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近80年。在这70余年里，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人们都已逐渐老去，似乎那段惨痛的历史也随着几代人的更迭而逐渐从人们的记忆里淡出。在和平的时光里，与战争有关的历史总是色彩暗淡乃至被遗忘。然而，有这么一个群体，不为人熟知，却用活生生的血泪史告诉我们：“历史不能忘记，历史的车轮更不能倒转”。这个群体顽强地昭告天下一个共同的名字——日本侵华遗孤（后文简称“日本遗孤”）。
尽管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70余年，日本遗孤这个战争的后遗症却并未痊愈。日本遗孤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背负了怎样的历史？他们是如何在中国和日本的夹缝中生存的？这是我的疑惑，也是我开始日本遗孤研究的初衷与动因。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缔结45周年，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此重要时间节点，重新审视日本遗孤这一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活化石”，正确认识战争历史与战争责任，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日本遗孤溯源，须从日本侵华战争说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32年3月9日，日本军队扶植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结束了对我国东三省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伪满洲国成立后，向“满洲”移民成为日本的“七大基本国策”之一。在“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侵略野心驱使下，大量日本平民加入了“开拓团”[2]，移居中国东北。截至1945年底，日本在东北的移民人数达155万人之多。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而“开拓团”移民们却对这个重大消息一无所知。等他们得知真相时，早已深陷泥潭。失去日本军队保护的他们，被迫紧急撤退。在撤退和遣返的混乱中，大量日本婴儿和儿童被亲人遗弃，转而被当地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收养，并被中国百姓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这些被收养的日本婴儿和儿童，即被中国人称为“日本遗孤”，而这群日本遗孤在日本则被称为“中国残留孤儿”[3]。
1978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这是继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在中日两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日本遗孤得以陆续返回日本。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至2023年1月31日为止，有2557个遗孤家庭回到日本，共计9381人[4]。然而，算上与他们一同来日的家人，这个群体接近10万人[5]。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电视上每天循环播放着日本遗孤寻亲的消息，许多日本遗孤与亲人重聚的镜头也令众多日本民众深受触动。日本NHK电视台同期播出的大型日本遗孤题材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6]，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大地之子”一词仍作为日本遗孤的代名词而被熟知和使用。然而，短暂的感动过后，日本遗孤逐渐从人们的记忆和生活中淡出，甚至渐渐被遗忘。
令日本人意外的是，20多年后这个群体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再次备受瞩目。2002年，归国永住的日本遗孤们，以日本政府疏于对他们尽早回日的支援及归日后的生活援助为由，集体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国家赔偿请求诉讼”[7]。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虽然有一部分日本民众支持他们的诉求，但是更多的日本民众对他们状告“祖国”这一行为表示费解。机缘巧合之下，我有幸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结识了其中许多日本遗孤。
2002至2012这10年，是我在日本攻读硕士、博士，进行博士后研究，以及任教于大学的岁月。在日本生活期间，我深深地体会到，日本与中国虽然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文化差异较大。2005年，为了让更多日本人了解中国文化，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千叶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千叶大学的共同支持下，我召集留日的中国同学、朋友们举办了一场“中国文化节”。正在我们苦寻中国传统乐器演奏者无果之时，竟在校园里听到了熟悉的二胡演奏声。演奏者是四位花甲耆老，说着一口纯正的中国东北话，让异国校园里的我们倍感亲切。尽管他们并非专业乐手，但独特的二胡旋律还是吸引了很多日本学生围观。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当即决定邀请他们参加“中国文化节”。闲谈间，我才知道他们是日本遗孤，他们在日本校园里演奏的背后是他们迫切的诉求，此时正值他们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初期，他们想要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帮助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字。这次偶遇深深震撼了当年二十出头的我，也因此与他们结下了珍贵的情缘。
在查阅了有关日本遗孤的报道和论文后，我走访了几位日本遗孤。在走访中，我发现大多数日本遗孤都生活清贫，住在政府廉租房内，与普通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准相去甚远。大部分归国永住的日本遗孤在归国初期都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日语教育和就职培训，超过六成的人依靠政府最低生活补助为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参与了那场始于2002年并持续了近五年的“中国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请求诉讼”。
