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王维生年为延载元年，享年68岁，是有证可稽的。
王维《责躬荐弟表》中说他愿尽削己官，使远在蜀州为刺史的王缙得归还京师，以便兄弟朝夕团聚。王缙为蜀州刺史当在上元元年（760）。《全唐诗》卷三一三收有皇甫澈的《赋四相诗并序》，云：“蜀州刺史厅壁，记居相位者前后四公。”所咏四公题为：《中书令汉阳王张柬之》、《中书令钟绍京》、《礼部尚书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岘》、《门下侍郎平章事王缙》。既然是“前后四公”，当然是按时间先后来排列的。据《旧唐书·肃宗纪》载，乾元二年（759），“五月辛巳，贬宰相李岘蜀州刺史”。又据周勋初先生《高适年谱》，高适由彭州刺史转蜀州刺史在上元元年九月，至宝应二年（763）二月始离任，当从。则王缙为蜀州刺史必在李岘之后，高适之前，即上元元年初至是年九月之间。杜甫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一诗，并注曰：“王时牧蜀。”63按新津寺在新津县；新津县，属蜀州，诗写于上元元年秋，则此“王侍郎”，必为王缙无疑。据两唐书《王缙传》，缙于至德、乾元年间（756—760）曾任过宪部侍郎，即刑部侍郎，故云。王维在《责躬荐弟表》中称：“臣弟蜀州刺史缙。”64 知时王缙正在蜀州任上，则此表当作于上元元年九月之前。表中又说“臣又逼近悬车。朝暮入地，阒然孤独，迥无子孙”。古人七十致仕，辞官闲居，废车不用，谓之“悬车”。汉班固《白虎通义·致仕》云：“臣七十悬车致仕者，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跂踦之属，是以退去。”后来人们就把70岁称作悬车之年，《旧唐书·良吏下·阎济美传》：“以年及悬车，上表乞骸骨，以工部尚书致仕。”《薛苹传》：“除左散骑常侍致仕。时有年过悬车而不知止者，唯苹年至而无疾请告，角巾东洛，时甚高之。”这可与《新唐书·薛苹传》对读：“除左散骑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时有年过苹不肯去，故论者高苹。”王维写表时67岁，故曰“逼近悬车”。若据二谱，上元元年，王维只有60岁，与“悬车”之年相差10岁，不得言“逼近悬车”。又，按两《唐书·王缙传》所载其卒年推，时王缙六十有一，故表中说：“两人又俱自首，一别恐隔黄泉。”
王维《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写于“上元二年五月四日”。状中说：“臣之兄弟，皆迫桑榆。每至一别，恐难再见。匪躬之节，诚不顾家；临老之年，实悲远道。”王维文章，往往有骈散融合之妙，而令人不觉，如上文“两人又俱自首，一别恐隔黄泉”，“两人”对“一别”，“白首”对“黄泉”。此状亦对甚工：“兄弟”对“桑榆”，“一别”对“再见”。“匪躬”四句不仅对仗工切，而且化用典故而使人忘其用事。“匪躬之节”，出自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四：《周易》“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正义》疏“匪躬之故”曰：“尽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济君，故曰匪躬之故。”“临老之年”，今人多以为非用典，意解为“临近老年之时”。其实历代对“老年”，是有具体年龄限制的。在唐代，“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65时王维已超过了60岁，按唐律就不能再曰“临老之年”。可见，“临老之年”是在用典。《国语》卷十九《吴语》：“王乃命有司大徇于军，曰：‘有父母耆老而无昆弟者，以告。’”韦昭注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维用典出处也讲究工对，“匪躬”两句用经疏典，以赞王缙忠节；“临老”二句用史注典，以称自己年岁。王维时年68岁，故曰“临老之年”。若据二谱，则王维此时61岁，不得称“临老之年”。时王缙已是六十有二，故曰：“臣之兄弟，皆迫桑榆。”
王维《与魏居士书》，是劝魏征后裔魏某接受朝廷所授起居舍人官职的。文末云：“仆年且六十，足力不强，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谷，博施穷窘。偷禄苟活，诚罪人也。然才不出众，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耳。”66这篇文章写于何时，对考订王维生年关系重大。陈铁民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写于乾元元年（758）春之后，反映了王维受安禄山伪职，又被宥罪复官后的愧疚心情。67但细绎全文，文中既无“逆胡”、“中兴”等字眼，又无陷贼自贱之心迹，如他在乾元、上元年间所写表、状中常有的那样。故可肯定此文必不写于安史之乱中，而写于安史之乱前王维任吏部郎中时。魏居士之所以被朝廷“超拜右史”，很可能是由时任吏部郎中的王维举荐的结果。据陈谱，王维拜吏部郎中在天宝十一载（752），当从。王维在文中以忠孝之义，朝隐之理，劝魏某就职，与他此时的思想心情颇相符。时王维因母丧丁忧守孝已满，服阕后即拜吏部郎中，可谓忠孝两全，且又亦官亦隐，而与他宥罪复官后之愧疚心情全然不同。至于文中说他“偷禄苟活，诚罪人也”、“德在人下”云云，不过是谦词而已。《责躬荐弟表》中王维称自己“久窃天官，每惭尸素”，就是对他天宝年间任吏部郎中时“偷禄苟活，诚罪人也”的最好注脚。王维于乾元年间宥罪复官后绝不会写这类劝人做官食禄的文章的，因为这会授人以恋爵贪禄、不思悔悟把柄的，只能是奉佛报恩，守默忏罪而已。
天宝十一载，王维59岁，故曰“仆年且六十”。
（原载《文史哲》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