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与讨论空间

关于张之洞督粤的研究

近百年来，关于张之洞的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尤其是最近20年来，相关论著已不胜枚举。[4]本书谨就张之洞督粤这一课题，将相关研究从时间脉络上进行梳理，以展现其大体的学术脉络与进展。研究史回顾以著作为主，间及论文，另外一些重要的研究论著，在相关的具体章节中再进行评介。

宣统元年（1909）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病逝，国内外报刊都对其一生做出评价，但由于立场不同，形成了“罗生门”式的演义。[5]《张文襄公事略》（宣统元年八月上海蒋春记书庄石印本，简称《事略》）是融合各报评论剪裁而成。《事略》第四节为“张文襄督两广”，但由于是各报评论剪裁而成，所以对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的作用评价两歧：一方面称“军事专于彭刚直，南皮在其间，惟调度诸将、筹发饷械而已。天幸法船未犯虎门，亦竟无赫赫功可言”；另一方面称张之洞与彭玉麟共同规划粤中战守，张之洞起用李秉衡、王孝祺、冯子材而获谅山大捷。对张之洞在广东的洋务措施，《事略》加以肯定，但对张之洞在广东开闱姓大为不满，称其“山右禁烟，粤东开赌”。这大体体现该书对张之洞“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的评价标准。[6]由于当时报刊部分观点和文字被《世载堂杂忆》《花随人圣庵摭忆》等史料笔记接受，后来的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不免受到影响。

学界对张之洞研究的开展，须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1917年，由徐世昌、王树枏等人编撰的《大清畿辅先哲传》成书。1928年，王树枏在许同莘所编《张文襄公全书》的基础上编成《张文襄公全集》，由北平文华斋印刷出版。同年，《清史稿》亦付刻。许同莘在整理张之洞资料的基础上，编有《张文襄公年谱》，胡钧在许编的基础上亦著有《张文襄公年谱》，二人所编、著的《年谱》为后来学者所运用。[7]这些资料的出版推动了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王兰荫搜集相关史料，论述了张之洞的富强政策。郑鹤声梳理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及事功。谢恩晖分述张之洞在交通、矿业、工业、金融方面的经济建设。[8]卡梅伦梳理了包括督粤时期在内的张之洞一生作为官员的事迹，评价“尽管偶尔张之洞是一个机会主义和得过且过者，但在许多方面，在他的官员生涯中，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理念的典型”。[9]在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中，“张之洞”部分亦由卡梅伦撰写，大体为上文的缩略版。[10]这些研究都涉及张之洞督粤时期，对张之洞洋务举措按照各自的主题做出分类或论述其督粤时期的重大事件，总体显得粗略，属于初步研究。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一些论著开始将张之洞放在“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的脉络下进行讨论，认为张之洞督粤时期是其从清流派转向洋务派的重要阶段。这种“从清流派到洋务派”转变的书写方式影响深远，到了80～90年代，对张之洞督粤时期的考察仍采用这种叙事模式。只是因时代及个人观点的不同，评价各异。[11]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是目前所见第一本张之洞研究的专题著作。李国祁认为在中法越南之争时，张之洞的国防外交思想是“守在四夷”，然而这种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张之洞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12]张秉铎全面评述张之洞的一生。该书讨论了张之洞的家世、学术思想、为官兴革、治绩、建树、贡献、教育理想与实践、诗文、晚年及后世影响。其中第四章为“两广总督任内之治绩”，论述其两广总督任内在中法战争与洋务运动上的建树，以及对涉外事件的处理。[13]艾尔斯以张之洞的教育成就为线索论述张之洞的一生。艾尔斯指出，在1885～1898年，张之洞是洋务运动中的改革者。他的著作《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探讨了这一时间段张之洞在广东、湖广、两江关于教育改革的成就，认为“通过崇尚传统，运用儒学，（张之洞）获得太后信任，以及通过主战，他从翰林院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高级官僚。当他‘违背原则’时，他是两广总督，在中国最先进、最繁荣之一的地方拥有权力，以及享受该处自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总督的半独立状态。当然，朝廷同样改变了它的观点，最起码临时性的，太后在中法战争后愿意学习西方。这个因素促使张之洞在他作为洋务派改革者这个新角色时获得成功”。[14]苏云峰探讨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认为甲午战争前，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是双轨的，既有新的一面，又有旧的一面——“那就是传统的书院，以‘通经致用’为原则；新设的学堂则以‘西主中辅’为原则。广东的广雅书院与水陆师学堂，湖北的两湖书院与自强学堂等，可以分别代表二地的双轨并行体系”。[15]此外，有专门探讨张之洞督粤时期整体情况的论文。裴士丹通过探讨张之洞在两广时期的责任义务、关注点，以及与省级、中央官员的政治关系，说明作为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是一个“省级抵抗惰性上的孤独的中心”，以此反驳晚清“地方主义”的观点。[16]

