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动态社会学（2）：社会类型的演进趋势
孔德认为，与知识进步的三阶段相适应，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经历了类似的进步或发展。
在神学知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种军事类型的社会，它以家庭为主要的组织形式，祭司和军人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当社会处于这种状态时，理论的观点，不管是一般的，还是个别的，都来自超自然的命令。想象显然地和全面地支配着观察，观察没有探讨问题的任何权利。同样地，在社会关系方面，不管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都显然是和完全是军事关系。社会以政府为其唯一的和永恒的目的。只存在一些为人类的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实业。生产者的简单奴隶制度，是当时的主要制度。”1
在形而上学知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的组织形式，牧师和法官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观察经常被想象所支配，但也允许观察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想象。后来，这个范围逐渐扩大，终于使观察获得了可以在一切方面进行探讨的权利。……在世俗领域，实业更加发展，但还没有取得优势。因此，不管就社会的构成部分来说，还是就社会的全体来说，社会均已不像以前那样显然是军事性质的了，但也还不显然是实业性质的。私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个人的奴隶制度也不再是直接的了。生产者虽然还是奴隶，但已开始取得某些军人权利。实业获得新的进步，这些进步最后使个人的奴隶制度完全被废除。在获得这种解放以后，生产者仍然受着集体专横的统治。但是，在公共的社会关系方面，不久也开始发生变化。现在，社会同时有两个目的：征服和生产。实业首先是作为军事手段而被经营和受到保护的。后来，实业的重要性逐渐增大，而战争现在却被视为促进实业发展的手段。这就是这个中间状态的最后状态。”2
在实证知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则是一种工业类型的社会，它由工业管理者和科学的道德指导者所统治，并可能形成一种将全体人类都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体系或社会组织。在这个时代，“一切个别理论观点均已成为实证的，而一般理论观点则正在变为实证的。在前一种情况下，观察支配想象；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观察虽已推翻想象的统治，但还没有取代它的地位。在世俗领域，实业开始占据优势。一切私人关系都将逐步在实业的基础上改建起来。作为一个集体，社会也将全体在同样的基础上重建起来，以生产作为它唯一的和永恒的目的”3。由于实证知识是人类知识进步的最高阶段，因此工业社会也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级形式。孔德指出，“这最后一个时代，已部分地从文明的各项成分进入，并在准备开始从整个社会范围内全部进入。这个时代的直接出发点，是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实证科学和公社得到解放的时候，即约在十一世纪”4。
孔德认为，在古代社会和前期中世纪社会，是神学知识为人们的精神统一和社会结合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宗教为社会中‘意见的普遍一致’提供了基础，它启发人们对社会建立感情上的联系，帮助他们克服个人的离心性和自私，倡导利他主义。”5但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宗教精神受到了削弱，神学已不再能成为精神统一和社会结合的基础。“神学哲学实际上只适宜于初步社会性的特定时代（其时人类活动理应基本上是军事性的），由此逐步为正常、全面的联合作准备”;“现代的社会性使工业生活愈来愈占优势，它必然强有力地推动伟大的精神革命。……这种时刻要实际改善人的境遇的积极意向必然与宗教的考虑不可相容”。6随着知识形态从神学向形而上学阶段过渡，传统的神学权威及相应的社会结合形式逐渐衰落，人类社会渐渐向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结合形式转变。在消解神学及其社会结合形式的过程中，形而上学知识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其本身具有模棱两可、无法确证的性质，形而上学知识并不能为人类的精神统一和社会结合提供一个新的基础。形而上学给人们带来的只能是永无止境的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在神学衰落之后，能够为人类的精神统一和社会结合提供新基础的只能是以真实、有用、肯定、精确和公正为特征的实证科学。“如果说逻辑一致性的优势今后必然转到实证精神方面，那么由此也必须承认，它是造成认识广泛一致的实在的唯一源泉。”7
在18世纪和19世纪，主要的西方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危机。面对这些危机，不同的西方思想家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诊断，开出了不同的治疗处方。在马克思等共产主义者看来，导致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与社会化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消除危机的根本方法也就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梅斯特尔等保守主义者提出，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种古老传统（宗教、王权、等级制等）遭到破坏，根本的解决办法即在于重新恢复这些传统；穆勒（密尔）等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根本性的对策应该是进一步完善自由主义制度。
孔德坚决反对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主义理论，反对那种认为无须借助政府的干预、单纯通过自由竞争就可以使社会协调运行的观点，批评这种观点“使无政府主义制度化”8。他相信，现代社会是一种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中，不仅传统的社会联结纽带已经遭到破坏，而且广泛的劳动分工在推动了物质生活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造成了社会分裂的可能性：“社会分工一方面发展出一种有用的精细精神，另一方面也会抑制或限制我们所谓的总体的或综合的精神。同样，在道德关系中，尽管个人需要紧紧依赖群体，他却由于自己的特殊活动的扩大而脱离群体；个人的活动常常使一个人想到自己的私利，并且不大考虑个人利益对公众的影响。”9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听任个人自由地决策和行动，那么这势必导致人和人之间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社会秩序的瓦解。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借助政府一类物质机构的力量来抑制人和人之间的无序竞争，维护人们之间的精神一致10；另一方面，则必须通过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实证主义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共识来重建人和人之间的精神纽带。
同样，孔德也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19世纪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那些危机根源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看法。孔德提出，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是人们用来组织工业生产的一种必要形式，“无论何地总有一部分人处在支配地位，而[由]掌握集中的资本、行使不可缺少的经济权威和社会权威的那些人[来占据这种支配地位]是最恰当不过的了”11。不过，孔德认为“应当抽去这种个人所有制的绝对个人性质”，主张那些“他称之为显贵、世俗领袖、实业家、银行家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的作用看作是一种社会职责。私有制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缺少的，但是只有当它不是被看作一种被利用或滥用的权利，而是被看作某些受命于命运或业绩的人行使的一种集体的职能时，私有制才会被允许存在”12。孔德并不否认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对抗等现象在内的那些社会问题和弊病的存在，承认在当前的工业社会中，“广大无产者还没有真正被吸收到社会体制之内”，资本的力量虽然在工业社会中“应当负有较多的责任，占有恰当的优势地位，但今天它的作用却过于大了”。13但他觉得这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只不过是工业社会尚不完善的结果，尤其是工业社会中用来约束资产阶级的那些道德手段尚不完善的结果，认为“这种对立是由于工业社会组织得不好而造成的，可以通过改革加以纠正”14。
