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夏、商、西周三代

大禹之后，其子启建立了夏王朝。但人们由于尊崇禹，故将禹视为夏王朝的缔造者。但从文献记载看，禹本人并没有构建“家天下”的意图。真正构建“家天下”的应该从夏启算起。此时私有制已经出现，适应私有制发展的国家制度便也应运而生。夏王朝已经具有了国家的形态，按照传统的理解，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国家。

夏、商、西周，被儒家学者称为“三代”，并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说：“为治不法三代，终苟道也。”意思是说，政治改革应效法三代，不效法三代终究是苟且之道。儒者大都抱持这种意见。其实，儒家学者所说的“三代”相当笼统，因为关于夏代和商代的材料很少，它的制度和文明到底有多好，都是儒者们想出来的。所以他们笼统地说“三代”，其实主要推崇的是西周礼乐文明。

在夏代和商代、商代和周代交接之际，有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商汤王的革命，一个是周武王的革命。

“革命”这两个字，近年用得非常滥，什么技术革命啊、思想革命啊，好像只有用了“革命”二字才算彻底，才算达到了最高层级。这两个字在古代不轻易讲。古代讲“革命”有其特定意义，即指一个新王朝推翻旧王朝。“命”指“天命”，是上天给予一个王朝天然的合法性。商汤王和周武王打着上天赋予新命的旗号，去革除前朝的旧命。儒家至少从孟子开始，就明确肯定和拥护“革命”，认为国君暴虐无道，人民有起而革命的权利，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夏朝和商朝，长期以来保留着原始氏族时代的孑遗，严格来说，还不是一种典型国家的形态，而更像一种高级的部落联盟。在当时小邦林立的形势下，夏、商统治者与其他邦国的关系，更像是盟主和盟员国的关系，不是君臣关系。

商朝末年，还有许许多多小邦。商王朝属于大邦，号称“大邦殷”。它经常派兵去征伐其他方国。可能是由于它的军队大部分在外，留守都城的军队不是很多。周武王联合其他西部八个邦国，突袭了商的首都，牧野一战，大败殷商军队，周武王攻进殷商都城，斩杀了商纣王，推翻了殷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

周王朝一下子掌握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它所统辖的辽阔地域中，有那么多小邦国，怎么管辖呢？周族人很聪明，他们不想采用殷商那种联盟式的管理方式，以致小邦诸侯总是叛乱；而是采用“分封制”，将自己的族亲和功臣分封到各个地区做诸侯，实施有效管理。这些诸侯权力很大，土地权、行政权、军事权等，什么权力都有，并且可以世袭君权。他们对中央王朝的义务，就是纳贡、助祭和藩卫。西周时期，疆域很广，分封姬姓五十余国。当时西周政治是任人唯亲，不是任人唯贤。任人唯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西周分封制开始的。在当时形势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只能信任和依靠自己的族亲和功臣。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任人唯亲有其合理性，周人就是靠“任人唯亲”统治那么大一个疆域的。西周初期，中央王朝用分封制的方式把诸侯国控制得很好。当时周族人的核心价值观就四句话：“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这四条中，“亲亲”是最要紧的。什么是“亲亲”？就是亲近那些有血缘关系的族亲，在政治上就是任人唯亲。如果没有“亲亲”的原则，凭什么分封自己的亲属啊？政治的地缘关系要靠家族的血缘关系来维系，在周族的观念中，“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近现代革命队伍中的人互称“同志”，“同志”一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周族人同时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同一个族群的，你没法揣测他的心理。这个思想到现在还流传着，你跟他不是一个族群的，便对他抱着警惕之心。

现代社会，很多大企业依然是家族企业，包括美国洛克菲勒的家族公司等，这些家族公司，可能会聘请有能力的外人来管理，但它不会让外人来继承财产和资本。

“尊尊”“长长”，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秩序。地位低的人要尊敬地位高的人，年幼的要尊重年长的。“男女有别”对于社会管理也很重要。原始社会没有私有财产，实行群婚制，男女杂处。西周时期早已是私有制，强调对偶婚，强调家族血缘关系的纯粹性，因而强调“男女有别”，女人不能再同丈夫以外的男人发生关系。这种价值观有相应的族规和国法来维护，由此而形成一种社会秩序。

周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制礼作乐”。按我的理解，不是说“礼”“乐”制度都是由周公首创和制定的。古代的“礼”“乐”，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始氏族社会自然而然传习下来的社会风俗。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研究法学的人称之为“自然法”。与“自然法”相对的是“成文法”——人为制定的国家法典。但我们必须说，西周的“礼”并不全是自然法，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制定的礼乐制度，即所谓“制礼作乐”。

周公所制定的“礼”的核心内容是“宗子法”，即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历史学家通常说的“宗法制度”。制定这个制度的宗旨在于维护西周政权的稳定。

在世袭制的时代，究竟什么人可以继承君位，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一个王朝政治，往往在最高权力继承者的确定之时、在政权更替之时发生争夺内斗和社会动乱。

西周天子和诸侯国君主，在正妻之外，还有许多妾妃，因之而有许多子嗣。正妻所生儿子称为“嫡出”，妾妃所生儿子称为“庶出”。那时的君主跟后世差不多，有很多后妃，因而有很多子嗣。那选谁来做继承人呢？如果继承人没有确定，当一位君主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就可能凭借自己背后的势力，为争夺君位大开杀戒，造成国家动乱，有时候一乱，几十年都平定不了。

