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的夏目漱石论
夏目漱石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英国文学研究家，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多方面的卓越贡献。由于多种原因，夏目漱石在生前未得到应有的评价。他逝世后，情况虽有所改变，他受到文坛的重视，但对他的研究仍不能说是完全、系统、充分的，尤其是对他的文论的研究显得特别不够。1987年，日本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长谷川泉还说：“在日本近代文学高手中，森鸥外和夏目漱石是基本文献最多的双璧……但是还不能说研究已经到头了，毫无插手余地了。在所谓比较文学的领域里两人都有处女地。”尤其是在夏目漱石研究中，“不但真正的作品论还有空白，而且对其世界观、宗教观和文学理论的探讨方面都有空白”[5]。这不能不说是夏目漱石的悲剧、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的一大缺憾。
对于日本近代文学的双璧，日本作家和评论家对漱石的倾倒似乎更胜于森鸥外。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早在1925年就写道：“总览明治大正的文学家和大文章家就数藤冈作太郎（1870—1910，日本国文学家，东京大学副教授，号东圃）和夏目漱石了吧。”又说《东圃遗稿》中，后人根据藤冈作太郎的授课笔记加工的部分，价值一落千丈。而漱石的《文学论》经过他亲自修改的部分，作为文章则更胜一筹。行文如大河流水滔滔不绝，把读者都迷住了。而“森鸥外的文章里没有自由畅达的壮观景象，不如上述两人丰富多彩而又能自然涌出”[6]。
可见，在日本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心目中，夏目漱石是第一流的文豪。尽管夏目漱石逝世已近一个世纪，对他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也多如牛毛，但仍有如此不尽如人意之处，原因何在值得研究。我认为，日本学者在夏目漱石研究中不能不说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他们忽视了对夏目漱石文艺理论的研究，尤其是欠缺系统全面的研究。就是说日本并不是没有人研究过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但这种研究比较零星分散，给人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某些文章标题即可见一斑。
例如，《文学原论——论第四章第二节》（源哲麻）、《夏目漱石的蒲柏批评》（吉本良典）、《论〈文学评论〉——以蒲柏论为中心》（冢本利明）、《夏目漱石的文学论——论所谓“科学的”方法》（井上百合子）、《漱石〈文学论〉的现代意义——从符号学的视点看》（三宅雅明），等等。当然，这些文章一般也能入幽探微，不乏独特、精彩的见地，给人以启示；或资料丰富，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因此也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然而如果把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比作巨大的冰山，那么他们所探讨的也只是冰山之一角。同时也缺乏思辨、综合，显得理论层次不够高。
日本评论家忽视夏目漱石的理论而重视作品研究也有其认识上的原因。例如，岛田厚就认为在《文学论》以后，从《文艺的哲学基础》起，至晚年的“则天去私”，夏目漱石没有理论体系的表现。他虽然承认漱石是个从未停止追求理论的理论家，但说漱石后来对理论的探索只是限于小说的创作中。当然，岛田厚还是有所与众不同的。他还说夏目漱石“既信理论又信实感，虽然遇到无数危机，但这两者的密切平衡从未崩溃过”。因此，他对于“只相信实感的文学外行蔑视这种平衡，长期对夏目漱石白眼相看；而且在夏目漱石论诸家中，至今仍很少有人正面承认这种平衡”[7]而感到遗憾。
其次是受到以感性和实证性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的严重束缚。从许多评论文章可以看出不少评论家对文艺理论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而拥抱感性的实证性的研究法。因而在研究漱石的文章和专著中，数量最多的是作品论，其次是作家论或传记研究。在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夏目漱石》（有精堂）卷二十八篇文章中，只有一篇专论夏目漱石的文学理论，而且还排在最后。《夏目漱石》Ⅱ二十六篇中只增加了三篇论述写生文的文章。虽然排在最前面某种程度上反映编者对夏目漱石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视。但数量太少，而且只论写生文，范围也太狭窄了。该社出版的新论文集《夏目漱石》，二十三篇文章中只有两篇评论夏目漱石文学理论的文章。要知道在这一集里有三篇《梦十夜》论，四篇《行人》论！在上述七十七篇文章中研究理论的文章只占六篇，还不到十分之一呢。这里我们是不难看出日本评论家和编辑者的明显倾向的。不言而喻，把感性和实证性结合起来研究的捷径，是写作品论。这是日本有关夏目漱石的作品论丰富的根本原因。因为感性人人都有而且各不相同。实证也不是难以做到的，你只要认真读读作品，就可以抓住一两个题目抒发感想或进行论证。于是各种各样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了。
