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消费文化及其对文学观念的影响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的开篇写道：“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8]消费社会正是这样一个被过剩的物质所包围、以大规模的消费为基本生活方式的社会。这个概念是与“生产社会”相对而言的，后者以商品稀缺为主要特征，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生产以满足社会需求；而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能力相对于适度与节俭的传统生活方式而过剩，为了生产方式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就要不断地刺激消费，使大规模消费成为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

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完成和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占据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这种改变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变。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 of consumerism）在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同时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改变着他们对于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在消费主义文化中，人们消费的目的不再是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满足不断被刺激出来的欲望；人们所消费的也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所承载的符号意义。“人们购买商品也越来越忽视使用功能，而更注重商品对于身份、地位和声望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少部分人群中出现的夸饰性、炫耀性、奢侈性的消费，在后现代社会中已成为人们越来越普遍的消费需求和行为。在这里，消费已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形态。”[9]

通信和传媒技术的革命在消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新媒体出现以后，消费文化作为当下西方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伴随全球化的浪潮迅速地扩张到世界各地，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商品生产的日益丰富和新媒体在我国的迅速发展，我国都市社会具有了明显的消费文化特征。在新旧媒体共同制造出来的消费“需求”（needs）驱使下，“消费”成为都市人群自我表达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意义的消费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在日益强大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不再是高居神坛之上的具有启蒙意义的精神建构，它同电影、电视、流行歌曲一样，成为文化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纳入符号价值的生产体系，从而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另外，在消费社会中，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者必须考虑到消费者的口味，这样才能使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获得市场的认可。新文类面对的接受市场与传统文类的截然不同，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主要是由都市青少年构成的，他们一般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与我国的市场经济一同成长，他们熟练地掌握新媒体的使用技巧，网络和手机成为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消费文化理念融入他们的血液。可以说，从价值观念到审美品位，这个人群是最与国际接轨的一代，当这个群体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和社会的中坚力量之后，他们的价值观也将逐渐取代传统价值，成为社会的主流。

这一改变对文学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在价值观念上，消费主义文化使文学从主流意识形态所构建的宏大叙事中抽身，却转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拟像世界的迷恋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冷漠。“拟像”（simulacrum）是波德里亚分析后现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术语，用以指称在消费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共谋下被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符号。拟像以现代电子技术为基础，完全不同于语言、绘画和音响等自然符号系统，它不仅以极度逼真的视听方式彻底置换现实事物，而且还以自由想象、海量复制和远距离传播的方式创造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真实，创造出一种比真实更加真实的“超真实”（hyperreality）。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真实”观念，使后现代文化整体上处于一种虚拟现实和“仿真”逻辑之中。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参与了对拟像世界的建构，这一点在新文类中得到了尤其集中的表现，新文类通过铺天盖地的海量文本包围了与新媒体密切接触的都市人群，并且在新媒体的技术条件支持和其他大众传媒的着力渲染下将自己定位为个性、自由、时尚的文本类型，相比较高高在上满纸沉重的传统文类更能满足都市人群的阅读需求。同时，对新文类的消费被认定为时尚个性的体现，比如拥有自己的博客空间、微博或微信个人订阅号，用手机看小说等平常的消费行为在大众传媒的宣传中被同抽象的社会属性认定联系起来，被赋予了一些象征意味，如主体的社会地位（新人类或白领）、审美品位（时尚新潮）、收入水平（有钱有闲）以及知识水平（受过良好教育，有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共同形成对主体的自我价值认同的虚假表征。新文类的消费行为给消费主体以特定的自我心理暗示，他们在消费文学的同时消费着象征的自信和优越感。

消费文化对文学价值观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新文类在构建休闲时尚、畸形繁荣的文化空间的同时规避了社会的深层苦难和矛盾，它在用享乐主义的佻挞态度解构一切时，所营造出的拟像世界恰好投合了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稳定、淡化矛盾的需求，因而在国家意志的默许甚至纵容下飞速地发展起来。人们为消费文化制造出来的欲望而痛苦，为欲望的满足而快乐，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一切与自身没有直接关系的命题都被悬置起来，因此，消费社会中人们对“拟像”世界的迷恋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正是对现实世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逃避，这实质上正体现了一种犬儒主义（cynicism）的价值观。在已然出现的新文类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价值观的蔓延迹象：新文类将自己定位于都市消费文化，无论是各种类型小说还是博客、微博写作中都大量地充溢着对欲望的毫不掩饰的赞美和渴望、对自我毫无批判的专注和迷恋，以及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漠视和嘲弄；与此同时，传统文学中作家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存境遇的忧患，对现实苦难的悲悯都被归结为主流意识形态孕育的“伪崇高”而被摈弃于新文类的价值诉求之外，消费主义文化引导人们超越被意识形态“污染”的沉重现实，转向娱乐至上、欲望至上的无意义的“真实”。

