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先秦华夷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

一 华夏族群形成时间问题的研究现状

先秦时期是华夏族初步酝酿形成的重要时期，时间上指从华夏族群形成雏形到秦朝统一全国这一历史时期。汉民族的形成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问题，为当时著名的“五朵金花”之一。华夏族作为汉民族的前身，其形成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讨论华夏族群形成的问题上，往往会有一些用词不是很准确的情况，早期的学者都讲汉族，也讲华夏族，到了最后也讲中华民族和其他某一种民族，在上面不同的语境中所表达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只是从一般意义上介绍，在本章后面对此进行辨析。徐杰舜认为汉民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然后又经历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在汉代才形成汉族。[1]徐先生的观点应该说具有一定代表性，即认为华夏族形成经历了较长时间。陈连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三阶段论与徐杰舜的观点接近。陈先生认为，汉族的前身，以华夏为族称，在先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起源阶段、民族雏形的形成阶段与华夏民族的形成阶段。华夏的起源，以黄河中下游两大集群的融合为核心，同时在吸收四方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形成夏人、商人、周人三支，经过夏、商、周三代融合为一体，在西周形成华夏民族的雏形，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在战国实现了华夏的大认同，华夏已经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民族是大融合的结果，对四夷而言，又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融合于华夏之中。[2]而覃东平先生则著文认为，汉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从炎黄部落进入中原，到融合东夷、九黎的一部分后逐渐壮大。夏商时期，在融合了周边诸多民族的基础上，周朝自称中国，或称华夏。[3]以上观点都是当时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朱绍侯、史继忠等人，其都认为汉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并且在这当中融合了其他族群。

对于华夏族形成的时间，学者们存在较大分歧，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三种，即华夏族形成于周代说、华夏族形成于夏代说和华夏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说。第一种说法的代表人物为杨荆楚和史继忠。杨荆楚认为，黄帝部落的后裔建立了夏王朝，强大的夏部落形成夏族，前后经历夏、商、周三代十六个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进入中原地区的戎、狄、蛮、夷部落逐渐与华夏部落融合，史称华夏。[4]史继忠也主张周代华夏说，认为华夏族的标志是周礼与华服。[5]第二种说法的代表人物田继周依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认为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部落“合并”和“融合”而成，正是由于“五帝”时期频繁的战争和兼并，贫富开始分化，阶级关系出现。同时，田继周还将夏族与夏朝相结合进行考虑，认为二者不仅有地缘的前提和同样的历史时期，以及夏朝的建立是夏族名称的来源，而且夏朝统治的领域和四百多年存在的事实，对夏族各种特点的发展和稳固具有制度意义。田继周用了较大篇幅论证夏朝、商朝和周朝的渊源关系，认为在文化上三代是一体的，虽然国名或朝代有差异，但是三者之间互相均为前代的诸侯国。周人之所以不称周族，就是在前代已经有了固定的称谓。[6]除了田继周之外，周伟洲也同意华夏族作为一个“民族”形成于夏代的说法，他认为使用同样的语言和文字，过着同样的经济生活，并由此产生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状态，最后形成狭义的民族。如果对照中国历史，事实上黄河中下游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发展到国家阶段时，即夏朝诞生后，华夏族也就随之产生了。[7]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序言》中，也认为华夏族是形成于夏代的。[8]徐杰舜先生主张华夏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他在《汉民族形成三部曲》中说，春秋时期，由于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既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次生民族——华夏族。同时，他又列举了华夏族群与周边族群在语言、风俗、族群观念等方面的差别来支持自己的观点。[9]第三种说法代表人物当属沈长云先生，沈先生在《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认为，早期的夏商国家是建立在氏族组织而非地缘组织的基础之上，在西周的分封制之后，华夏族才由部落状态向民族共同体转化，这一过程最终完成在春秋战国之际。在该文中沈先生指出“华夏”名称在夏之后整整六百年间并未出现，因而将夏朝的建立视为华夏族的最后形成是有问题的。[10]沈先生引用马克思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民族的形成与文明社会及国家的产生在时间上一致的，对于中国的情况而言，摆脱血缘关系按地区进行国民划分的这个阶段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完成的。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各家对于华夏族的形成时间是有分歧的。民族应当是什么？对于民族的概念，学术界现在一般都接受斯大林的概念，即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的共同体。固然这样一种描述性的概念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思路，其实这个概念是一个政治的产物，其目的就是要把犹太人划到这个概念之外，使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这个概念的前提是“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的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11]。显然，中国上古时期的情况并没有资本主义和近代化的背景，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三代的关系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笔者在行文之中，只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使用“民族”的字眼，具体的概念辨析将在本章后面涉及。华夏是一个族群，按照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族群主要强调族群内部的共同特征以及排他性与归属性的特征，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更强调族群成员在内部特征一致性基础上的排他性与归属性，而且更重视内部特征的相同性。这样看来，中国早期的族群出现应该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其中共同性就是早期的礼制萌芽、宗教性建筑的建造、文字的出现、青铜工具的运用和基本的归属与认同。就地理界线上而言，就是中原地区出现了族群汇聚的情况，形成一种合力。在考古文化上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文明因素的出现，也伴随着华夏族群的酝酿期，核心的问题是这种文明因素的积累一直没有中断，上古三代一直在累积。这个可以被称为早期文明的凝结因子，正是这种萌芽，经过不断成长，到战国时期称为典型的华夏族群。任何一个族群的形成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华夏族群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夏朝开始，因为这个时期具备了夏的内部认同的基础，同时也形成自己的特征，也有了其他部族对于核心族群的认可。也就是说，在政治地理的意义上形成一个核心部族和核心地区，地理意义上中原和四周，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边缘”开始出现。按照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核心部族的领土达到一定规模，并且跨越不同的经济区，才能形成核心国家，夏朝基本上具备了这个条件。[12]在文化上表现为认同礼仪文化的部族和不认同礼仪文化的部族相互对立。具备了这些条件，就具备了族群凝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华夏族群与周边非华夏族群的差别也就出现了，“华夷之辨”也因此出现，因此这里也就成为我们研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