例如，《其后》中女主人翁三千代给男主人翁代助送去三朵白百合花的故事，就是日本评论家爱做的题目之一。更由于著名作家大冈升平和著名评论家江藤淳就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而更加引人注目。江藤淳认为《梦十夜》第一夜和《其后》里出现的百合花是女人的象征，是性的象征，进而联想到夏目漱石与早逝的嫂嫂登世可能有恋爱关系（《漱石和他的时代》——第一部）。而大冈升平则说不仅仅是夏目漱石，文学家都有这样的感觉：百合花并非表示纯洁，而是表示某种天真的浪漫主义（《百合花的美学——漱石和基督教》）。世上本来并无某种色彩某种花草只能象征某人某物的道理。据日本学者考证，白百合花被视为圣母之花、洁净的象征是因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画了圣母受孕和圣母手抱百合花的画之后。据说在基督教故事中，传说天使曾经拿着白百合花枝，向圣母报告基督诞生的消息；还有的故事说圣母升天时她的墓上摆满了百合和玫瑰花（春山行夫《花的文化史》）。就是说百合花可以象征洁净、纯洁、喜庆、哀思以及复活等多种意境。相爱大学人文学系副教授木股知史就说江藤淳和大冈升平都没有道理。他认为漱石深知百合花可以象征互相矛盾的事物，而有意让百合象征“纯洁”和“官能”两层意思。他还以英国拉斐尔前派创始人之一的罗塞蒂的诗《在天的处女》为证，认为诗里少女手拿的三枝百合既表示纯洁，也是官能的描写。此外，他还说《其后》的爱情故事还借鉴了意大利小说家邓南遮的小说《死的胜利》（《〈其后〉的百合》）。
另外，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冢谷裕一从植物学入手进行分析，得出《其后》里的“白百合”实际上并非“白色的”百合的结论，进而指出这种白百合就是“山百合”。因而，决非只以白色来象征什么（《〈其后〉的并非白色的白百合》）。
从以上文章中不难看出日本评论家善于抓住一点大做文章的特点的。其优点是明显的，可以分析得更细，开掘得更深，对于理解夏目漱石的创作特点也是大有益处的。但是弄得不好也可能会捡了芝麻而丢掉西瓜。这里的关键是论者是否抓住评论对象的中心问题。如果抓不准很可能就会钻牛角尖。不能说在夏目漱石论中就没有这样的文章。如果把这种评论方式视为金科玉律，作为一种模式固定下来，势必影响评论方法的发展进步。我认为日本评论家现在尤其应该警惕这种评论方法的消极面。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很明显，如果没有研究方法的更新换代，在夏目漱石研究上取得突破是很难想象的。
日本对夏目漱石的生平、传记，他与多位女性的关系，尤其是他与登世的关系是探讨得比较多的领域。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实证性的，最典型的评论家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日本现代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石原慎太郎同期崭露头角的江藤淳。他著有《漱石和他的时代》《夏目漱石》等。在夏目漱石研究方面被视为富有创新见地的权威评论家。他就根据《行人》中二郎与嫂子的故事，登世十七八岁时的照片是夏目漱石所喜欢的美女脸形以及漱石给莫逆之交的朋友正冈子规信、悼念登世的俳句等大量资料，断定夏目漱石与登世有非同寻常的关系。他还了解到，夏目漱石曾经抱着重病缠身的登世上下楼梯，感触到了登世的肉体。说漱石1903年写的第二首英文诗《创造的黎明》第一次描绘了登世的形象。江藤淳认为自己发现了解开夏目漱石与登世关系的决定性的钥匙，并得出结论：不能否认夏目漱石是恋着登世的，然而又说根据诗中天与地融合为一的叙述并不能断定这是性关系的暗示。江藤淳的调查虽然展示了夏目漱石人际关系的一个侧面，但是，既然没有发展到乱伦之类关系，似乎就不必借题发挥了。而在上述两部著作中确实都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的。甚至为了证明这种关系，把夏目漱石为躲避服兵役而将户口迁至北海道说成主要是思慕登世，不满三兄第三次结婚。实际上是把夏目漱石对服兵役的不满说成个人感情问题。显然这是不符合夏目漱石当时的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在评述夏目漱石的思想时再做详细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夏目漱石给正冈子规的信里说得明明白白。登世作为妻子是完整无缺的；作为社会一分子是令人佩服的，首先是节操坚定、性情公平正直、胸怀光明磊落，绝不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而在夏目漱石的小说里，大多数女性是受到批评的，这是由他的文艺观所决定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不去研究其文学主张，只从生平考证，就会走入误区。
考证法的另一方面，是以比较文学的形式出现的。特别在作品论中，不少日本学者常常抓住某个人物形象某个情节甚至细节，与西方某个作家某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从局部看，这种研究法对于理解作品的细节虽然不无启发作用，但对于回答夏目漱石究竟怎样借鉴、吸收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的问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且也与夏目漱石的本意相违。从《答田山花袋君》一文中可以看出，夏目漱石是坚决反对模仿别人的作品的，对于别人说他模仿更是火冒三丈。因此，我认为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必须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
