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影视与文学是两种不同门类却又密切相关的艺术，将文学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更是相得益彰的好事。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大量影视作品带给紧张忙碌工作后的现代人以休闲和娱乐，成为一种快餐式文化。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文学必须面对视觉文化的转向。21世纪以来，文学的影视改编现象层出不穷，然而相关的改编研究却略显滞后，不仅数量上匮乏，观念与方法也落于窠臼，但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文学进行影视改编研究。
首先，我们需要梳理的是影视与文学的关系，谈到影视与文学的关系，这既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新课题。那么，如何处理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如何看待文学在影视剧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
2010年8月13日，由文艺报社、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和中国作家网共同主办的影视与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60余人与会探讨了文学与电影的关系问题。评论家仲呈祥认为，文学思维不等同于影视思维，文学思维的载体是语言，靠语言形成它的叙事、流程，让读者产生对应的、复杂的空间联想。有责任感的影视艺术家应该懂得文学对于影视创作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从而自觉地把文学思维的营养转化成影视思维创作的原动力并自觉地注重审美精神和文学精神，使自己的影视艺术作品能够有助于人类坚守精神家园，防止道德伦理滑坡，避免影视作品功利化、世俗化、商品化。作家苏叔阳说过，在艺术思维上，要努力寻找影视与文学相和谐、相一致的地方，避免将两者割裂开来。[1]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文学创作始终是中国电影的重要源头。20世纪80年代的《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电影作品都留下了深刻的文学印记。中国电影创作极需要得到文学的支持，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文学源头，中国电影才能有更加丰富的创作资源。影视离不开文学，影视本身就是文学，影视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加以提升。反过来，文学则需要不断反思自身出现的问题，一方面要拿出好作品，为影视创作提供优秀资源，另一方面还要向着各种艺术门类、表现方式敞开，既要向各种艺术方式提供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也要从各种艺术方式中汲取它们的创造和发现，同其他的艺术方式形成一种对话关系。
探讨影视与文学的关系，目的就是让文学跟电影、电视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建立起对话关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彼此。问题不在于影视与文学谁重要。文学是如何想象的，影视又是如何想象的，文学是如何认识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又是如何认识、反映生活的？当大众喜欢某个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才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在2010年8月13日那次研讨会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认为：“影视因为尊重文学、敬畏文学，增添了文学的精神、内核和方法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同时，在当今社会文化艺术的总体生态环境里，文学也因有了影视的优势表达和强势传播而流布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因此，两者应该在和谐互动中寻求发展和繁荣。在谈及当下影视艺术质量有所下降，影视发展遭遇的瓶颈问题时，与会者普遍认为，正是文学品格与文学精神、人文内涵的缺失影响了影视艺术质量的提升。一些影视作品缺乏人文关怀，一味追求游戏化，这个一定要充分肯定，不能混淆。有人总是觉得，如果影视不向文学低头，影视就不能提高质量，我有点不太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也说了一句，很多很多优秀的影视，它不是从小说改编来的，我只是说明它是独立的门类，在这样一个当代文学艺术需要发展的同时，都需要兼顾发展自己的特点，都需要尊重，在一个互存互生共赢的情况下，来发展我们的文学，发展我们的影视。”[2]
《当代电视》杂志主编张德祥认为，文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艺术形式，如诗歌、小说，它可以离开影视而存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影视，影视显然不单纯是文学，实际上文学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元素，它有音乐，有美术，甚至戏剧等各种艺术元素综合而成为影视剧。它是在一个新的技术层面上，对过去很多艺术形式进行了综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视和文学不是一个并列的，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文学作为艺术形式可以独立存在，但是影视离开了文学不能存在，离开了音乐，离开了美术，离开了其他艺术也不能存在，所以文学只构成影视这个产业中的一个元素，但是它不能和这两种艺术构成一个并列的关系。影视与文学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关系。[3]