80年代后，张之洞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张之洞传记的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以张之洞为题的传记至少有18部。此外，关于张之洞的专题著作约26部，硕博士学位论文约112篇，期刊论文2000余篇，公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6部，论及许多张之洞督粤的具体课题，这些课题包括：（1）张之洞与中法战争；（2）张之洞在两广的洋务举措；（3）张之洞作为两广总督的对外交涉；（4）张之洞督粤时期的其他举措（如开办广雅书院、广雅书局，水灾、匪患治理等）；（5）张之洞幕府的研究。

冯天瑜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论述张之洞转化历程，以此统摄其行事，认为张之洞督粤时期“进一步从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变”，而他两广总督时期办理外交事务，“带有明显的抵御外侮、保护民族利益的倾向”，[17]实际上延续了60年代以后从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变的论述主线。在此主线下，冯天瑜叙述了张之洞督粤五年的主要事迹，包括中法战争、洋务运动、外交谋略。该书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较为详细的张之洞传记，影响力较大。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者接受这种从“清流”到洋务派转变的说法，许多关于张之洞督粤时期事迹的研究，也在冯天瑜论述的主要内容中。谢放虽然认为“一些论著总将清流作为与洋务派不同的一个政治派别来看待，而且将张之洞作为一个从清流转向洋务派的典型代表。其实，清流与洋务派很难说是一个彼此分离、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张之洞虽然后来成为了洋务派的重要领袖，但仍被当时人视为清流”，[18]但总体论述仍不免在此框架当中。其他关于张之洞的诸多传记虽然对张之洞督粤时期的论述内容不一，但就论述框架、研究深度、影响力而言，似未超过以上作品。实际上，作为一个人，其思想必然有复杂性，两广总督张之洞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的行为受制于当时的朝局和人际网络，很难仅仅用“清流派”“洋务派”的分类或者“爱国者”的标签去理解，研究者需要更全面、细致、客观地去考察相关问题。

关于张之洞督粤事功的专门研究方面，周汉光搜集了有关广雅书院的翔实资料，并著述成书。但其优缺点正如苏云峰所说：“（周书）含盖时间甚长，范围甚广，几乎包括张氏生平、世家、思想及全部教育事功，而真正的广雅书院，仅占一小部分。且仅限于资料的汇集与静态的制度叙述，缺乏较深入的分析与批评，也看不到院生的流动、院长的工作与生活、师生间的问学论难等动态的一面。惟此书附录光绪二十三年五月所编《广雅书院同舍录》，共收四六二位院生的资料，至为珍贵。”[19]唐上意的《中法战争中的张之洞》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关于张之洞与中法战争的专门研究。后来其将关于张之洞的相关论文集结成《中法战争与张之洞》一书。该书集中论述了中法战争的时段划分、防务、战事、外交、人物评价，以及张之洞督粤政事。[20]

张之洞从词臣起步，逐渐成长为“洋务殿军”，对其事功的研究自然重要，但其如何整合自身网络而逐步成长的动态过程，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前人关注到张之洞幕府的作用。尹圣柱讨论了张之洞文案委员制的沿革，并思考文案委员制在清末官僚制度转型中的影响。[21]黎仁凯概述了张之洞幕府，并对张之洞各阶段幕府人员做了统计，介绍了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认为“张之洞督粤五年多的时间内，由于筹备战争和办洋务的需要，不断吸收幕府人员，其幕府成员已有一百数十人，这是其幕府的发展期”。[22]陆胤则采用“学人圈”而非幕府的概念，从学理、学制、文体三个层面探讨张之洞学人圈吸收近代新经验的“缓冲模式”，在近代学术、文教转型中开辟了一条别样道路。[23]可以看出，学界多注重张之洞督鄂后广泛运用的文案委员制在晚清制度转型中的地位，对张之洞督粤时期相关人事网络的整合关注较少。