日本漱石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有些学者不去钻研夏目漱石的原著，而是舍本求末地把主要精力放在拼凑漱石研究者的文章上。他们往往罗列了一大串某个问题的文章及其主要内容，最后以少量篇幅阐述自己的观点。显然这是考证研究法的又一个表现。这类文章的优点是可以一目了然地找出有关某个问题的详细资料，但也难免使作者自己的观点淹没在大量资料之中。或者没有时间、篇幅去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倒是觉得资料是资料，论文是论文，还是应该对资料进行分析、概括，上升到理论。不言而喻，从建筑材料到大厦，人们又得付出多少汗水啊！我们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批判实证论。正如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蔡仪说的：“美学从来就是以哲学为它的理论基础的，自古希腊的柏拉图到近代的黑格尔都是如此。”[8]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他认为科学的任务只是描写人的主观感觉，在《实证哲学教程》中，甚至以教师爷的口吻狂妄地说：“我们认为探索所谓最初原因和终极原因，都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和毫无意义的。”就是说他要求人们放弃研究事物的本质而仅仅局限于描述事物的现象，因为他认为只有以观察到的事物为依据的知识即人的感觉、经验才是“确实的”或“实证的”。他企图以“实证的”科学取代哲学、否定哲学。人们也许还记得马克思在批判18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鼻祖和创始者库斯塔夫·胡果（1764—1844）时，就否定了实证法。马克思写道：“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这种论据并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一切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作一个根据。”[9]有力地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当然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不应该排斥、否定感官、感觉经验的作用。因为艺术作品具有物质外壳和感性形式，人们对艺术品的欣赏首先得依靠感官，凭感觉经验进行初步的审美判断，然后才进行更深层次的鉴赏。因此，我们所反对的是囿于感官和感觉经验的审美方法。尤其是我们面临的课题是要研究理论问题，概括出一些艺术规律，只有感官和感觉经验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用超越感官和感觉经验的形而上的方法。显然，唯物辩证法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超越。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既是可感觉的又是不可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同时可感觉的，又是不可感觉的。”[10]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就有学者对实证主义研究法提出了批评。首先，日本著名评论家吉田精一对风见景次朗在《新兴国文学之再建》（1934）一文中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评。风见景次朗认为要想建立日本文艺学，就应该避免民族的看法，而要依靠自然科学的方法。他进而提出应该自始至终抛弃主观看法，而要把文学视为社会的现象—客观的现象。而以往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都完全依赖主观的要求，现在要以自然科学方法处理时，就应该站在其他立场——自然科学的立场上。吉田精一对站在这种立场上是否能进行文艺研究提出怀疑，批评他们只满足于事实，不想离开事实一步，相信事实的基础就在事实本身中。吉田精一明确指出这显然是实证主义立场。认为事实这个概念是一个目的论的概念。眼前的随便一种现象对于做学问来说不是事实，而只是能从中学到某种东西。因为所给予的事实中有本质和非本质的区别，所以必须进行选择，进一步加以组织，使之系统化，才能成为我们的学问。但是风见景次朗等人的立场“有可能使他们在事实的堆切中茫然失措。如此方法是建立不起什么学术体系的”[11]。
其次，我们从所研究的对象看，也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批评。