一位国君去世，谁来做新一任的君主？在殷商时代，有两个办法：一是“兄终弟及”，兄长去世了由弟弟继承君位。二是父子之间的继承。父亲去世了，由儿子继承大统。但是，儿子也不止一个。那怎么办？那就由嫡长子来继承。周公研究殷商的历史，发现殷商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时，政治相对稳定。

周公于是规定周王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就是说君后所生的长子有继承权。嫡长子也叫“宗子”，宗子为君，余子皆是臣，有嫡庶而有贵贱之分。同样是兄弟，地位从小就是不一样的。

立为太子就更不一样了。立谁为太子，与智商高低没有关系，只看他是不是嫡长子。这是老天定的，一旦定下来，别的王子就不能争了。继承人若没定下来，王子之间就会相互争夺，因而导致天下大乱。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就是使国家不乱，社会不乱。国家和社会不乱，对人民来讲就是最大的好处。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制度，却体现了天下的大公。这里我们援引一段王国维的话。王国维是近代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研究甲骨文、金文很有成就。他有一篇重要文章叫《殷周制度论》，其中说了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这段话是讲嫡长子继承制的历史合理性。天下安定，是人民最大的利益。至于君王的儿子之间立谁不立谁，是否公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国家几十年、几百年不乱，靠的就是这个制度。这个制度不仅周王室要实行，各诸侯国都必须实行。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诸侯国，周王朝和其他诸侯国有权讨伐它，因为它背叛了祖制。西周后来灭亡就与周幽王背叛祖制有关系。周幽王废了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乱了祖制。由于周幽王废了申国公主和外孙，引起申国的不满，申国便联络犬戎攻打周幽王，把周幽王杀了，扶立太子宜臼为国君。这件事说明“嫡长子继承制”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然而，依靠分封制度来维系的西周政治，发展到后来，出现了尾大不掉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室与各诸侯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而各诸侯国日益壮大，周王室日益衰落，使得各诸侯国逐渐轻视周王室。利益关系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碰到利益冲突，同姓之间也会争得你死我活。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讲到“宗法”制度时有这样一段话：“行封建之制者虽强，有自亡之道焉。……必欲以百世不迁之大宗抟结之，使虽远而不散。其所抟结者，亦其名而已矣，其实则为路人矣，路人安能无相攻？”这是说，血缘关系越来越淡以后，亲属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路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淡薄。路人之间碰到利益冲突，很容易互相攻击。吕思勉又讲了另外一段话，他说：“封建之始，地广人稀，诸侯壤地，各不相接，其后则犬牙相错矣。”分封之始，地广人稀，诸侯国之间没有明确的国界。各诸侯国发展若干代，一两百年之后，人口增多，国与国之间的疆界犬牙相错。到此时，很容易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竞争，战争也就多起来了。说到底是一种利害之争、利益之争，血缘关系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因此，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上所说，在华夏文明形成时期，有过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结构，即血缘宗法制度。在血缘宗法制度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就是血缘宗法文化。这种文化有它的宗教信仰。中国古代的宗教有两大特点：一是信奉上天，上天也叫上帝。“上帝”这个词不是从西方来的，是中国上古时候就有的。二是信奉祖先。由此构成中国人“敬天法祖”的宗教传统。

在周天子所主持的祭礼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祭祀：一是“郊祭”，即“祭天”；二是“禘祭”，即祭先祖。这两种祭礼是为周天子所垄断的，其他任何人（包括各国诸侯）不可以举行同样的祭礼，否则便是“僭越”。周天子是大宗，从理论上说，只有大宗可以祭祀文王。周公的后代，虽然也是文王的后代，因为是小宗，只能祭祀周公，不能祭祀文王，否则就是“僭越”。宗教祭祀权力被宗子垄断，这是中国古代宗教的最显著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很难独立发展。在西方，由于宗教独立发展，出现了“教权”高于“皇权”的情形，皇帝加冕还要跪在教主面前。中国不是这样，宗教的权力牢牢控制在最高统治者手里。

当时诸侯、卿大夫最害怕的过错就是“僭越”，但后来“礼崩乐坏”，“僭越”的事情就渐渐多了起来。在那时，礼仪排场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有天子的礼仪排场，诸侯有诸侯的礼仪排场，卿大夫有卿大夫的礼仪排场。诸侯用了天子的礼仪排场，就是“僭越”。诸侯的卿大夫也用起天子的礼仪排场，那就更是“僭越”。比如，天子祭祀时有八佾舞，舞者有八排，每排八人，共有六十四人，是周天子的规格。鲁国的卿大夫季孙氏在家宴上也搞“八佾舞于庭”这一套，那当然是严重的“僭越”，以致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这种严重的“僭越”行为若能忍受，还有什么不可忍受的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评述说：“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这是说孔子完全看不惯季孙氏“离于正道”的行为。在孔子的言论中，以及在先秦儒家文献中，有很多批评僭礼行为的内容。

我们现在似乎不太讲礼仪规格，但实际上也有。2015年9月13日大阅兵，习主席乘阅兵车在行进中时慰问官兵说：“同志们辛苦啦！”官兵回答：“为人民服务。”这就是现在的军礼。好像有哪个学校开学搞军训，校长也坐上敞篷车阅兵，站在车上喊：“同学们辛苦啦！”同学们回答：“为人民服务。”校长在上面感到很过瘾，接着又喊：“同学们晒黑啦！”同学们回答：“校长更黑！”这就是“僭越”。听说还有个土豪，在乡里也建了一个天安门。天安门是中国国家庄严神圣的象征。你土豪再有钱，但天安门能随便建吗？土豪无知，不知道这是“僭越”。我们在这方面也应该有相应的知识教育和立法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