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非理性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反智化低俗化
非理性转向是西方文论在进入20世纪后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这次转向深刻地改变了当代西方文论的路径、形态和发展方向。其结果是，决定人类成长发展进步的理性主义日渐式微，基于生理本能的非理性主义取而代之，成为一种支配性逻辑和统治性话语。非理性主义片面夸大人类思维活动和文艺创作中非理性的意义和作用，把正常的、合理的非理性因素绝对化、极端化，并在此基础上步入反理性、反科学的误区，既扭曲了人类的本质，也难以达到对文艺本体的正确认识，更给文艺创作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非理性主义诞生的直接动因，来源于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思、质疑和否定。理性主义在西方具有悠久传统。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精神被视为人类达到精神解放和身体解放的重要力量。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精神危机的深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理性精神开始产生怀疑。他们认为，以理性主义为支撑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支付给他们一个理想的世界。相反，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资源的过度集中，现代工业崛起导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快速发展衍生的人类精神世界的荒芜和生命力的萎缩，等等，却在日益显现和强化。凡此种种，都被视为理性主义的恶果。理性主义由人类解放的重要倚仗，戏剧化地变成了人类解放的敌人。于是，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应运而生。
非理性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意义上对非理性进行定位，将之视为人和世界的最高规定性、根本推动力量和唯一的认识途径。他们延续并极度强化了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强调人的本质即世界的“本体”。关于人的本质，在他们看来，起决定作用的，是以生存欲望为核心的意志，是强烈而内在的生命冲动，是心理结构底层的本能。概言之，非理性即人性，它构成了人和世界的本源和本质。在非理性主义看来，既然“本体”是非理性的，那么把握它的方式，只能依靠直觉、顿悟和幻觉等非理性形式，而理性、科学或者逻辑等只能触及表象。比如，柏格森认为，理智以机械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理智的特点，便是天生地不能理解生活”[2]，而本能是在生命形态基础上铸成的，以有机的方式对待事物，所以“能够向我们解释出生命最深层的秘密”[3]。
非理性主义文论，究其实质，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向文学艺术领域的延伸，其核心所在，也是对非理性的极端推崇和标榜。其拥趸者在与科学、理性的根本对立中建立了新的文艺本体论，认为，文学艺术与科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克罗齐把这种非理性本质视为直觉，宣称：“艺术是什么——我愿意立即用最简单的方式说，艺术是幻象或直觉。”[4]当然，也有学者用潜意识、灵感、情绪、本能冲动等其他概念来替代幻象和直觉，但均跳不出非理性的范畴。除此之外，非理性主义文论还兼及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在创作理论上，非理性主义文论竭力鼓吹作家、艺术家把理性主义从文艺创作中驱逐出去，主张创作者大力开掘和表现“冰山之下”潜隐的非理性存在，忠实记录“生命的绵延”和意识的流动，揭示世界无序、混乱、荒诞的本质。在批评理论上，非理性主义文论的兴趣所在，不再是追寻和阐释作品所蕴含的“真理”和意义，而是转向文本中非理性元素的符号破解。比如，精神分析批评往往用“恋母情结”“恋父情结”等来解释人物的行为动因；原型批评致力于挖掘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后现代主义批评则对解构话语权利情有独钟。
非理性因素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这一存在受到了理性主义的长期遮蔽。尤其是在文艺创作活动中，非理性因素一直在或隐或显地发挥作用。非理性主义将它从被忽视或遗忘的角落挖掘出来，引起关注，这对于打破惯常理性所造成的单一思维模式、对于建构更加全面客观的文艺理论体系，当然不乏积极意义。然而，指出西方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和缺陷，并不构成彻底否定理性主义的充分理由；认识到人并非完全是理性的，也并不是说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动物；发现文艺活动中的非理性因素，更不意味着把它上升为一种“主义”就具备了合理性。非理性主义的问题，在于用一种极端对抗另一种极端，用一种片面取代另一种片面。
归根结底，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之为人、人高于其他动物的本质所在是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基于分析、归纳、推衍基础上的逻辑理性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起码的理由。理性无疑不是万能的，但是为人类打开新的思想空间，催生先进的文明模式和文化观念，仍然要依靠理性。非理性主义将非理性抬升到人的本质和世界“本体”的高度，用非理性来反对和取代理性，无疑是将人类矮化到了动物的层面，不会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的解放开辟出合理的方向。
作为文艺理论的非理性主义，从非理性原则出发，对文艺的本质加以勘定，视文学艺术为非理性的产物，是文艺理论上的唯心主义，难以触及文学艺术的本质，更不符合文艺自身规律。同时，非理性主义文论所认为的文艺创作只是本能的、无规则的宣泄和释放，也严重忽视了文艺创作中题材选择、价值判断和技法考量等高级思维活动，遮蔽了事实真相。非理性因素在文艺活动中，尽管确实存在，但是，它须臾也离不开理性因素的管控和制约。非理性因素的萌发，要依赖于理性的培养和调动，最终的整合、呈现与表达，无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非理性主义为文学艺术带来的负效应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在，它把自文艺诞生之际就寄生于其中，并成为其灵魂构成的科学、理性精神抽离掉了，文艺成为反智的游戏。文学艺术与科学虽然存在本质不同，但是，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缺失了理性精神的支撑，丧失了强大的认识功能，甚至走到反科学、反理性的对立面，文学艺术将不再是人类精神的“灯塔”，而沦为将人引向愚昧境地的罪魁。其时之至，文艺将无以立足。
其次，非理性主义为文艺创作的低俗化、欲望化披上了合法的外衣。20世纪以降的文艺创作中，低俗化、欲望化成为一股来势凶猛的逆流。竭力挖掘和展示人性之恶，赤裸裸地表现人的本能意欲，宣扬兽性高于人性，等等，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坛。一些作品只注重满足狭隘低级的生理需要、感官刺激，放弃思想和艺术上的精雕细刻，格调低下，粗俗不堪。对此，非理性主义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