由于孔德相信一定的社会是建立在人们一定的观念之基础上的，因此，当马克思指出早期现代社会的危机主要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危机时，孔德则认为“目前社会的危机”主要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危机”；当马克思揭示现代社会的危机是来自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同社会化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孔德则认为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我们最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就在于人们对各种基本准则的看法有着深刻的分歧，而这些基本准则的固定不变恰恰是一个真正的社会秩序的首要条件，只要个人的才智没有被一致的意见统一到几种足以形成一种共同的社会理论的普遍思想之上，那么，不管采取何种治标的政策，国家的状况就仍将基本上是革命的”15。由于缺乏价值观等方面的共识，缺乏共同认可的基本行动准则，“缺乏一种相当普遍的推动力有条不紊地协调各种因素，因而工业活动造成的只是彼此之间不完全联系的阶级，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所在”16。虽然当时社会在精神和世俗生活两个领域都濒于衰败，但精神领域的混乱先于世俗领域的混乱并且是后者发生的原因。因此，要消除社会革命的风险，就必须以改造精神生活为前提。17要在现时代重建社会秩序，就必须以实证哲学为指导，将实证精神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中去，用实证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的观察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重建人们的意见一致或“逻辑整合”。实证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人知道工业关系非但不会变成危险的经验主义或暴虐的对抗，而且应当用普遍和谐的道德准则加以系统化”18。孔德指出，“根据人类的实证理论，基于目前人类掌握的广泛经验而得出的不容置疑的证据，将会正确地确定每一个行动、每一种习惯、每一种倾向或感觉的直接或间接的实际影响（包括私的与公的）；由此，作为必然的结果，自然得出最符合普遍秩序的整体或特殊的行为准则”19。因此，他坚信，“唯有全面重建才能结束现代重大危机，这种重建工作，从精神角度而言主要在于建立一门足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20。这就是孔德提倡用实证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的根本动机，也是孔德赋予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一项基本使命。
概而言之，按照孔德的说法，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正处在从以形而上学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向以实证科学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中。这种转变既源于在以形而上学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也源于形而上学知识本身内含的不确定性给社会秩序造成的困境。包括国王在内的保守主义者期待通过恢复以神学知识为基础的“封建神学体系”来消除社会动荡，而代表“人民”内部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思想家则试图以各种带有浓厚形而上学色彩的思想体系为基础来建立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新秩序。孔德明确指出，前一条道路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旧（封建神学）体系的衰落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使社会后退到目前危机开始出现的时代，并恢复不了旧的体系。要知道，让社会回到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纵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也只能是使整个社会重新处于必然发生危机的状态。因此，如果要回到几个世纪以前，就必须把旧体系六百年以来损失的东西相继恢复过来。……要想使社会回到目前危机开始出现的时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逐个消灭这些损失的产生原因，即消灭文明发展的一切成就”21。但后一条道路也是错误的，只不过错误的方向不同并且是可原谅的，“因为他们是在文明进步的指引下，摸索着去探索新体系的，而对这个新体系的性质还不十分清楚”22。然而，消除后者的错误要比消除前者的错误更加重要，因为后者才是文明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这些形而上学的社会思潮的赞同者完全无视实证科学的原则，鼓吹无限的思想自由，阻止新社会秩序所必需的统一观念体系的建立，否定实证科学家乃至政府的领导作用，最终必将使整个社会陷于四分五裂。只有实证科学才有可能引领我们顺利地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而最终消除社会危机。
1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载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二卷，第201页。
2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载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二卷，第202页。
3 同上。
4 同上书，第202—203页。
5 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09页。
6 孔德：《论实证精神》，第22—23页。
7 孔德：《论实证精神》，第19页。
8 转引自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8页。
9 转引自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1—12页。
10 王养冲：《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11 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55—56页。译文略有改动。
12 同上书，第56页。孔德的原话是：“资本集中在什么人手中这一点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资本的正常使用对整个社会肯定有用就行了。”转引自上书，第83页。
13 转引自上书，第84页。
14 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54页。
15 转引自上书，第82页。
16 转引自上书，第83页。
17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载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二卷，第151页。
18 转引自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84页。
19 孔德：《论实证精神》，第49页。
20 同上书，第43页。
21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载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二卷，第130—131页。
22 同上书，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