文学与影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表现形式需要用各自的方法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可以是影视的源泉，影视也可以是文学的源泉，但需要抽象出精神实质，然后用各自的方法建构。20世纪60年代夏衍同志曾呼吁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来参与电影剧本的写作。当时电影发展得不错，但是也有一些薄弱环节。其中，产生薄弱环节的原因就是高水平的文学家太少。夏衍说电影剧本要搞好有多种途径，但是其中一条，要特别真诚地希望一流的文学家来参与电影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影视的基石，有了一流作家的参与，影视创作质量无疑可以获得提升。期望文学能够借助影视、影响影视、帮助影视上，可能文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文学还要了解影视，了解影视的特点，了解影视如何正在改变着文学。影视作为一个强势媒体，其实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欣赏的趣味和要求，甚至欣赏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闭门造车做文学，其实未必能做得很好。文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发展势头已经非常弱了，我们很难想象写诗能够超过唐朝人，我们很难想象写杂文能够超过先秦，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出现某种停滞。现在能够推动文学发展的是什么？是影视，影视发展会给文学带来契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影视的发展，如果文学孤立起来发展不是特别大。文学家只有了解了影视，才能真正去影响影视。
其次，我们要探究一下国内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早在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就指出，“作为人性的现代危机和革新的对立面的传统大动荡，它们都与现代社会的群众运动密切相连，其最大的代理人就是电影”，同时本氏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讲故事的人》中表示出了无奈——“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要碰到一个很能精彩地讲一则故事的人是难而又难了”。换言之，在他看来，电影取代传统讲故事的形式已是必然事情。但是，也许没有这么糟糕，毕竟七八十年过去了，文学并没有消亡，也未被电影所取代。然而当下社会步入了“图像时代”“读图时代”，这一现状不容忽视，况且海德格尔早就宣称“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标志着现代之本质”与最初遭遇“图像时代”时表现出的恐惧有所不同。近年来，我国学者也敏锐地发现“在‘读图时代’，我们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图文‘战争’”；赵勇教授也论证出上述本氏的文章“其微言大义显然接通了当今视觉文化语境下的图文关系问题”；2010年伊始，《江海学刊》便推出一组关于文学与图像研究的论文，以更为客观与冷静的目光来审视“图像时代”以及图文关系。概言之，图文关系研究身处当今文化“正在告别‘语言学转向’而进入‘图像转向’的新阶段”，而“关于文学和图像的关系研究，就应当定位在语言和图像的关系，即‘语—图’关系问题”。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艺术”，同时也是图像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之一，具体到文学文本和电影之间，改编即是连通“语”和“图”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可通过下表的数据看出。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突出数据的准确性，表中所列的历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获奖名单不只是21世纪以来的作品。由此观之，近八成的奥斯卡优秀影片源自改编，而电影改编的来源甚广，包括文学作品、个人传记、报刊文章、流传故事、新闻、历史、音乐舞台剧，甚至游戏、原电影等等；然而其中近半数的作品改编自文学，占了所有影片的35.40%。国内学者所经常引用的数据是美国学者林达·赛格的统计——“85%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是改编作品；45%的电视电影是改编作品；70%的艾美奖获奖电视片也是改编作品”。表中数据虽与林达·赛格的数据有一些出入，但所有这些数据都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内外的优秀影视作品中，改编的作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改编也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研究图文关系是从理论的层面去应对“图像时代”的到来，而将文学文本（主要集中于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则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将“文”制造成（或者转换成）了“图”。而且，无论是从“文”到“图”的改编，还是从“图”到“文”的改编，都是在演绎着图文关系，只不过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而已。虽然目前学术界尚未将图文关系研究与改编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毫无疑问，图文关系的研究必将带动改编研究。这是因为，图文关系研究赋予了改编以“合法性”，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艺术史上的习见做法”，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艺术策略；另外，改编实践证实了图文之间可以实现转换，研究改编正是解释图文之间的转换何以成立。改编研究亦能推动图文研究的进展，正是改编研究细化和深化了图文关系研究，进而推动整个文学与图像的研究。
