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群体的易变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内群体，然而，时代不可避免会对他施以影响。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家和种族成员资格的重要性逐渐提升，而家庭和宗教身份则日渐式微（但它们的影响至今仍不可小觑）。女性如今已经承担起一度专属于男性的角色，让叔本华的反女性主义论调显得那么陈旧迂腐。

从美国人对移民的态度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这一内群体概念的变迁。如今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少会对移民抱有理想主义的态度，不再觉得为受压迫的人们提供家园是自己的责任和荣幸。

1918—1924年间，反移民法得以通过。二战之后，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他们哭喊着想要入境美国，但那种挥之不去的愁绪即使再强烈，也并不足以让美国人对难民敞开怀抱。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放宽移民限制的理由都非常充分。保守主义者害怕激进思想的渗入、新教徒担忧自身本就岌岌可危的主流地位更加不保、反犹分子拒绝更多的犹太人，还有劳工组织苦恼的是工作岗位不足，新移民恐怕会抢走本地人的饭碗，进而威胁当地的安稳秩序。

在有据可考的124年中，大约有四千万名移民来到美国，有一年的移民数量甚至多达一百万。在所有这些移民中，85%来自欧洲。一代人以前，反对的声音鲜有耳闻。然而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移民申请都被拒绝，社会上愿意为“流离失所人士”发声的人也所剩无几。时代变迁，内群体的边界愈发收紧：外来人士被认为是可疑的，理应拒之千里。

在特定的文化中，不仅内群体的重要性和定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个体也是一样，很可能在某段时期认同这个群体，在另一个时期又认同那个群体。

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大会上的一项决议对我们很有启发。对当时的参会人员而言，民主党是非常重要的内群体。但党派的定义（如其在国家平台上所述）却让他们无法接受。为了让每个成员都满意，“民主党”这个类别被重新定义为“包含所有支持地方自治，且反对强集中、家长式政府的人。此外，观念或领导方针受国外势力、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或公平就业委员会所影响的人都应予排除”。

为了满足个体的需要，内群体经常会被重新定义。如果需求极为强烈，那么对内群体的重新定义，或许基本就意味着对外群体的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