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地域与家族之衍生品——区域家族文学研究的兴盛

家族文学研究立足于地域的基点。陈寅恪先生曾提及汉唐学术的特点，“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55]，强调了家族与地域因缘对汉唐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李浩则进一步指出，“从学理上说，家族是一种血缘性组织，是血缘性纵贯轴的基元。其存在具有地缘特征，氏族郡望不过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家族既具有血缘与地缘的双重性，所以其与地域实际上是相互重叠、合二为一的”[56]，可见家族既先于氏族郡望之产生，同时也伴随着氏族郡望之形成。地域文学研究中所凸显出来的家族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家族之于地域的重要性。

从现有区域家族文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呈现出魏晋南朝与明清两个热点，唐代集中在初盛唐时期，其次是宋代与两汉，元代则较为冷清。清代又是其中家族现象最为突出的。朱彝尊谈及浙江嘉兴一地文学之盛的情况时，曰：“乡之大夫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田野小民皆教子孙读书”。[57]又“户户读书，入井西之图画。人人谈理，擅江左之风流”[58]。清人胡韫玉也曾论及清家学之盛：“国朝学术极盛，余姚黄氏、鄞县万氏、高邮王氏、嘉定钱氏，其父子兄弟类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家学之盛，超轶前古。”[59]又整个清代文化中“惟有私学无官学，有家学无国学”[60]，这与魏晋时期“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61]的家国关系有相似之处。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大家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文化上也形成了以传统的经学、儒学为主的家学特点，而清代的家族则更多地体现出文化家族的身份特点，喜好钻研学问与诗画性情的培养成为清代家族较为普遍的特点。家学之盛，国学之弱，成为魏晋南朝与满清家族现象共有的特征，这与研究成果上呈现出的重心倾向也是一致的。

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魏晋南朝的家族研究著作有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张明华、李洪亮《曹氏文学家族研究》等，明清时期的家族研究多于前者，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文学研究》、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等。从期刊发表文章来看，内容集中于两点，一是对于家族学学理的思索和建构，二是基于家族文学之表现等方面的研究。2003年李真瑜先生发表《文学世家：一种特殊的文学家群体》一文，指出了文学世家所带有的家族文化的特征：“其一，文学世家的形成明显表现出家族在文化上的长期积累，这是一个诗书传家的过程。其二，理论和创作上的家学特点。其三，女性作家的出现。吴江叶氏文学世家也是如此，在他一门九位作家中有女作家四人，竟占了近半数。在中国封建社会，较之男性作家，女性作家背后的家族文化的因素起着更为明显的作用，换句话说，在一个缺少文化素养的家庭，很少接触到社会文化教育的女性成为一个诗人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作家的出现本身就是家族文化的产物。清人袁枚也云：‘闺秀能文，终竟出于大家’（《随园诗话》卷三），揭示了女性作家所以出现的必要的家族背景。其四，延续时间长。其五，家族文学作品的编辑刊刻。”[62]这些特征的得出多是以清代文学世家为参照的，同时也概括出了清代文学世家的特点。2009年罗时进发表《文学家族学：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分析了家族学兴起的原因：“文学家族学研究在学界受到重视、形成一定的观念并付诸实践，这固然受到国内外文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地方性知识理论以及方兴未艾的家庭史研究的影响，但更深刻的原因是研究者在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围内对既定的研究方法操练得过于烂熟而企图突围、力求创新。”[63]此后家族文学的研究又走向一个高潮。2012年，他又继续发表《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一文，强调家族对文化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64]另一学人胡可先则强调了家族文学研究中材料与视角的作用：“对于开展原创研究，材料的发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拓展研究境域，视角的选取具有启迪性作用。”[65]并以太原王氏家族、弘农杨氏家族、河东薛氏家族为例给新材料的发现以意义分析，后又从地域视角、婚姻视角、科举视角、政治视角等几个方面强调视角选取的重要性。

林家骊、郑国周发表的《论弘农杨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即选取了文学家族的研究视角，经过分析论述，得出隋代弘农杨氏：“由于政治上的成功，弘农杨氏更加注重文化发展及文学创作，多人酷好文学，在文学‘南朝化’的大潮中积极参与诗文创作，并逐渐成为文坛中坚，成为隋代第一文学家族，在隋唐之际承前启后的文学发展中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地位。”[66]此外，李朝军有《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67]，这些文章反映了学人在研究中的困惑及深入的探索及解惑的内在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家族学的研究。而具体的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之作则星罗棋布，有吴桂美《东汉文学的家族化和家族的文学化》[68]，周唯一《彭城刘氏诗群在齐梁诗坛之创作与影响》[69]，田彩仙《魏晋文学家族的家族意识与创作追求》[70]，郭丽《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家族的兴盛及诗歌创作特点——以陈郡谢氏为中心》[71]，孙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讨——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72]，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韦氏文学家族研究》[73]，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文献建设》[74]，张剑、吕肖奂《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75]，沈文凡、孟祥娟《唐代河南于氏家族文学辑考》[76]，郑礼炬《浙东杨守陈家族的文学创作》[77]，王文荣《论清代京江张氏家族文化及其文学》[78]，周潇《明清德州程氏家族文学研究》[79]等，在对重点文学家族关照的同时，对一些小的家族也有所发掘。

近十年来的硕博论文汇集了数量众多的家族文学研究之作，尤其是硕士论文。[80]略计41篇，其中：2005年，2篇；2007年，4篇；2008年，6篇；2009年，9篇；2010年，6篇；2011年，5篇；2012年，5篇。从历史时段来看：汉，5篇；唐，5篇；明，4篇；清，5篇；宋，3篇；元，1篇；魏晋南朝，19篇。魏晋南朝集中了多数论文，“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81]，学人对这一时期世家大族研究的重视，客观上也反映了此一时期家族的独特历史地位。博士论文数量相对较少，略有15篇。[82]与硕士论文将重心放在魏晋南朝不同，汉魏、唐、宋、明清都有涉猎，其中清代又是一个重点。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同时，又有一定创获，然也有些重复研究，应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