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评述

一 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文献关于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进行的，其产生的微观机制主要与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博弈有关，基本上认为产能利用出现不足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自然现象。具体有以下三类文献的研究结论，被称为“理性产能过剩”：第一，从寡头共谋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采取的投资策略和价格策略会导致产能过剩；第二，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出发，认为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提升了企业“运营期权”的存在价值（Pindyck，1988）；第三，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认为企业保持一定的过剩产能能够阻碍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或者提高技术授权的收益（Ogawa，2004）。

随着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统计数据的完善，相关研究更为关注产能过剩或者产能利用率的宏观影响，大量研究表明，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是捕捉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关键以及评价通胀压力的有效指标。例如，Gordon（1989）、Stock和Watson（1999）、Corrado和Mattey（1997）以及Nahuis（2003）研究发现，产能利用率与通货膨胀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Ahmed和Cassou（2016）实证研究发现产能利用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变结构协整关系，产能利用率并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产能利用率并不能作为评价通货膨胀的有效指标。国际学术界很少从资源浪费的视角考虑产能利用率的宏观影响，西方学者也较少从资源浪费的视角测度产能利用率（钟春平、潘黎，2014）。

近几年，在全球需求疲软的宏观环境背景下，国外学者重新探讨长期的“非理性产能过剩”的成因，相关研究普遍认为需求疲软或者不利的需求冲击是产能过剩的诱发因素，并试图解释需求诱发形成的产能过剩为什么长期存在。Crotty（2002）最早全面讨论全球产能过剩长期存在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经济需求增长缓慢、企业全球竞争压力上升引发了企业的生存竞争大战，企业以超过新古典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框架所能解释的速度创造了更多的过剩产能。Michaillat和Saez（2015）、Murphy（2017）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证明了在产品市场存在匹配摩擦和固定成本占成本主导地位时，不利的需求冲击会引发长期的生产要素闲置与产能过剩的问题。当然，并非所有文献都从需求视角解释产能过剩的形成，有学者从供给侧解释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差异。Dagdeviren（2016）指出供给侧因素和制度环境是企业产能闲置的重要原因，并且产能利用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Kim（1999）从资源要素成本来解释企业之间产能利用率的差异，提高资源要素价格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而资本成本过高并不利于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还进一步指出通过政策干预可以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Niizeki（2014）也指出资源要素价格对日本的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影响。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更多认为产能利用不足是由需求冲击导致的，但是制度质量、成本结构类型、市场摩擦以及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等条件的差异会导致企业对需求冲击的反应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产能利用率存在差异。

二 国内研究进展与评述

产能过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顽疾，因此，国内大量文献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形成及治理措施展开探讨。接下来，本书主要从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现状评价、产能过剩治理对策两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1]。

（1）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现状评价的文献

由于产能利用率数据、产能过剩指标缺乏，不同学者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行业分布及严重程度的认识存在许多差异。就行业角度而言，周劲和付保宗（2011）认为我国产能过剩在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存在差异，轻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更为严重；韩国高等（2011）则指出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为具有垄断竞争特征的重工业，而进入、退出自由的轻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并不严重；沈坤荣等（2012）认为垄断性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普遍较低。但是，韩国高等（2011）、董敏杰等（2015）的代表性研究对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和分析都停留在2011年及以前，事实上我国新一轮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从2012年开始全面显现，制造业新一轮产能过剩发生背景也不同于以往，现有对产能过剩特征分析的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

此外，现有研究就我国新一轮产能过剩严重程度的判断也存在差异。于立和张杰（2014）认为我国制造业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运行中的“新常态”，未来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必须以降低经济增速为代价。何蕾（2015）则认为我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产能过剩以周期性产能过剩为主，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并不严重。钟春平和潘黎（2014）则认为我国的产能利用率较西方国家并不低，因此产能过剩并不是严重的问题，甚至认为“产能过剩是严重的问题”可能是伪命题。李晓华（2013）则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已经从潜在的、阶段性产能过剩转变为实际的、长期性产能过剩，从低端的、局部性产能过剩转变为高端的、全局性产能过剩。

不同的文献对我国新一轮产能过剩严重程度判断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者就经济周期和产能过剩关系讨论的矛盾：一方面，实际数据表明产能利用率波动具有非常强的顺周期性特征；另一方面，产能过剩的主流观点又坚持经济周期因素不是我国产能过剩的主要成因。需求冲击不仅是周期性产能过剩的原因，而且是暴露体制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因此，产能利用率的顺周期性特征并不能说明产能过剩问题不严重。此外，中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较西方国家标准较高也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问题不严重，考虑到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等多个方面都有别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标准可能并不适合我国（张林，2016）。对于我国产能过剩严重程度的判断，应该重点关注产能过剩程度相对值的变化，把握产能利用的动态演化趋势。

（2）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对策的文献

现有研究文献主要是从经济周期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等视角分析我国产能过剩的决定因素与形成机理。产能过剩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下的体制性扭曲、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受到干扰及其引起的过度固定资产投资是我国产能过剩的根源，产能过剩治理应该集中精力完善市场进入退出机制、纠正体制性扭曲、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强化环境标准以遏制过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余东华、吕逸楠，2015；程俊杰，2015a）。韩国高等（2011）认为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是由企业过度投资带来的，要实现产能过剩治理，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控制政府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使企业承担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真实成本，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何彬和范硕（2013）指出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形成，由投资拉动向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利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钟春平和潘黎（2014）认为产能过剩治理核心是要建立长效机制，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强化环境标准，降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董敏杰等（2015）通过对产能利用率影响因素分析，提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是减少政府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干预、强化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地位。程俊杰（2016）认为降低产业政策干预程度可以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当然，大量学者得到类似结论，还有学者提出利用提高经济开放水平、完善金融资本市场、提高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等方式化解产能过剩。

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政府不断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要素配置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以期降低政府干预企业行为的程度、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并且在资源配置效率、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面对我国制造业2008年以来的产能过剩危机，这种“对症下药”的产能过剩治理方式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产能过剩问题“久调未决”，甚至出现“越调越乱”、加剧和蔓延的趋势（徐朝阳、周念利，2015），已经从阶段性、局部性的产能过剩演化成更为严重的持续性、全局性的产能过剩，学者之间就产能过剩的治理思路开始出现争论。

事实上，现有主流产能过剩治理思路的失效，来源于我国当前阶段产能过剩发生背景及其本质的变化。在此轮产能过剩治理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研究的学者尝试转变产能过剩治理思路，提出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鼓励企业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实现产能过剩治理（杨振兵，2015；李扬，2016）。事实上，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优化技术，从而实现产品结构向高、尖、新转变，就可以有效解决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偏低的问题（张占斌、张孝德，2014）。在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4年年会上，各位专家和学者聚焦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产能过剩治理，认为应当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倒逼企业增强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推动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提升以产品质量、标准、技术为核心要素的市场竞争力，可以有效化解中国产能过剩（潘爱民等，2015）。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加大科研投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增加产业链附加值，可以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刘建江等，2015）。鼓励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则可以积极引导过剩行业向外有序转移，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具备核心竞争优势的产业积极参与国外竞争，可以有效化解中国的产能过剩（杨振兵，2015；曹秋菊，2016）。

在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被视为产能过剩长期治理对策的同时，对对外直接投资、研发创新作为产能过剩化解机制的作用进行研究的文献却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仅有杨振兵（2015）的省际层面的研究。夏晓华等（2016）从企业多维创新方式的视角解释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为创新方式发展化解产能过剩提供科学依据。本书的研究很大程度建立在这两篇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要以新的思路治理我国制造业的新一轮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