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现当代文学电影改编简史

第一章 电影之兴作和改编之始起

第一节 戏剧改编电影

20世纪是中国大变革的时期，而这场变革形诸于艺术中当然首先是文学了。从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短短20年，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巨变。五四时期，诞生了不少文学大师、思想大师，鲁迅、胡适成为那一时期重要的旗手。直到今天，人们还觉得无法超越那个时代。

恰好中国的电影也是在那个时期发端的。它虽然没有文学那么耀眼和对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一经产生便焕发出奇异的光芒。同时，它与文学之间有着互为表里的关系。最初的探索阶段，它借戏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便从改编小说开始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

一 电影的诞生

世界上任何发明创造初看起来，都有很大的偶然性，电影也一样。1872年一个普通的日子，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酒店里，美国人斯坦福与科恩打赌：马奔跑时蹄子是否都着地？斯坦福认为马在跃起的瞬间四蹄是腾空的；科恩却认为，马奔跑时始终有一蹄着地。他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似乎光靠经验已经无法裁判这场赌局了，于是，他们请来了一位英国的摄影师麦布里奇，在跑道上放置了24架照相机，排成一行，依次按顺序把马奔跑时的情景拍成了24张照片。麦布里奇把这些静止的照片按先后顺序剪接起来，组成了一条连贯的照片带，于是，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在奔跑时总有一蹄着地，不会四蹄腾空，从而判定科恩赢了。

这是技术的胜利。有一天，当摄影师麦布里奇又一次向人们展示那些照片带时，有人无意识地快速拉动了那条照片带，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些静止的马连在一起，叠成一匹运动的马，马“活”了起来。从此以后，人们便在摄影机上做文章，希望能将生活记录下来，并且让它活起来。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大咖啡馆”展示了他们用自己发明的放映摄影兼用机放映了《火车进站》影片，这标志着电影的诞生。

那时的中国，还在闭关锁国中。1900年，八国联军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并把西洋技术逐步引进了中国。电影也随之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1905年，曾在日本留过洋的京城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经营的大观楼和当时京城其他影戏楼一样，放映的影片都是外国影片，陌生的面孔和风景吸引了众多中国人来瞧个新鲜儿。日子久了，观众渐渐对仅有西洋戏法和风景的外国影片失去了兴趣。为了走出困境，任景丰这个留过洋并最早接触西方摄影技术的商人萌生了自己拍摄影片的念头。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当属国粹京剧为首。若将京剧拍成影片，定会精彩绝伦。关于任景丰产生拍电影的念头这个问题的细节，丰泰照相馆学徒刘仲明在几十年后回答采访者时说道：“为了这件事，我们任老板可没少动脑筋，记得有一次他曾问过仲昆、仲伦，还有一个姓孙的照相技师，问他们对当时演的那些洋影戏片看得懂吗，他们都说看不懂，并说看来看去就是亲嘴、踢屁股那点玩意儿，没多大意思。任老板又说，咱们自个儿弄点新戏怎么样？那个姓孙的技师说，那洋玩意儿，咱们怕不会弄。任老板说，别让洋东西唬住，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活动照相吗！经他这一说，大家来了劲儿，问怎么搞法，任老板说，让他想想。后来，任老板对刘仲伦说：我已经与谭老板（谭鑫培）定好了，等他六十大寿时，咱们给他照一段儿，留个纪念。”[1]思量再三，任景丰决定邀请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表演《三国演义》中的精彩桥段《定军山》。

虽然当时照相馆设备简陋，只有一架手摇的木壳制的摄影机，利用日光在露天场地拍摄了“请缨”“舞刀”“交锋”三个片段。拍摄完成后，任景丰拿着影片在大观楼进行“首映”，结果万人空巷。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了，无疑这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谭鑫培也成为中国第一位涉足影坛的表演艺术家。

电影是什么？任景丰并不懂，他只知道邀请当时人称“伶界大王”的戏路广博、无所不能的著名老生谭鑫培拍摄一部片子肯定会吸引一大部分观众，效果绝对比那些“舶来品”好得多。在早期的电影工作者看来，电影既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摹写，也不是与内容无关的纯形式游戏，而是一种剧式。由于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观众长期接受的就是以戏剧和文学为代表的叙事艺术的熏陶，所以在他们的头脑里渐渐积淀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戏剧观念，而正是这种戏剧观念又直接导致了视电影为影戏的电影观念[2]。

因此，作为“中国第一部影片”的《定军山》无论是从电影史的角度还是从保存京剧艺术精华的角度，都极有艺术价值。

二 早期电影的戏剧改编

在《定军山》获得极大的成功之后，任景丰决定趁热打铁，抓住中国民众喜好京剧的特点，拍摄了《青石山》《收关胜》《艳阳楼》《金钱豹》等一系列京剧名段。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基本上直接改编于传统戏曲、间接取材于古典名著。比如：电影《定军山》直接取材于京剧传统剧目《定军山》，间接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电影《艳阳楼》直接取材于京剧传统剧目《艳阳楼》，间接取材于《水浒传》；电影《金钱豹》直接取材于京剧传统剧目《金钱豹》，间接取材于《西游记》。虽然因为当时条件有限，无声电影无法把京剧名伶精彩的唱功在银幕上加以表现，但是当中国观众第一次观看戏曲舞台上的京剧大师与西洋事物相结合的中国电影时，意义格外重大。

