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旧思路

进入21世纪以来，地域文学研究在古典文学学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对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探讨和理念思索上，另一方面也是推动文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化，同时揭示文化历史真正面貌的目的性使然。杨义先生在诸子还原研究系列中的发现，如“老子可能是母系社会的产物”、“庄子是楚庄王的后代”、“墨子与鲁南鄙的东夷草根文化的关系”、“韩非子脐带文化中的三晋法家因素”、“《论语》有曾门制造的家族神话”、“《孙子兵法》中闪现着家族记忆”等，[23]即是在“重绘文学地图”与“文化生命还原”的个体理念背景下发现的，其中也体现着怀疑与设论，同时又反复求证的逻辑思维过程。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的得出，与地域文化所以形成的内在理论思维方式相关，也体现出了地域文化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

从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看，地域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最为突出的表现还是学理上的建构，在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之外，文学地理学，或者地域文学、地域文化的一批学者，尤其是活跃于古典文学学科的一批学者开始尝试构建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对地域、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的学科辨析更趋清晰，同时将诸多地域文学现象，如文学流派、文学风格、文学传统或者更具体的审美倾向、诗体及文体等的特点放在地域与地域文化的双重背景下进行解析，这为重新解读作家作品提供了更为新颖的模式。以李浩先生为首，其对于地域文学等问题的学理思索是随着《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著作的出版而来，由此发表了《从人地关系看唐代关中的地域文学》[24]、《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25]、《地域空间与文学的古今演变》[26]、《大唐之音和而不同——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风貌为重心的考察》[27]等系列文章，集中于地域文学现象的整理分析。对于唐代关中、江左、山东三大地域文学的合流问题，认为“由于文学的地域传统及各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唐代文学仍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文学的统一与合流仅仅是一种理想，文学的空间差异始终存在。大唐之音，和而不同”[28]的结论，厘清了政治的大一统不等同于文学的统一、文风的合流等学术观点。李浩先生的系列论文是以由魏晋而唐的地域文学、尤其是关中文学现象为核心的。

此外，蒋寅先生有《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一文，认为“在清代诗学中，地域意识已是渗透到诗论家思想深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因素，经常在具体的诗歌批评和诗学论争中潜在地影响着论者的见解和倾向性”[29]，强调了地域意识在清代诗歌研究中的重要性问题。乔力、武卫华在《论地域文学史学的研究方法》[30]中强调了地域文学史学，由“主流—流变”以统领观照全局的研究模式。

另有多篇关于地域文学学理探索的文章：如乔力《地域文学史研究刍议暨山东文学流变研究例试》[31]、郝明工《区域文学刍议》[32]、李敬敏《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和文学》[33]、《全球一体化中的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34]、周晓琳《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35]、袁志成、唐朝晖《地域文学兴起的原因与表现形式》[36]等文章，对地域文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给予理论阐释。

从地域文学研究成果的走向来看，凸显出了三大块，即都邑、文学群体及家族问题。其中家族问题是近十年来非常热的一个话题，现有地域文学的多篇文章都以家族问题为重点，硕博论文更是形成了一个异常集中的焦点。下一问题以地域家族为基点，此暂略不谈。

都邑问题是一个重点，长安始终是汉唐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2010年王早娟博士《唐代长安佛教文学研究》[37]一文，全面梳理了《唐代长安佛教文学》包含的文学创作者、文学现象及文学作品，首次全面呈现了唐代长安佛教文学发展的基本风貌。关于洛阳的文章也较多，除去前所述及的单篇论文外，有刘冬亚《唐代洛阳诗歌研究》[38]一文。其他论文有吴绵绵《泉州地域文学的特点及其影响和地位》[39]、敖运梅《清初浙东地域诗学：传统因循与风格嬗变》[40]等。

