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文学的特征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特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该民族文学的形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探讨日本评论家对夏目漱石的评论特点时，必须联系日本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 日本文学是带日本泥土气息的文学

首先，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大和民族的原始艺术和大陆及其他地区的民族似乎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为了祈求人类自身的繁衍、生存和发展，并且以其独特的形式表现这种善良愿望。日本长野县富士见街乌帽子唐渡宫出土、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的绳文时代的陶器上就画有反映妇女生育的画：一个女人向左右伸开双臂，身体挺起，把力气用于腹部，两条腿尽可能地叉开，双膝弯曲。股间画了个“O”字，一种似瀑布的东西顺着“O”字落下，像是血液，又仿佛胎儿和胎盘。藤森荣一说“这幅画隐秘着某种与这个埋到地下的瓦罐有关联的祈祷”[1]。因为这种手工制品是用无釉的泥土烧成，表面以绳纹图案做装饰，所以日本的原始时代又称为绳纹时代。

可以说，现在的日本人的祖先也并不纯粹单一，既有土著民族，也有从不同方向来的大陆移民。据史学家汪向荣先生考证，从先史时代起，大批中国移民通过朝鲜半岛，或者直接来到日本列岛，成了日本民族的一部分。中国移民带来了农耕技术，成为日本从主要靠采集果实和渔猎为生的绳文时代进入以农耕为主的弥生时代的重要因素之一（《徐福——日本的中国移民》）。但是，长期的孤岛生活环境使日本列岛上的人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性。日本虽然较少受外敌入侵威胁，然而从有文字记载起也是内战频繁，官民均感前途茫茫，祸福难测，又加上台风、地震和火灾等突发性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便逐渐形成他们倾向无常观念的民族心理素质。同时对于以季风为主要标志的四季变化又十分敏感，又养成较温和、纤细、谨慎及注重实用、灵活、善变的处世哲学。日本人喜欢淡雅而不喜欢浓烈的色彩，1995年在香港的儿童画展上展出的日本儿童画，色彩都是倾向于淡雅的，与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色彩艳丽的儿童画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马来西亚的儿童画大多描绘美丽的农村风光。这些天真的儿童画最真实地反映出他们生活环境的文化特点。

与无常观念也有关的另一个心理特点是日本人比较性急，办事讲究速决但缺乏耐心。有趣的是缺少耐心在不同的日本作家身上表现很不同，有的急于求成，粗制滥造；有的纯文学作家一部长篇小说一时写不完，就干脆停下来，过几年再接着写，以至于一部长篇小说要写四五年甚至十几年，很难做到一气呵成。所以日本的短篇小说相对比较发达，评论著作也是评论集居多。

一般认为日本人的无常观产生于从中国传入佛教之后，这样说也并非不对，因为这可由文字记载做证。不过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日本人之所以接受佛教的无常观是有其内在原因的。生活环境使日本人产生了无常观念，但不等于他们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吉田精一和山本健吉在他们合著的《日本文学史》中指出：“日本国民，大体上属于艺术性而非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国民……日本人的性情本来就是现实的，而不喜欢深刻、神秘的观念，因此，日本人从未创造出独创性的哲学和宗教。”他们认为日本人的艺术思维特点是十分重视经验和事实。说“即使在神话中，日本人也没有过分超越经验和事实，没有奇怪的空想”。我们从日本的庭园艺术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审美观。他们把庭园视为大自然的缩写，喜欢局部的细微变化。日本人自己称为“盆景趣味”。这种“盆景趣味”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故事结构大都是平面的、并列的，虽然有时间的推移，但没有人物内心的发展变化；人物性格的发展与事件的深化未必一致。前后也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甚至主张各部分都可以独立。

其次，从日本语的特点看，连日本学者都认为由于日本语音节单纯，韵律极端贫乏，词汇不够丰富，词义也欠严密，同音异义词比较多。如果不加上汉语就很难对抽象的用语和概念做出规定。因此，日本自古以来散文发达而评论贫乏。直到近代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后，评论方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领域。不过客观地说，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还是算够悠久的。古典文学虽然不及意大利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但比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要丰富得多。反映其审美观念的美学概念也有其独特性，值得我们研究。例如，“雅”（高雅）、“物之哀”（自然伤感）、“佗”（幽静）以及“寂”（雅静）等概念，暗示日本人对美与感情相和谐一致的追求，反映他们美感的主要特征。

