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简言之，文学大众化应该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包括经济、思想、审美等方面的能力阅读思想内容相对深刻、艺术成就相对具有独创性的高雅文学，这是审美权利的扩大化和审美权利的民主化。阅读高雅的文学作品应该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应是少数人的文化特权。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审美的民主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也是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步经历了这个过程。因此，文学大众化首先是一个文学意义的概念，文学大众化是一个文学自然发展的过程。但在中国，文学大众化除了文学上的意义之外，还有时代和政治的意义。文学大众化的提倡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如果我们看一看提倡文学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就不难发现，每一次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1]。显然，在一个连生存发展问题都没有解决好的古老国度，奢谈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或者超越性是不合时宜的。“五四”时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权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国依然面临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中国社会在质上没有大的改变，社会现实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极为黑暗。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中国历次变革失败的教训，意识到如果不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中国就不会改变“沙聚之邦”的状况，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鲁迅指出：“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物质。”[2]鲁迅以欧美列强强盛的根本原因说明“立国”在于“立人”，“立人”就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状态，就要对中国人进行思想启蒙，他们决定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文以载道”传统观念的潜在影响，让他们不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为了更好地进行思想启蒙，他们提倡白话文学以拉近普通民众和文学的距离。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实质上是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能为普通民众所喜爱的问题，目的是用文学培养普通民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抗战时期文学大众化讨论的目的是把文学作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这几个时期文学大众化思潮的目标各不相同，但都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因而，文学大众化就超越了文学的内涵成为一个具有革命、政治意义的思潮。革命、政治的性质很可能改变文学大众化的性质，使之成为一个广泛动员社会的运动，革命、政治的推动有可能使文学大众化迅速结出丰硕的成果。“五四”时期，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白话文迅速超越文学的范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全局性、压倒性的胜利。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民主政权的推动下，解放区的文学大众化创作取得了成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作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是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3]但是，革命、政治的强力推动有可能造成一种不顾文学本质规律的文学大众化，革命、政治的强大推动力容易对那些坚持独立创作的作家形成裹挟之势，一旦不支持或不进行大众化创作，难免会受到冲击或者批判。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文化的不平衡、不平等就是一个社会常态。在原始社会，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并没有分化，各种文化活动彼此连接在一起，是高度整合的，每个人都可能参与了文化的创造，每个人既是文化的生产者，又是文化的消费者，那个时代不存在文化的不平等现象。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文化的不平等和专业化的分工导致文化特权和文化剥夺现象，统治阶层及一些知识分子拥有高雅文化，而普通下层民众则自觉接受民间文化。当然这种文化状态的形成并不是通过暴力、争夺、强迫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造成了文化程度的不同以及不同的生活习惯，形成了不同的群体，群体之间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群体趣味，在群体趣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各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就文学来说，高雅文学在思想上比较高深，形式上比较精致；民间文学在思想上则比较浅显，形式上比较平易。高雅文学以自己显赫的地位对民间文学施加重大影响，而民间文学也并非被动，它总是利用自己的形式对高雅文学给以自己的影响并加以消解。高雅文学和民间文学不但有对立的一面，也有互相统一的一面，民间文学在题材、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和语言方面给高雅文学以有益的影响，几乎每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民间长期孕育、逐步定型，然后被作家采用、进一步发展形成的，中国文人的五言诗、词、小说等文学体裁的产生都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民间文学也从高雅文学吸取养料，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变得较为深刻、精致。在古典文学时期，虽然统治阶层及一些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学，存在着审美的实际不平等，但是高雅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并不存在深刻尖锐的矛盾。“阶级差别和文化差异的存在，以及特定消费群体的趣味差异的存在为两种亚文化的平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古典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虽然这两种亚文化有所区别，但并没有构成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敌对关系，事实上两者各有各的消费群体和运作范围”[4]。既然各有各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轨迹，也没有彼此取代的威胁，两种文学相安无事，也就没有文学大众化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