中国早期的电影类似于纪录片，客观地记录而已，没有艺术手法，没有台词，没有剧本，全靠演员的表演。王越的《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中记录了刘仲明描述的当时的拍摄现场：由摄影师控制摄像机，追拍主角，仅此而已。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电影诞生标志的《定军山》，代表中国早期电影，即它们感兴趣和乐于记录的则是来自舞台和注重艺术虚构的传统戏曲，凸显的是戏剧观念指导下的电影特征[3]。

如果非要说说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怕是有些牵强，那个时候，即使任景丰受到了西方卢米埃尔兄弟电影思想的影响，技术水平也无法实现。据刘仲明回忆：屋外院子里，把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像机，摆在了靠前院后墙边。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儿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200尺一卷，很快就摇完了，算告一段落，然后便是吃茶[4]。这就是当时的拍摄场景，摄像机摆在舞台正对面，以观众的视角“客观”地记录舞台上的表演。没有推拉摇移，没有俯仰跟追，没有蒙太奇，只是一个长镜头组成了整部影片。如果在今天，挑剔的观众肯定会差评连连，但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得到的都是褒奖和赞扬。

三 中国电影初创时的观念局限

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来说，客观地记录所发生的事实或表演是远远不够的。什么是电影？电影就是通过摄影机以每秒拍摄若干格画幅的运转速度，将被摄物体运动的时空转换过程记录在条状胶片上，然后将不同的胶片衔接起来，经过显影、定影，干燥加工成电影拷贝的过程，制成可以放映供许多人同时观看的影片。起初，电影只是客观地拍摄，随着硬件技术、拍摄手法以及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电影已经上升到反映人类精神需求、社会责任、美好理想的艺术阶段。

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人类需求不断增长的客观结果。《定军山》简单的故事情节根本无法满足观众的精神需求。20世纪20年代，新一批中国传统戏剧表演艺术家的代表梅兰芳拍摄了两部戏曲艺术影片，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戏剧改编电影的发展。

1920年5月，时任商务印书馆协理的李可拔先生介绍梅兰芳到该馆下属机构活动影戏部拍摄了昆曲《春香闹学》与京剧《天女散花》两部戏曲影片。就是这两部影片改变了《定军山》简单的“物质现实复原”。梅兰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导演，为了追求电影的真实性，首次提出拍摄电影应该布景，认为电影布景应以表演为中心，为表演服务。在拍完有生之年的最后一部戏曲电影《游园惊梦》后，他总结道：“舞台上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勾勒环境气氛的，电影里虽然用了写实的布景道具，但其目的仍以衬托人物活动——表演为主，因此出现在画面上的陈设，如果影响表演，再好也是枉费心机、劳而无功的。”[5]《春香闹学》中为了更好地表现“出恭签”一场，梅兰芳专门租用一座私人花园，增加了荡秋千、拍纸球等情节，使影片中人物性格的刻画更加细腻。

作为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在《春香闹学》中为了着重表现主角以特写镜头拍摄春香出场无疑开创了中国影片使用镜头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在影院放映《天女散花》的时候，把唱片同时播放，解决了“有画无声”的难题，初步奠定了有声片的基础。

虽然这个阶段中国电影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仅仅停留在拍摄技巧方面。戏剧改编而成的电影仍然没有形成电影叙事体系。传统电影叙事作品中情节结构占主体地位，最典型的是戏剧冲突的结构：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而戏曲艺术电影仍是假定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发生了某一件事的叙事结构。就像中国画写意，西方画写实一样，电影叙事侧重于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戏剧叙事侧重于体现某一个片段。如果中国戏剧和西方电影两种艺术想要完美地融合，就必须改变戏剧艺术影片的叙事结构。戏剧之于电影，只能借鉴，不能照搬。

毋庸置疑，中国戏剧艺术的摇篮不仅培养了诸如郑正秋、费穆、郑君里、水华、谢晋、赵丹、石挥等几代优秀的戏剧电影大师和一批电影表演艺术家，而且在潜移默化间也培养了亿万熟识戏剧电影模式的中国电影观众，形成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戏剧角度、沿用戏剧的概念来谈论电影的一种思维定式和电影观念[6]。

这就为中国电影发展埋下了隐患，这种直接由经典戏剧改编电影的创作手法无形中扼杀了艺术家对于电影的创造力。试想，有多少人敢挑战经典，成功了还好，要是失败了得背负多少骂名。对于观众，用戏剧的优劣标准来评价电影也是不公平的。可以说，戏剧改编电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剧本支撑，另一方面又阻碍了电影自身特性的发展。

渗透着戏剧意识的电影观念绵延了80年，直到90年代，《秋菊打官司》和《霸王别姬》等一些既强调电影的可视性又蕴含着戏剧色彩的电影诞生才打破了戏剧主导电影的局面，中国电影才迎来了发展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