矣。……其为《江西水势论》也，曰：“沧海果可为桑田也哉？其说近于荒唐。其变由于积渐，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予到江西三十年，今昔情形已有月异而岁不同者，如水势日涨，河道日浅，不知伊于胡底也。自戊辰（嘉庆十三年，1808年）需次豫章郡，无论公所民房未有以水为宅者。今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年）以后，水灌城内，淹没数次，自东大街而东，房内水迹皆及墙腰，沿城居民以堤为命，荡析离居，几不能胥匡以生矣。然而河道转由此日浅，十年前粮艘不闻起剥。今起剥不止一处，即出江以后，闸河亦处处浅阻。夫豫章各郡之所以浅，由山土开垦之日淤；闸河以北之所以浅，由河工挑挖之不力，而其源则因湖口狭而江水壅，江水高而湖水滞。近湖口又生洲数里矣。湖水艰于出，乃浸溢于江西各郡，水涨时则忧其深而不安于居，水涸时又忧其浅而不利于行，虽有智者不识将何以善其后也！……”
魏源说当时围田由于“土满人满”；吴竹菴说垦山由于“生齿既蕃，无田可耕”，实则围田乃由于地主恶霸的霸占，上引清朝统治者的文书已经说明。而当时农民无田可耕，被迫垦山，乃由于地主阶级兼并所使然，而不是什么“生齿既蕃”。这都是地主阶级分子歪曲事实的说法。但是，除此以外，魏源、李祖陶、吴竹菴三人，对当时长江水患原因的研究，都提出了由于围田与垦山这两个原因。他们都用透彻有力的论证，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三
我们现在试从历史的角度来对上引文献和当时人的讨论，作一初步的考察。
据文献记载，道光年间长江大水在气象关系上还有一个多雨的原因。但是，假如当时长江两岸湖泊没有失却原有的蓄洪效能，河床又宽深，而沿岸山岭复有森林以固水土，那么，即使多雨也未必成灾；即使成灾也不会造成那样的大灾，这是可以断言的。因此，多雨不能算是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我们要论魏源、李祖陶、吴竹菴诸人的论证是不是正确呢？他们的结论是根据历史事实，和他们几十年来的亲身观察，从长江水患未发作到逐渐发作，以至大发作，对全部过程进行分析研究之后得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当时长江水灾是由于围田与垦山所造成这一个结论，是有根据的，因而是可信的。
魏源诸人只提出长江水患的原因，还没有提得出救治的方法。但魏源却在一百年前就大声呼吁说：“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他竭力指出用堤防来保障长江的方法不再可恃。这是值得十分重视的。今后长江治本大计，断不能赖堤防为之保障。而根据病源，对症下药，必须恢复长江两岸湖泊原有的蓄洪效能，应以利用沿江湖泊蓄洪为治理长江的首要原则。至于疏浚河床，广植森林，也都是一些应有的措施。
治病必须寻源，治理长江也要知道长江水患的根源。我们认为清代有关道光年间长江水患的文献和当时人的研究论证，对我国今后治理长江是会有参考的作用，所以加以辑录，并略论于上。错误的地方，敬请同志们指教！
（原载《江海学刊》1961年第9期）
[1] 魏源：《湖北堤防议》，见《古微堂外集》卷六。
[2] 据李富孙《校经宝文稿》卷第五《下乡劝输给赈有感》一诗、梁章钜《退菴自订年谱》、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一三《沈君梦塘传》、李祖陶《经世文续编》卷九三《东南水患论》及杨彝珍《移芝堂全集》卷一三《叙灾》《李文恭公奏议》卷一八《附奏缕陈办赈情形片子》《续纂句容县志》卷一九《祥异》《金坛县志》卷一五《祥异》。
[3] 据道光二十九年六月癸未谕，见《道光东华录》卷二九。
[4] 据《同治上海县志》卷三〇《祥异》《川沙厅志》卷一四《杂记》《南汇县志》卷二二《杂志》《青浦县志》卷二九《杂记》《宝山县志》卷一四《祥异》《嘉定县志》卷五《几祥》《娄县续志》卷一二《祥异》。
[5] 据《丹徒县志》卷五八《祥异》。
[6] 见姚莹《东溟文后集》卷九。
[7] 见《缪武烈公遗集》。
[8] 据《察勘沿江灾情报告书》，见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时事新报》。
[9] 据《察勘沿江灾情报告书》，见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时事新报》。
[10] 据杨士达《书张武昌救荒事》，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八。
[11] 据《新中华杂志》三卷二十一号译孟长泳文，《密勒评论》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号。
[12] 见《读书堂绿衣全集》卷四五。
[13] 见《清史列传》卷二一《杨廷璋传》。
[14] 见《清史列传》卷一八《陈宏谋传》。
[15] 见《浣月山房诗集》卷二。
[16] 见《景紫堂文集》卷六。
[17] 见《咸丰朝东华录》卷五。
[18] 见《古微堂外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