另有一些文章，则从地域文学的角度对文学群体的生成及特点进行观照，如钱志熙先生《试论“四灵”诗风与宋代温州地域文化的关系》一文，经过具体翔实的文史论证，得出如下结论：“永嘉四灵在大的诗学宗旨方面虽有局限，但取径是确实可行的，其取得的艺术成就也很突出。由此可见，水心的诗学是有体有用，切实可行的。这恐怕也是永嘉学派实事求是，坐而论究、起而可行的学风在诗学上的反映。从这一点上看，永嘉四灵与永嘉学派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都反映了东瓯文化进取务实、重视实际效果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永嘉学派能够从北宋以来体大而用微的学术框架里超脱出来，建立起事功经制之学。也是这种精神使四灵能够成功利落地摆脱中唐以来宏大而又多歧的诗学体系，从比较纯粹的诗艺入手，侧重唐律，取法中晚唐，以纯粹的诗境为追求目的，从而迅速地取得效果。”[41]在四灵诗风、永嘉学派与东瓯文化特点之间建立了理性的逻辑联系，在诗歌、学术背后发掘共通的人文因素特点，且将这种特点在具体发生情境的东瓯地域文化背景下加以总结提炼。关于温州诗歌的论文，另有杨万里《地域文学交流与南宋温州诗歌创作》一文，认为：“温州乾淳派诗人与江西、临安诗坛的文学交流，及时将主流的诗学思潮带回了温州诗社，使温州诗歌创作，站在了与主流诗坛大致相同的起点。温州诗人从江西诗人们那里借鉴到的最重要的诗学观念是诗歌题材回归到日常生活。诚斋、二泉是当时温州诗人重点学习的对象。到四灵辈诗人时，温州诗歌渐露自家面目，温州诗坛与江西诗坛之间已然是隐然的竞争关系。临安诗坛带给温州诗界最重要的诗学观念是：生活与艺术分离，艺术独立性日益增强。张镃、姜夔等人的诗学，早已上溯六朝，启迪了四灵的诗歌美学观念。”[42]对南宋温州诗歌风格的形成来源进行了细致的地域及诗派归因。

此外，关于文学群体研究的文章，还有罗时进、王文荣《清代吴地“九老会”文学活动探讨》[43]，韩大强《大唐之音　和而不同——论唐代河南作家群体的文学特征及文学精神》[44]，丁俊丽《论清代中期岭南地区的宗韩之风》[45]，陈超《集会与地域：明清湖州怡老会的地域文化阐释》[46]，耿传友《明代徽州文人结社综论》[47]，周潇《“齐风”与“齐气”——万历朝山东诗坛》[48]，张燕波《论明代金陵六朝派的发端与发展》[49]等。

另有一些文章，从一个小的社会历史问题入手，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如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一文，认为：“母舅身份者，正是他们自觉地利用具有原始社会孑遗色彩的‘舅权’，以姊妹家庭重要责任者的面貌出现，将家学传承的人物担当起来，以坚定的文学介入的姿态为‘舅甥关系’做出了最富有人文关怀的诠释。这样的‘舅甥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文学性的关系，它不但对江南地区文学环境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家族作家的创作和地域文学的发展发生了一定作用。”[50]从“母舅”身份的特殊性角度切入，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以“舅甥关系”中血缘性为基点，由血缘而文学，从而在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之间确立了可以成立的逻辑关系。这些新时期的研究之作，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而言，更多地体现出理论建树新颖、角度求新求变的特点。

若将视线推向20世纪初期，1905年刘申叔发表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已经开始对南北文学之不同进行总结，“南北文学之所以不同，一为声音，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二为水土，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51]，又论及鲍照，“鲍照诗文，义尚光大，工于驰骋；然语乏清刚，哀而不壮。大抵由左思而上效苏、张。此亦南文之一派也”，在文体流变上寻求传递路径，且将之在地域文学特点上进行归因，这种研究思路与后来的曹道衡先生、唐长孺先生有相似之处。后来的罗根泽先生在唐代文学对六朝文学的汲取之南北差别上，认为“首先反对六朝文学者，是隋朝的李谔及王通；而唐代的有名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52]，“唐代的古文运动继承的是北朝传统，是以北朝的文学观，代替南朝的文学观，唐初文学逐渐以‘北’代‘南’”[53]等，在文学传统与文学观念上的变化寻找地域文化上的基因，在北人与北朝的文学观、南人与南朝的文学观上建立起学理联系，为唐代古文运动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在地域文化上寻找根源。这种旧型的学理思维在新时期仍有承继，米玉婷《春秋秦地文化与地域文学研究》一文，认为：“从春秋时期秦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到秦人在朝聘会盟中的文学活动——赋诗言志，再到平时社交中的说理言论，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了春秋时期秦人的文学水平和文学思想，表现出他们在接受了周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戎狄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同时还保留了秦人自己特有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因而，秦人的文学作品，不管是成篇的诗章，还是平日的言论，都表现出较高的文学水准和富有特色的文学情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上承周文化之精要，下启汉文化之繁荣，占有重要的位置。”[54]对秦地文化所吸收周先进文化和戎狄文化之多元性特点进行了论析。对《蒹葭》一诗的文学之源，提出其“更可能是遗留在周人故居岐地，被秦人接管的周之旧臣追慕周朝的诗歌”的说法，新人耳目。另有多篇文章也在文学表现与地域文学传统之间进行溯源和归纳，提炼出观点。

近二十年以来的研究之作呈现出了数量多、学理性强、多学科综合等新特点，同时也有对老一辈学者传统研究方法的承继，新与旧兼存。新的方法固然有其价值所在，但也潜藏着脱离文学本位研究的危机。而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回溯文学的地域文化之源时，在文学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上也需要仔细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