最后，也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古代“男女两性文学”的并存及其对后代的深远影响。这也与日本特殊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日本古代原本没有文字，开化以后主要借用汉字，这种汉字被称为“真名”。日本人又利用“真名”造出自己的“假名”文字。但是，官方公文都必须用汉字书写，利用“假名”写作的只有后宫的女流之辈或者说是男子汉的游戏之作。因此，和歌曾经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艺术形式，唯有会写汉诗才是有社会地位有学问的象征。平安朝（794—1192）初期约有半个世纪，在日本历史上曾经被称为“国风黑暗时代”。因为在模仿大唐律令制后，嵯峨天皇竟于819年下诏，从天下仪式至男女服装，一律改为唐朝式样。不仅仅是政府公文，连科举考试也得考汉学知识和作汉诗的能力。结果在“文章经国”的影响下，精通汉学和汉诗文的知识分子便在贵族社会中平步青云。于是，三部敕撰汉诗文集《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和《经国集》（827）便应运而生。和歌的地位则是江河日下，“假名”被称为“女子文字”，用“假名”写的和歌成了宫女们的游戏文字或贵族间社交和谈情说爱的有效方法。其后随着政治的变化，所谓摄关政治的确立，使后宫成了宫廷权力斗争的焦点。此时，和歌仍然与赛马、相扑一样是种游戏，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汉诗文不能同日而语。9世纪末，所谓屏风诗、赛诗会盛行起来也推动了和歌评论。尤其是醍醐天皇十分重视和歌，敕令编纂和歌集，日本文学史上称为“敕撰歌集”。905年，纪贯之等人选编的第一部“敕撰歌集”、长达二十卷的《古今和歌集》问世，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和歌的身价、地位。有趣的是这部和歌集附有两种文本的序言，以“假名”写的序由纪贯之亲自执笔，“真名”序出自他外甥纪淑望之手。这样，和歌的身价虽然不及汉诗，但也并未绝迹，并且长期与汉诗争宠，终于成为日本民族的重要诗歌形式。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女性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形成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上面所说宫女用“假名”创作和歌只是一个方面，此外在日记文学、随笔和小说领域也留着日本女性的不朽足迹。在日本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主要日记文学作品就有《蜻蜓日记》（？—995，藤原道纲之母）、《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及菅原孝标之女（1008—？）的《更级日记》等；日本随笔代表作、11世纪初写成的《枕草子》就出自女作家清少纳言之手。差不多同一时期，由宫中女官紫式部创作的《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可以说这些女性文学对于日本民族文学传统所做出的贡献甚至超过了须眉男子，日本文学的许多特征都与女性文学有关。例如，日本文学写真实体验的倾向、脱离政治的倾向、并列的故事结构以及描写细腻、情感哀伤缠绵、场面狭小等。

二 不断消化吸收外来优秀文艺和理论发展民族文化

积极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是日本文学艺术的第二个大特点。就以日本古典戏剧“能”和“狂言”为例，“能”在日本又叫“猿乐”“猿乐能”，与我国的“散乐”不无关系。虽然还没有找到日本艺术家如何移植“散乐”的具体记录，但从日本语发音看，“散乐”的发音为“Sangaku”，而“猿乐”的发音为“Sarugaku”，非常相似，恐怕不是偶然吧？同时应该看到一种民族艺术的发展是本民族艺术家辛勤耕耘的结晶，这从日本的艺术论中也可见一斑。例如中世纪的著名剧作家、导演和杰出演员世阿弥（1363—1443，原名结崎元清）及其女婿金春禅竹（1405—1468，原名今春氏信）的能乐论，就是带有日本民族特点的优秀戏剧论。世阿弥著有《花传书》（《风姿花传》，约1400年）、《花镜》（1424）以及《猿（申）乐谈仪》（1430）等23部能乐论著。尤其在前两部著作中，世阿弥提出了“模仿”论、追求幽雅质朴的“幽玄”美论以及“盛开花”论即花论等。所谓花论，就是他把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演技和演奏比喻为草木开花，视之为艺术的最高境界。金春禅竹的能乐著作有《六轮一露》《五音次第》和《至道要抄》等。虽然他也主张能乐的本质在于讲究幽玄美，但由于他晚年经受过战乱之苦，在禅宗深刻影响下，更倾向于内观和宗教，比起追求外表的轰轰烈烈、多姿多彩，更重视内观、清静，构成日本人独特的审美观的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特征是日本艺术论涉及的范围相当宽广。除了与我国相同的书画、诗歌、小说论外，尚有村田珠光（1422—1502）首创的茶论；而在诗学领域，又可细分为针对和歌的歌论、关于汉诗的诗论、评论日本连歌的连歌论以及专论俳句的俳论四类。在所有这些艺术论中，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使日本评论家引以为荣的是和歌论。因此可以说，代表日本古典文艺理论最高成就的是在诗歌论方面。

