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晖

冯盛国博士的《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即将出版，其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文写作过程中的甘苦，我也十分明了，盛国嘱我为其书写个序，作为指导老师，我欣然应允。

中国历史上习惯把西周、春秋和战国称之为“两周”，时间长达八百多年。八百多年的两周时代是华夏民族形成最为关键的时期，但这也是华夷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古今学术界所盛称的“华夷之辨”之主要问题也在这一时期。鄙人以为华夷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秦汉之后的华夷之辨简单化，因为经过编户齐民之后已经高度行政区划型的郡县制之下，在编户齐民之内且经过政治教化就逐渐“华夏化”了。《白虎通·王者不臣》篇说：“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所能化，故不臣也。”《白虎通》此所言正是秦汉以来的夷狄情况，并非两周时期的夷狄。在二十五史中，夷狄也真是“与中国绝域异俗”“内中国而外夷狄”；被称为“夷狄”的往往是处于华夏之外的外国、外族，所谓蛮夷戎狄的居住地在行政区划的地图上也往往一目了然，臣服的少数部族也是“羁縻州”之类，也绝对在华夏的“中国”之外。然而，两周时期的华夏诸国与四方的夷蛮戎狄则杂然而居、犬牙交错。而且先秦时人们聚族而居，居住在中原的华夏诸侯部族之中也常有戎狄蛮夷“插花”而居的情况。春秋后期东都洛邑之西伊阙之南便有“阴地之戎”（即“陆浑之戎”）；卫国都城之下便有“戎州”之戎，以至于卫庄公登城望见“戎州”之居，惊叹地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左传·哀公十七年》）这种华夏与戎狄杂居的状态为“华夷之辨”带来了辨识上的困难。

其二是两种时期的“华夷之辨”常常是既有“文明”的判定标准，也有“文化”的判定标准。“文明”标准的使用与判定是比较固定且比较容易。《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衣服异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这种东夷南蛮“有不火食者”，西戎北狄“有不粒食者”且有“衣皮”“衣羽毛穴居”的现象，都是从文明层次而言的，这类“华夷之辨”则是容易辨析的。而从文化层次去辨析“华夷之辨”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文化层次的“华夷之辨”常常是变动不定的。西周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宗法组织结构最健全、完善的社会，周初的封邦建国，也是以姬姓为主的。据《荀子》讲，周初分封七十一诸侯国，姬姓就有五十三国，占绝对多数。然而，《春秋》一书严夷夏之别，“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而在《春秋》及其三传中，就把姬姓的吴国摈弃于“诸夏”之外，视之于夷狄而耻与为伍。《春秋》记述有三次吴国与诸侯的会盟，其体例皆为“会吴于某地”。《春秋·成公十五年》记述鲁国、晋国、齐国、宋国、卫国、郑国、邾娄等国各派使臣“会吴于钟离”，《公羊传》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襄公十年》记述鲁公、宋公、卫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大子光“会吴于柤”，《穀梁传》云“会（吴），又会，外之也”。从这三次与吴国会盟的诸侯来看，吴与鲁、晋、卫、郑、曹等国是姬姓之国，其余齐、宋、莒、邾娄（小邾）、滕、薛、杞等国皆为异姓；这些异姓之国不仅是异姓，而且多是东方的三四流小国，和吴国根本不在一个等次上，但这些三四流的小国尚且被视之为“内”“诸夏”，而与周王室同姓且春秋中期以来能抗衡于强楚的东方大国“吴国”，却被视之为“外”“夷狄”，是不是很不公平？

所以“华夷之辨”的困难在于它的主要标准不在于血缘宗族的因素，也不在于文明强大与否的因素，而在于文化的因素，在于礼仪的因素；而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盛国博士这本书以西周金文与古文献资料相结合探讨夷夏关系的史实和互动问题，以民族学的问题和历史学的史实相结合分析“华夷之辨”与华夏民族的融合问题，并把两周时期华夷之争的史实放到先秦历史地理、气候环境变迁的大背景去分析、去认识，就赋予了“华夷之辨”这个古老话题以新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盛国博士的论著我觉得还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此书明确提出了区分与辨别华夷的标准，认为这应是周代礼仪文化。愚以为这一点把握住了华夷之辨的要害之处。两周时期正是华夏文化圈不断发展壮大之际，华夏集团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儒家率诸子百家之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华夷之辨”的问题，“内诸夏而外夷狄”，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确立了五方之民以华夏文化集团为核心的地位。因此在探讨华夏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中，两周时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其二，盛国的论著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考察华夷冲突的历史背景。西周到战国时期，无论是西周时期周王朝率领诸侯向南方发展，还是西周晚期到春秋乃至战国初期，西北方面的戎狄侵扰中原华夏诸国，其目的在于争夺资源。这种资源的争夺，在地理气候环境因素突变期则尤为激烈。盛国博士正是抓住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对两周时期华夷冲突的形成及产生的背景、原因给予了合理的解析，是值得肯定的。西周时期周王朝屡屡用兵于东南夷，表面上是要解决东南夷“不廷”“不臣”“不贡”的问题，实际上则是周王朝要通过战争牢牢地控制东南夷，打通“金道锡行”，以达到青铜器原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周王朝这一目的。而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西北戎狄多次侵扰中原诸国，其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地理气候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农牧分界线的南移，戎狄部族为地理环境所迫，便南下猎获中原国家衣食田地资源，而导致了一系列战争。有关这些章节，盛国其书都有比较精彩的论述，值得读者一读。

2016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