抱着向西方学习的巨大希望，西渡伦敦攻读英国语言文学之际，夏目漱石亲身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看到欧洲文明的失败根源在于贫富极悬殊。便以其东方文化为基础，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进而联系日本社会现实，成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批判态度的先觉者之一。我们说他是个先觉者还由于他不是一个盲目的批判者。他同时也看到英国表面上的民主自由等比之日本较进步的一面，并以此为武器对自己祖国的落后面进行了清醒冷静又尖锐泼辣的讽刺批判，从而与盲目排外的国粹主义者划清界限。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夏目漱石毕竟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派、信奉自由主义。所以，他在留学英国时，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很流行，他也立志要正确地观察人生，并为此而如饥似渴地阅读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著作，就是没有摸过马克思主义书籍。因而，他对社会的批判就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必须用更先进的批评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分析研究。比漱石留学更早一些流亡英国的恩格斯，就能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眼睛看透英国民主的虚伪。恩格斯在批评善良的德国人误以为英国人如何了不起、如何独立自主时指出“这是从远处看到的美妙景象”，“把这美妙的假象当成了真货”。他尖锐地揭露英国的“制度使精神不可能有任何自由表现”，“英国人屈服于社会偏见，每天为它牺牲”。他还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他说“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12]。
而夏目漱石只是笼统地批评英国人的拜金主义，反对日本人盲目地模仿英国人，但他不会用阶级分析法去区别不同阶级的英国人。所有这些都与夏目漱石的世界观有关。所以我认为应该用更先进的思想武器来评论夏目漱石才能得出较正确的科学结论。
当然，日本并非没有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但是可以肯定，日本不但还没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美学来系统研究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也没有用其他方法系统研究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这种状态由来已久，也并非无人发现。例如川端康成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清楚地指出：“在明治四十年代，根据心理学美学撰写了出色的文学概论的夏目漱石的见识，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然而在夏目漱石以后，我们已经找不到一本值得信赖的文学概论，这样说毫不夸张。有文学史家，但没有文学理论家。也有文艺批评家就是没有文学理论家。”他还认为日本由于缺乏文学理论家，所以文坛上多次论战，都暧昧地不了了之。[13]川端康成以十分明确的语言肯定了夏目漱石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地位，可惜他只提出了结论，而没有充分论证，看来他也并不想当文学理论家。川端康成的话已经讲过了半个多世纪，虽然不能说日本至今都没有文学理论家，但可以说没有文学理论家系统研究过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
[1] 《日本古典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2] [日]今道友信编：《美学》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346页。
[3] [日]吉田精一、山本健吉编：《日本文学史》，角川书店1983年版，第46页。
[4] [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杂种性——日本文化的希望》，载《加藤周一著作集》，平凡社1981年版。
[5] [日]长谷川泉：《森鸥外文学管见》，明治书院1987年版，第281页。
[6] 《川端康成全集》第16卷，新潮社1977年版，第258页。
[7] 《漱石的思想》，《夏目漱石》，有精堂1978年版，第109页。
[8] 《外国美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9] 《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10] 《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11] 《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吉田精一著作集》第18卷，樱枫社1981年版，第42页。
[12]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8页。
[13] 《文学理论家》，《川端康成全集》第16卷，新潮社1977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