和歌诗人藤原滨成（724—790）的《歌经标式》（772），在日本被看作最古老的文艺论、艺术论，产生于距今1200年的奈良时代（710—794）。斯时，中国的“诗仙”李太白已经谢世十年，“诗圣”杜甫也在这两年前作古。在日本历史上，这是律令制国家的隆盛时期。派遣遣唐使节，编纂《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为其后日本光彩夺目的天平文化的问世奠定了基础。滨成是奈良初期的政治家藤原麻吕之子，官至从三位大宰帅。可能因782年正月，水上川继谋反被流放到伊豆，滨成遭到连座被解职之故，晚年失意，生活凄惨。后人对于他的具体贡献谈得不多，看来日本也是因政治问题而一笔勾销了其文论的成就。尼崎彬在《日本诗论——〈古今集〉假名序的歌论》中指出，《歌经标式》硬套中国诗论来对和歌的形式和缺点进行分类，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对和歌并不适用。后代虽然也有人模仿他写了和歌创作法的书，也有人引用了他的一些缺点论，“但不能太相信其有效性，这些书对于和歌的本质缺少独立的考察，作为创作法也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因此，值得一读的内容很少”[2]。另外，连吉田精一和山本健吉合编的《日本文学史》也未提他的名字。他们认为对和歌的研究始于输入中国汉诗学问以后，和歌学、和歌论盛行起来是在10世纪末。代表人物是当时歌坛的最高领导人、“心姿相兼”论的倡导者藤原公任（966—1041）。[3]他是关白太政大臣赖忠之子，官至正二位权大纳言，歌论有《新撰髓脑》《和歌九品》。在日本可以说是少有的一位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的文艺理论家。

研究日本审美观念、古典文艺理论的特征，是不能不提和歌诗人、日本文艺评论之父纪贯之（？—945）的。尼崎彬在上述文章中就说，日本最初歌论事实上是《古今集》的序文，由于其他艺术论尚未问世，所以也可以说这是日本最早的艺术论。因为平安朝初期空海的《文镜秘府论》（820？）只不过是中国各种诗论的精髓的摘编，空海没有开创他自己的文学理论。而纪贯之第一次从正面论述了“和歌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还打破当时都用汉文写作的常规，采用日本假名写作。说明纪贯之在和歌评论的内容、形式两个方面都有突破，这篇序言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样说并不过分。尤其在内容方面，他总结了以往和歌创作的经验提出与“文以载道”根本不同的美学主张。在序言中，纪贯之开门见山地说“和歌要以人心为种”，但并非主张唯心主义，因为接着他又说，“世上之人受到万事的刺激，就把心中所想，寄托于所见所闻说出来”。他认为花开月圆，鸟鸣蛙声均可写入歌中，均可不费力气而“动天地，让目不能见的鬼神都感到悲哀，使男女性情变得温和，武士之心也得到安慰”。可见，他把大自然的一切都作为和歌的描写对象，并且十分重视和歌对人们心灵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纪贯之的文学理论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出两个规律：一是理论是以往创作实践的总结，既依赖于创作实践，又反作用于创作实践，引导创作，提高创作水平，这是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二是对于外来的东西一定要加以消化吸收，使之民族化。尽管日本民族在文明开化和现代化的漫长的历史旅程中也曾走过不少弯路，如平安时代的全盘唐朝化，明治维新以后所谓鹿鸣馆时代又出现全盘欧化，否定或鄙视传统的民族文化和东方文化等的倾向。但经过长期的痛苦的摸索、斗争、比较，终于走出一条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之路，创造出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民族文学。

