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四
听闻张岚的《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中日两国三代人的生命叙事》在中国成功出版，能为此写几句我感到很高兴。这部著作的前身《日本遗孤的社会学——生活在日本和中国的三代人的生命故事》2011年便在日本问世，在中国的出版可谓期待已久。首先，我要对这部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张岚在中国的暨南大学担任副教授已有10余年，在科研和教学领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作为她曾经就读的日本千叶大学的硕士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此，我想根据自己的记忆，简要讲讲作者在日本的研究历程。2003年，我在日本千叶大学文学院社会学专业担任教授时，有一天突然有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找到我。曾经我也接触过几位已经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的中国留学生，第一次遇到还在上学的年轻学生。她卓越的日语能力让我惊讶不已，印象深刻。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她言语中透出的礼貌和谦逊。她告诉我，毕业后她想继续来千叶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其实由于我不清楚她是否具备社会学背景，只是随口回应了她。这位年轻的留学生就是张岚。
一年后，她如期抵达日本，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国费留学生名额，成为千叶大学文学院的一名预科生，并在半年后顺利考入了硕士课程（主攻社会学）。重逢的喜悦过后，张岚迟迟确定不了研究课题，我们开始共同探讨。起初，她对环境问题怀有浓厚兴趣，希望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她观察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在这方面，她认为日本在应对环境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但我对张岚提出的这一研究课题持保留意见。
当时，我正专注于使用生命叙事法进行社会研究和田野调查。生命叙事法强调通过倾听人们基于自身经历的叙述来了解其所处的生活世界及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对研究对象进行反复细致的访谈必不可少。如果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在中国找到研究场所并频繁地进行实地研究。而在日本学习社会学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在日本的学习时间会被压缩。有没有什么主题可以作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桥梁呢？这时张岚提出了一个新的选题，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国长大并陆续回到日本的日本遗孤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初“残留孤儿访日调查团”首次访日以来，调查团举办了30余次，到了此时正值大量日本遗孤归国面临经济贫困和社会孤立等社会问题的时期。他们在中国如何被养父母抚养长大？过着怎样的生活？如何回到日本？以及目前面临着哪些问题？张岚精通中日两国的语言，了解两国的文化，面对这些回到日本，但是日语能力不足的遗孤，去倾听他们的人生经历，进行生命叙事访谈，无疑是最佳人选。在确定这一研究主题后，张岚便积极投入对遗孤生命叙事的研究中。
在张岚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从千叶大学调到了东京立教大学社会学系，虽然不再直接指导她，但她几乎从未缺席过我负责的生命叙事研究会，因此依然保持着深入的学术交流。在此期间，她顺利完成硕士学位，并继续在日本千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张岚的研究领域广泛而深入，她详细调查了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背景、深入分析了大众媒体的文章和报道，同时采访了大量日本遗孤及其第二代亲属，以及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和他们的养父母。她不仅在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学术会议上积极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还将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最终在短短三年内便完成了博士论文。她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当年的千叶大学优秀论文校长奖，在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两次登台领奖。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与其说是高兴，更多的是对她的卓越工作的钦佩。之后张岚以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外国人研究员博士后的身份加入了我所在的立教大学，并在此工作2年。在此期间，她成功出版了本书的日文版。此后，她便回国成为暨南大学的副教授。
言归正传，关于作为本书中提及的核心研究方法，我想谈三点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生命叙事法所需的沟通能力。在生命叙事访谈中，讲述者并非简单地回答问题，而是通过与研究者的对话，自由地讲述漫长的生命故事的过程。对研究者而言，这不仅是接收讲述者生命故事的过程，更是回应讲述者生活的喜怒哀乐的过程。张岚中日两国语言俱佳，对于讲述者而言无疑更能共情和进行更加深入的情感交流。张岚自带的亲和力，流露出的亲切和礼貌，以及她对讲述者的尊重态度，也对鼓励讲述者们呈现自己的生命故事起到关键作用。正如众多讲述者后来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对你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过自己的故事，我自己也觉得很神奇。”作者超越访谈法的出色沟通技巧能力是生命叙事法所要求的厚重叙事描述的基础。
其次，倾听者精通中日两种语言，使讲述者更加易于表达自我。对日本遗孤而言，当讲到对现实的不满、中国故土的怀念、中国养父母的感激之情，这些无疑用中文表达更加顺畅。与此同时，张岚作为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也一定程度影响了讲述者的叙述。有些日本遗孤甚至直言“我是中国人”，可以说是因为面对了来自中国的“同乡”的她才能说出来的话语。另一方面，有些日本遗孤似乎不愿在张岚面前谈论他对中国养父母的不满。使用的语言、研究者的国籍等种种因素都会对叙述产生影响，这也是生命叙事法分析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在意识到这些因素的局限性的同时，仍能从多角度审视这些因素，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这个重要研究论点，可以与多语言和多文化研究联系起来，正如本书中所呈现的中日文叙述转换，我期待未来她依然能对这一多元视角进行深入的研究。
再次，本书作者深怀成为中日两国相互理解桥梁的愿景著成此书。如前所述，张岚始终秉持着如何为中国做更多贡献的心态坚持着她的研究。本书试图通过对遗孤生活世界的研究，重新审视战后中日两国的历史，并揭示两国在国家层面之外的个体故事。一位养母的话触动人心，当被问及“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为什么还要收养日本人的孩子”时，她回答道：“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这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与我们老百姓无关。日本人也不是天生就爱欺负人的……我始终相信自己的良心。”这位养母的话雄辩地证明，个人的叙述与国家层面的大叙事不同，“家庭关系”“爱”“社区的团结”及“对家园的渴望”等，都有可能超越国界将人们联系在一起。通过生命叙事了解生活世界，正是用每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来照亮或反观地方社区、各种群体，乃至国家及整个社会。张岚所提及的“桥梁作用”可以理解为这样的载体，对此我也深表赞同。
最后，张岚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切实地实践和发展了生命叙事法。毋庸讳言，生命叙事法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方法，需要在进一步的访谈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加以完善。作为在日本推广生命叙事的研究者之一，我想强调的是，本书不仅提供了一个通过日本遗孤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反思中日关系史的机会，也为以了解人们的生活世界为目的的生命叙事法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希望张岚能以此书为契机，在国内外继续推进基于田野的生命叙事研究。
原日本立教大学教授 樱井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