在我拜访位于东京新桥的日本遗孤团体“虹之会”时，一位阿姨紧紧拉住我的手说：“日本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苦处，请你一定要多写文章，把我们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从她的痛诉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日本遗孤一方面迫切想融入日本社会，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处境不为日本人所知而无奈的矛盾心境。她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我研究日本遗孤的信念。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日本遗孤问题所关涉的层面远不止第一代日本遗孤，其后代以及中国养父母也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遗孤归国大潮中，随同第一代日本遗孤归日的还有其配偶和后代。这些遗孤二代回到日本时大多只有十几岁，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却又不得不尽力适应生存境遇的突变。较之父母，他们掌握日语的能力更强，貌似很快适应了日本的生活，但事实上他们也有作为日本遗孤后代的诸多烦恼、困惑和焦虑。与此同时，还有一群人是不容忘记的，那就是含辛茹苦抚养日本遗孤成人的伟大的中国养父母。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疲于应付生计的日本遗孤大都把中国养父母留在了中国。中国自古以来讲求“养儿防老”，然而年迈的养父母依旧毅然决然地把视如己出的日本遗孤送回了日本，对他们而言无疑经历了巨大的悲痛。除此之外，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日本遗孤归国大潮中也有一部分日本遗孤逆流而行，继续留在中国和养父母一起生活。即便留下的日本遗孤不多，他们同样也是研究日本遗孤这个群体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这是本书将焦点对准上述中日两国日本遗孤三代人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记录和剖析生活在中日两国夹缝间的日本遗孤三代人的生活历史、战争体验、代际差异、民族归属以及自我认同等要素，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地呈现日本遗孤的群体性向，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群特殊的中日移民，并希望能为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各国共建和平提供某种积极的导向。
为客观、全面反映受访者的真实面貌和观点，文中采访事例保留原义，不代表著者观点。
[1]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
[2]“开拓团”是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向中国派来的农业移民团。为了进一步控制伪满洲国，提振日本国内日益萧条的经济，缓解国内矛盾，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国策《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规定以20年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为目标。计划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递增移民户数，第一期为10万户，第二期为20万户，第三期为30万户，第四期为40万户。大量的日本贫困农户的次子、季子被送往中国。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详见第二章。
[3]关于“中国残留孤儿”一词，日本学界有诸多争议。井出孙六指出，日语中“残留”一词有“有意识、自主”之意，但实际上遗孤是被迫遗留在中国，“弃民”一词更为恰当（井出孙六、1986）。大坊郁夫、仲川泰彬则指出，虽然很多遗孤没有找到日本生身父母，但是他们有抚养他们成人的中国养父母，不能被称作孤儿（大坊郁夫、仲川泰彬、1993）。近年，由于日本遗孤的老龄化，也有学者呼吁把“中国残留孤儿”与“中国残留妇人”合称作“中国归国者”或者“中国归国邦人”。考虑到“中国残留孤儿”一词已经约定俗成，本文中将继续采用该称呼。
[4]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至2023年1月31日为止，除了日本遗孤以外，遗留在中国的“中国残留妇人”有4167个家庭，共计11530人回到了日本。日本统称这个群体为“中国归国者”，共计6724个家庭，20911人。
[5]蘭信三，2000年。
[6]《大地之子》（日语：大地の子）是由日本放送协会（NHK）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系根据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由上川隆也、蒋雯丽、朱旭、仲代达矢等出演。电视剧主要讲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遗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战争孤儿陆一心在中国成长的经历。1995年11月11日，作为二战结束50周年和NHK成立70周年的纪念作品，首次在日本NHK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大受好评，其后屡次重播。
[7]2003年9月24日，600名日本遗孤向东京、名古屋、京都和广岛4个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状告日本政府没有早日采取措施帮助残留孤儿回国及没有为他们归国后融入日本社会提供充分的帮助和支援。他们要求政府向每个遗孤赔偿3300万日元，总额达到了约200亿日元。该诉讼一直持续到2007年，最终参加人数逾2200人。起诉的目的是要求日本政府对曾经的不作为谢罪，恢复日本遗孤本来应该作为“日本人”所拥有的权利。在战后6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对归国遗孤实施的援助政策以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为主，缺乏政策性。归国遗孤对政府的拖延乃至不作为感到忍无可忍，以被日本国家政策戏弄、归国后生活不安定的义愤心情，请求日本政府将援护金支付制度法制化，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