三 日本现代文学评论的世界化倾向

总的来说，由于日本民族是讲究实际，缺少思辨能力的民族。自古以来没有产生过富有日本特色的哲学体系，因此，日本现代文学评论也不能算发达。我们很难道出一两个打上日本产印记的文学评论学派，可与世界闻名的“丰田”“日立”以及“松下”之类名牌媲美。相反，我们倒是可以给不少日本评论家贴上某个外国评论流派的标签。可以说评论的世界化倾向是日本文学的又一个特色。日本由于实行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是东方第一个挤进资本主义列强的国家，较早实行向西方国家学习思想文化的开放政策。虽然日本统治者竭力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学习，而排斥抵制不利其统治的思想文化，但文学艺术是一种较特殊的意识形态，在这个领域里，文人墨客有条件地保持自己的个性，根据自己的思想个性和艺术趣味来学习借鉴西方某个文学流派的文艺思想。夏目漱石就既受到汉学的熏陶又较多地吸取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英国文学中讽刺幽默的一面。永井荷风先是对法国的自然主义更亲近些，继而又倾向于唯美主义；而森鸥外则推崇德国霍普特曼的美学，对浪漫主义更亲近一些。20世纪20年代涌现的新兴无产阶级作家和批评家则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等，不胜枚举。因此，日本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以十分肯定的语气称日本文化为“杂种文化”[4]，并非毫无根据。这样，我们要想正确考察日本近当代文学批评特征，就不能不联系这个时期的世界文学批评主潮。

综观20世纪世界文论，尽管流派纷呈，旗帜多变，并且不断地以后者否定前者的方式，一浪接一浪，后浪推前浪地不断发展着。但无论是人本主义，包括以意大利的克罗齐、英国的科林伍德为代表的表现主义美学，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直觉主义，各色各样的心理主义美学流派，英国的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和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及其门生的精神分析学美学，以及在二三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人本主义美学，如法国的马里坦（J.Maritain）和吉尔松（E.Gil-son）的神学直觉主义美学即新托马斯主义、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美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还是举着科学主义旗帜的自然主义、实用主义、语义学、符号学、格式塔心理学和结构主义等美学流派，都是以反传统为其主要口号，以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为主要内容。所有这些哲学思想和评论方法在日本评论文章中都能找到一些。不言而喻，西方20世纪出现的各种美学，在日本的夏目漱石研究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许多人就是采取了精神分析学美学来研究作家的。

江藤淳就是主要以“性力”即“力必多”（Libido）观点来分析漱石和嫂子登世的关系的。日本精神病研究所所长土居健郎，则以精神病病理学原理来探索夏目漱石的创作动力，《夏目漱石的创作秘密》中，竟认为夏目漱石完全是把疯狂当作灵感，以疯狂为素材进行创作的。这篇文章刊载在日本《国文学》杂志（至文堂）1984年4月出版的增刊《从病迹看作家的创作轨迹》，由日本文学评论家长谷川泉主编。

我们之所以大谈特谈日本文学的特点，是由于日本文学的特点，与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文学评论以及日本对他的研究等都有密切关系。首先，从评论家的主观方面看，由于深受日本传统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较倾向于实证的思维方式。其次，创作上的并列结构方式移植到了评论方面。所以许多评论专著大都由可以独立存在的文章构成。从所评论的对象夏目漱石方面看，由于他把东西方的许多精华熔于一炉，提炼出与传统文学观念稍许不同的文艺思想，也使不少人产生陌生感，而且将会越来越陌生，在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夏目漱石那样学贯东西。在日本目前如江藤淳那样精通东西方文学的学者似乎也已经不多了。但就说江藤淳先生吧，也因把主要精力用在论证夏目漱石与嫂子登世的关系上，浪费了不少才华。我总觉得似乎有些大材小用，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