此外，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民国时期的文人都热衷于书写张之洞的事迹，80年代后出版的关于张之洞的小说、畅销书更是不少。相较而言，高阳（许晏骈）、庄练（苏同炳）二人文史兼长，且熟悉清代的典制与掌故，某些观点具有借鉴意义。[24]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编有文史资料，如何看待文史资料，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张达骧为张之洞族孙，且收藏有张之洞致张之万私札，在各种文史资料上曾写有数文，亦曾为历史学者所引信，但其只是张之洞远房族孙，且不同里不同村，许多事情只是耳闻，有些说法有待考订。[25]

最近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关于张之洞的新资料不断涌现。置零散出现的材料不论，集中出版的资料有苑书义等人主编的《张之洞全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所编的《张文襄公（未刊）电稿》、赵德馨等人主编的《张之洞全集》、桑兵主编的《清代稿钞本》所收的《张文襄公电稿》《张文襄公督粤收接电稿》《张之洞书札手迹》[26]、虞和平主编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张之洞档》等。学界利用新材料，结合旧材料，推动了张之洞研究的发展，不少研究颇有创新性。李细珠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案为主要依据，[27]考察了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参与过程，包括“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起草以及学制、经济体制、军事制度、法制、狱政改革、预备立宪等诸多方面，揭示张之洞思想与活动的超越性与局限性。[28]吴剑杰在参编武汉版《张之洞全集》的过程中，编著了《张之洞年谱长编》，著有论文集《张之洞散论》。[29]茅海建以张之洞档案为主要材料，探讨戊戌变法史实结构中康梁之外的另一个维度，涉及张之洞与杨锐、陈宝箴、《时务报》及《昌言报》的关系，以及戊戌政变前后史事等诸多问题。[30]这些研究集中在张之洞督鄂和新政时期，对张之洞督粤时期研究较少。近年来《赵凤昌藏札》出版，赵凤昌作为张之洞督粤时期的重要幕僚、督鄂时期的“坐沪”，参与不少机密之事。李志茗集中利用《赵凤昌藏札》写有一些论著，里面的相关问题值得关注。[31]

百年来张之洞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如何先因后创，是后辈学者面临的难题。虽然张之洞研究的起点很高，但仍有相当多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本书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相比张之洞督鄂和新政时期，张之洞督粤时期研究仍属粗略。张之洞督鄂19年（算上署理两江总督时期），随着中兴名臣的相继去世，庚子后张之洞的地位已经相当瞩目。且张之洞督鄂后，经历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清末新政，这些重要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推动了关于张之洞督鄂和新政时期的研究。相较而言，张之洞督粤只有短短6年（算上署理时间），且除了相当短的时期经历中法战争外，其他时期国内外局势相对平和，加之中法战争研究的不充分，张之洞督粤时期往往被研究者作为张之洞督鄂时期的背景加以介绍。虽然张之洞督粤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但在材料上、观点上没有太大突破，缺乏总体、客观的研究。

第二，关于张之洞思想及近代化成就讨论过多，缺少历史事实维度的思考。张之洞督粤时期往往被看作张之洞从“清流”到洋务派转变的关键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近代化理论的火热，许多论著热衷于结合“近代化”去分析张之洞督粤时期的洋务举动。不容置疑的是，在这些框架下，前人做出了许多创设性的工作，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张之洞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人，强行抽出某些内容，以后来之观念（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划分，不免有割裂历史之感。应在一个历史事实的维度上，从政局、人物关系方面出发，重新思考张之洞督粤时期的相关举措。

第三，重复性的研究较多。过去的几十年，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许多研究不免有重复的地方（当然，仍有开创之功）。张之洞督粤时期的举措，需要深挖、开拓的地方不少。

关于晚清督抚权力的研究

体国经野、设官分职是皇朝治理的重要理念和统治基础。有清一代，总督号称“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则“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32]督抚是皇朝大小相维的重要一环。然而在权力的实际运作中，尤其在晚清的大变局中，面临许多问题。

傅宗懋和朱沛莲对清代督抚制度做了系统性研究，涉及清代督抚的建置、督抚与中央各部关系、督抚群体等方面。[33]傅宗懋认为“（晚清）地方督抚集兵、财、刑、外交诸权于一身，平添封建割据之观念”。