消费文化同样也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审美倾向，消费社会为多种审美趣味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消费文学的生产要考虑到接受群体的喜好和接受能力，单一的价值理念和美学范式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口味多变的市场，因此文学的审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形态。在消费社会里，新文类的主要消费群体集中在都市青少年这个人群，他们正处于好奇心旺盛、追求新奇刺激的年龄阶段，伴随着市场化进程成长起来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对于冷酷的生存法则了然于心，并且在内心里认同甚至崇拜创造财富神话的成功人士。消费文化不遗余力地为成功人士打造迷人的光环，使他们成为个人奋斗式的、拥有非凡毅力和天赋的“青年偶像”，同时承担了普通人对于未来的想象和自我激励的目标，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符号。“从它（指‘成功人士’形象，作者注）背后，我分明看到了一系列政治和商业权力的或直接或隐蔽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这些运作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它所起的主要的作用，似乎就是把复杂的现实单一化，它放大现实的某一方面，却又将另一些方面遮盖起来。”[10]他们在满足普通人的成功梦想的同时，将这样一种人生观传递给受众，那就是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认同弱肉强食的丛林生存法则，专注于目的的达成而不必在意采取何种手段。这种人生观使新文类中的许多作品呈现出资本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特有的非现代性审美倾向，比如说“酷”这样一种广为都市青少年追逐的审美风格中就包含了很大程度的冷漠、自私和不择手段。这种审美特征在玄幻、悬疑和穿越小说中都有体现，在内容驳杂的手机段子和博客、微博写作中更是遍地开花。就拿玄幻作品来看，很多小说都表现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内容，为了主人公的成功，众多的配角不惜牺牲并死得心甘情愿；而许多同人小说以人物情感为重点，形成一种在“人性”的名义下否认是非善恶，热衷于为反面人物翻案的文本模式。当整个消费文化的主流都把这种相对主义哲学视为合理并予以大力渲染时，文学最珍贵的对人性的悲悯便荡然无存。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文类的作品中难以寻觅到温情、爱慕和谦卑，取而代之的是戏谑、惨烈和狂热，是对传统伦理和道德底线的挑战。

此外，消费文化中欲望被感官化、合法化，“身体”成为新文类重要的文学资源。消费社会的产生建立在大众媒体对欲望的制造和欲望满足的循环之中，因此，消费文化表现出对欲望的无限制肯定，并且通过各种媒体反复强调其合法性。以往文学对欲望的表现总是与某种理性诉求相联系，体现为一种理想、愿望和追求，如道德追求、人生理想、与命运抗争等，在审美品格上则更多地表现对宏大叙事、人物形象、理性蕴含的追求。而权势、金钱、性等原始欲望对人性的扭曲也是传统文学中最常见的严肃主题，在这里人的原始欲望是万恶之源，需要受到理性的规约和压抑。在消费文化语境下，欲望脱下了崇高人文外衣，理直气壮地成为文学顶礼膜拜的对象：新文类中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对欲望和身体的或艳羡或炫耀的书写，玄幻作品中金钱、权势、美女的白日梦模式、后宫穿越小说中对阴谋、算计和权力争夺的热衷、悬疑及同人小说里对人物罪恶欲望的细致刻画……如同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里所说：“狂欢中的荒诞不经的身体是不纯洁的低级身体，比例失调、即时行乐、感官洞开，是物质的身体”[11]，当身体反过来成为精神的主宰之后，它的革命性意义就荡然无存，成为一种公开展览、招徕顾客的商品。消费文化用商业性代替了文学的批判性，对人性的认同多过反思，纵容人的欲望的无节制膨胀，因为这欲望正是消费文化生长的土壤。

当然，消费文化也为新文类带来了全新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它的审美趣味丰富多变，风格多样杂陈，其中闪烁着机智锋芒的反讽、戏拟手法的广泛运用使新文类显示出活泼流动的生机。新文类同时发掘出一些亚文化因素并且将之推向流行，使人们能够接触到更多不为我们熟悉却也体系谨严、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比如西方的奇幻小说、民间的“鬼故事”、日本的动漫产业和长期被社会主流所误解和避讳的同性恋亚文化，这些都为建构具有多样性的当代文化体系增添了重要的内容。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的文学体系不得不面对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纯文学或者放弃市场坚持对艺术性的探索，躲入象牙塔成为专供文学研究者们欣赏和解剖的对象，或者半遮半掩地与消费文化妥协，加入商业化写作的市场运作，消费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改变了我国的文化生存环境，并且从各个方面对文学的传统存在方式提出了挑战。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消费文化也为文学带来了新的感觉方式、生活资源、价值取向以及新的市场传播和接受形式，这些变化都集中地在新文类身上得到体现。因此，深入地分析新文类语境的具体状况，探讨它的构成方式、运作细节和积极意义比起空洞地批判媒体霸权和消费文化来，应当更有助于我们对当前文学发展状况的把握。我深信，任何媒体霸权和消费文化都永远无法销蚀真正的文学精神，它根植于人类智慧和人性深处，汲取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养料，在文明的传承中生长了几千年并且将一直枝繁叶茂地生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