国内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现状可以通过CSSCI数据库以篇名关键词为“改编”进行检索，我们发现新世纪以来的十年内，改编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关注度也显著提高（结果见下表）。
一般刊物上发表的改编方面的论文则多达千篇。近几年来，随着影视热和戏剧影视学专业的发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但是，与文学研究相比，目前学界对于影视改编的研究，可以说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甚至不能适应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发展，然而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谓是有喜有忧。其中，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内缺乏与影视改编相关的著述。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在数量上，出版了许多改编的作品，如邹静之的《倾城之恋》（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叶京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根据王朔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改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但是改编的理论著述却屈指可数，仅有张冲主编的《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徐文凯的《有韵说部无声戏：清代戏曲小说相互改编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毛凌滢的《从文字到影像：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璟慧的《方式即意义：自〈黑暗之心〉到〈现代启示录〉改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观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明银的《改编：从文学到影像的审美转换》（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吴辉的《影像莎士比亚：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姚小鸥的《古典名著的电视剧改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汪流的《电影编剧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等。十年之内仅有这些理论方面的著述。
与此同时，面对当前愈来愈多的影视作品源自改编这一现状，改编的理论研究也是相当匮乏，而且此类论著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鲜有对改编研究的历时性描述和梳理，无法从宏观上把握改编研究的历史进程与现阶段的状况。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是一个特例，他拿出全书一半的篇幅梳理改编理论，历时性地考察了文学和影视关系、名著改编观念的演化。值得一提的是，张宗伟看到文学与影视在叙事上存在一定的可通约性，如何实现不同媒介的叙事转换是其论述的特色。其次，多数著作热衷细究由文学改编到影视的具体细节和文本，不能从源头上认识到改编的实质与影视改编研究的主要任务，还没有充分地发掘改编的美学意义。
二是对于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大多囿于一些具体的问题，不能跳出现象去探求理论本质，没有超越既有思维去开创改编研究的新局面。尽管近十年来国内有关研究影视改编的著述较少，但发文数量还是很可观的。截至2016年7月，在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篇名的关键词为“改编”，得到24194个结果，这其中除少数论文是针对音乐、戏曲改编之外，大多是有关文学与影视作品之间的改编研究。但是，这些论文多是集中讨论以下几类问题：（1）比较文学文本与影视作品之间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2）仍纠缠于“是否忠于原著”等一些老问题不放。
上述两个方面总是拘泥于文学文本与影视作品的浅层次对比，属于欣赏或者鉴赏，却谈不上改编研究，因为改编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在文学与影视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进行转换与变通，如何论证出从文学改编到影视的学理，而不是抓住“这部文学作品改得好还是不好”“改编之后与原著有多少差异”“这样改编是否尊重原著”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怎样对照文学与影视的异同，都是读者和受众为了表达他们认为最应该改编的细节与改编应遵守的秩序与规范。改编作为一种艺术方法已得到实践的验证，但不可能炮制出一劳永逸的“改编普适法则”，否则就会复辟到一种僵死的状态，上述的几类问题的真伪与价值也就值得商榷了。