1937年，罗尔纲在《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一文中提出：“至于咸同后，国家制兵已形同虚设，中央没有强固的兵权，财政权又落于将帅之手，而为将帅者复多膺任疆寄，与民事，于是将帅遂得各私其军以造成这个兵为将有、外重内轻以致分崩割据的局面。”[34]其后相继出版《湘军新志》《绿营兵志》《晚清兵制》，基本明确了清代军制的发展样态、制度模式、勇营“兵为将有”及相应而形成的督抚专权的论述模式。[35]罗尔纲的论述模式影响深远，后来的许多论著不脱“内轻外重”的基本观点。西方学者则采取“区域主义”的路径，阐释太平天国时期勇营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转变的关系。梅谷指出：“太平军起事期间，各省的财政、政治和军事职能，大部分被新军领袖拿了过去。大动乱之后，帝国政府再也夺不回对这些主要事务的控制。结果就使从军成为比以前更加有效的‘取得权势’的手段。新制度还破坏了朝廷用以维持权力集中的那个互相牵制的传统政策。代替它的是许多依靠地方财源的地方军队。朝廷知道这一制度危险在日渐加剧，但是，为了防止它的发展所做的努力，都失败了。总督和巡抚不仅自己选择军官，也取得了控制全省其他文官的权力。”[36]

罗尔纲关于晚清督抚专政、“内轻外重”的论述以及梅谷的“区域主义”观点有广泛的影响，然而学界对此亦有不同的意见。王尔敏从乡土地方、淮军本身、李鸿章个人三个方面对地方分权的说法提出商榷，但并未进行更充分的探讨。[37]刘广京明确对“督抚专政”“内轻外重”“区域主义”观点进行商榷，从督抚的军权、财权、人事任免方面分析，并不认为督抚能够专权割据，一针见血地指出：“晚清一般之督抚绝非野心勃勃之半军阀，有心专权与自治。无论其志向在于造福生民，抑仅在于维持个人权位，总须一方面与勇营统领营官合作，以求地方安谧，另一方面设法尽可能整顿厘金杂税，以应付朝廷之摊派。”[38]刘伟探讨晚清的督抚群体，从动态变化和运作中寻求督抚制度的变迁，并进一步探讨中央和地方关系，认为“晚清督抚制度的变化虽然打破了原有的与中央各部间的上下统辖关系，使‘内外相维’、‘大小相制’的中央集权体制有所松动，但是就整体而言，督抚制度的运作都还没有滑出中央集权体制之外”，呼应了刘广京的相关观点。[39]邱涛则从清廷的角度，探讨清廷利用原有体制对湘、淮集团的遏制。他认为清廷逐步形成以“众建督抚而分其力”政策为主的分化政策，并与牵制、挤压和强力压制等政策结合起来，采取一整套反制的措施，使自己逐步稳住局势并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重新稳固满洲贵族的统治；内部则逐步调控与湘、淮系为主的地方实力集团的关系，并抑制该集团势力的膨胀，避免了所谓“太阿倒持”局面的出现。之后，他下移研究时段，进一步补充其观点。[40]

针对学界“内轻外重”的观点，李细珠通过研究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的权力变化，提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认为“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41]

在梳理前人对晚清督抚权力的研究时，可以发现，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深化。

第一，以往对晚清督抚权力的研究，侧重于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讨论，而缺乏对督抚在省一级自身权力运作的讨论。督抚虽是名义上地方最高的军政长官，但是在自身的权力实际运行中，面临着复杂的人事关系。这些关系，既包括与君主、中央各部的关系，也包括与地方的官僚、士绅等的关系，许多决策不得不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因而对于晚清督抚权力的探讨，必须“目光向下”。

第二，缺乏具体的省级个案研究。学界对于个案研究的批评，主要认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然而，不同的区域表现出的特性不一。就两广总督而言，其号为“南天柱石”，面临的地方关系网与其他地方督抚不同。首先，两广总督既是兼圻，又是为数不多的督抚同城之官。其次，与湘、淮军驻扎的省份不同，广东存在着强势的地方勇营，是“非湘非淮”的地区。再次，广东是晚清对外交涉的前沿。最后，洪兵起义后，广东士绅因组织保甲团练，存在“地方军事化”的倾向，士绅势力较强大。因此，两广总督的权力结构必然与他省不同。目前对两广总督的个案研究（如叶名琛、刘坤一、张之洞、张树声等），深浅程度不一，但主要是讨论事功而非地方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