可喜的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将目光积极地投向国外的改编研究，及时地抓住国际上改编学兴起的契机，加以引介与创新，做出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如复旦大学张冲教授，首先区分了广义与狭义的改编学，我们所述及的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便属于狭义的改编学研究，即“文学文本的视觉改编研究”，广义的改编则关注“各种形式的改编”；另外，详述了改编学与改编研究的具体语境、学理依据与学科意义以及国外的研究情况等。这就表明，已有学者跳出了具体的改编观念，从理论层面给予改编更多的观照，也有一些新思路对改编进行探讨，比如叙事学的角度，张宗伟较早地将文学与影视都视为叙事，文学叙事的单位是语言文字，影视的叙事单位是一个个的镜头，而镜头的最基本单位又是蒙太奇，所以便得以在语言与蒙太奇之间实现改编。无独有偶，陈林狭的博士论文《叙事的智慧：当代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同样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小说的影视改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主要论及了“改编过程中叙事形式的问题”，包括“改编的情调与趣味”“改编的修辞与认知”“改编的叙述语言与时序”等六个方面，并且呼吁“扭转影视改编单纯的现象、静态研究、改变研究思路、最大限度拓展研究视野”，彰显了作者清醒的意识与独立的研究立场，对于突破目前单纯的改编现象个案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
最后，改编研究要与一些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鉴于文学与影视分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要做到改编，首先要厘清二者在艺术形式上的异同，这个问题在艺术史上早已被本雅明所论述，且对大众传媒与艺术的关系研究、视觉文化研究等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雅明所研究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电影、摄像），正是由传统的艺术（文学）复制而来的，而这里的复制不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改编吗？因为“复制”和“改编”都在对原艺术形式进行转化。而本氏在研究这种复制手段时，第一步就抓住了传统艺术形式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异同。应当说，从文学与影视二者的媒介、叙事话语模式到受众的阅读心理、文化语境，从文学性与影视的戏剧性、电影性的异同到文学与影视的美学差异都值得去探讨，因为只有清楚地认识了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更好地进行“视觉化”的转换。
相对而言，单纯地比较文学作品与电影作品所讲的内容有什么出入、改编前后的文学与影视孰优孰劣，不仅不利于改编研究的长足进步，反而会使得改编研究忽略艺术性的探究和对审美的追问，偏离了改编研究的初衷。所以，我们既要从一般文学的影视改编现象、个案出发，又不能在现象的层面上停滞不前，抽绎出改编的相关理论，以更好地指导影视改编实践。
如前所述，叙事学对于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切实在叙事、符号的转化上下足功夫。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虚心借鉴学习西方的电影叙事学、电影符号学，西方学界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研究，如电影叙事问题（电影怎样讲述一个故事？）、叙述问题（谁说？谁讲述故事？）、词语和画面的关系问题，更广泛一些说，是通常的视听关系问题（怎样从书写的叙事转变为视听的叙事），尤其是最后一点，实质上就是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文学的影视改编进行探究。学者们认识到任何叙事都存在两个时间性，即“被讲述事件的时间性”和“叙述行为本身的时间性”，所以文学所具有的叙事功能之一便是“在一个时间中处理另一个时间”。从文学改编而来的电影怎样进行叙事呢？言语的叙述只是逐渐地脱离明显的叙述者，让视觉化的叙事所取代，进而区分了电影的两种叙事，即“画面叙事”与“词语叙事”。
如果说从叙事学角度开展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是一种宏观上构建叙事改编理论，那么从符号学角度进行改编研究则属于微观的、具体的实验，二者可相互补充。对于电影符号学，罗兰·巴特的学生、法国电影理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在《符号学和电影理论》中说道，有两种研究方向——“直接意指的符号学”和“含蓄意指的符号学”。我们便可以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和影视都是用符号来进行叙事，而影视改编研究能否把文学符号（语言）转化成影视符号（镜头）呢？虽然克里斯蒂安·麦茨警告“只有十分谨慎才能把语言学概念用于电影符号学”，但这不妨碍我们通过改编研究打造一座桥梁，使得文学符号走向影视符号，因为我们除了运用语言学的学理，还会参考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文化研究。
除此之外，围绕文学的影视改编，我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比如：改编怎样处理语言和图像的关系？为什么大部分电影选择改编文学？改编自文学的电影为什么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可？文学借影视改编获得新生这种文化现象折射出文学的哪些困境？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应怎样处理与传媒的关系？等等。总之，文学影视的改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做好这项研究对文学与电影两门艺术都大有裨益。
[1] 徐健：《影视与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0/2010-08-16/88780.html。
[2] 徐健：《影视与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0/2010-08-16/88780.html。
[3] 徐健：《影视与文学研讨会在京举行》，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0/2010-08-16/887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