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不能忘记的记忆

当得知我入选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我深感荣幸。但当时觉得自己的工作平淡，再者也需要很大精力配合，像往常传记约稿一样，我有些犹豫。但经与采集小组交谈后，我认识到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人才工程，对个人是人生历程的回顾和总结，对社会提供人生的经验与教训，对国家也是汇报和感恩的机会，我欣然接受了。于是我由被动变为主动积极配合，寻找七八十年来的历史资料和照片共数百件，现在编写组已完成文稿，我感到非常欣慰，静下心来写这篇序，以表述内心的话语。

传记是一生一世的录述，水有源，树有根，需要从家世说起，童年、中学时代、大学到工作经历等，感悟人生。

家世与童年

吕里王氏是当地著名的耕读世家，我的高祖父王柱、曾祖父王麟章都是《同治续萧县志》中有记载的饱学之士。高祖父王柱是道光元年（1821年）辛巳科的举人，到八十五岁时，仍然“朝夕披吟”，勤学不辍，并参加了癸未年（1823年）会试，被道光皇帝恩赐国子监学正。曾祖父王麟章，曾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取了秀才，闻名乡里。重视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重视家风家教，曾连续两代五世同堂，我父亲就是第二个五世同堂中最后一代人，他常向我们讲述五世同堂的情景、故事，那时父严母慈，兄友弟恭。还说“儿无常父，衣无常主”，这是多么和谐的大家庭。

到了我父亲持家的时代，连年水灾，家道中落。我童年时，生活非常艰苦，食不果腹，捉襟见肘。每年到春天就断粮了，靠借贷度日。我弟兄五人，一姐一妹，我们都渐渐长大了，家里住不下，男孩子不得不到邻家找地方住。我去国立第二十一中学上学前，就曾在朱姓邻家住了几年。

由于受祖上耕读传家的家风影响，我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很喜欢看书，如《史记》《十七史详节》等，也写得一手好字。父亲常对我们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能改变人的命运，读书也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大哥高小毕业后，考上了离家200多千米的江苏省立连云乡村师范学校。虽然这个学校是全公费的，食宿免费，但需要来回路费、书本、衣服等，家里经济条件实在太困难了，最后不得不将二亩良田当出。就是在这样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父亲坚持了四年，大哥终于完成了学业。父亲再也没有经济能力供给我们其余哥姐读书了。那我有机会读书是怎么回事呢？那时我小，我家近邻就是一家小天主教堂，只有三个房间，一个小礼拜堂，一间小办公室和两小间住房。教会在这里办了小学，纯属慈善事业，不收任何费用，还发课本。没有常驻人员，只有一位教师马相模，他为人做事、为师教学深受邻里称赞。只有二十来个学生，学生自带小桌、板凳，农忙时放假，学生回家干活，来去自由。在这里我断断续续上到二年级，这年暑假大哥终于师范毕业了，在本乡冯场村小学找到一个教师职位，家里经济状况略有改善后，父亲就把我送到邻村彭新庄正规的小学，编入三年级。这个小学在当时的农村里比较正规，有四个班，有一个种满了玫瑰的花园。那时我心情非常兴奋，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决心发奋学习。

在这里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一年。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史称“七七事变”，从此中国人民陷入了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从此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其中包括童年的我。

在敌人铁蹄下的三年

1937年9月，我升入小学四年级，在战争的阴云笼罩下上学到1938年春天。在此期间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先后发动了上海淞沪战役和台儿庄战役。这两次战役是抗日战争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战役。我家在徐州西，离徐州只有30千米，而且每天上学来回都要经过陇海铁路，陇海铁路是中国东部地区通往西部的大通道，我耳闻目染了这两大战役的情景，触目惊心。

在南方，淞沪战役1937年8月到12月期间，火车运输繁忙，先是中国军队、战争器材物资运向前方，后来伤病员、难民一车一车向后方运送。这些景象到如今我都历历在目。

在北方，1938年3月在徐州的北大门台儿庄进行了大会战。徐州会战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敌机的轰炸声，隆隆的大炮声，不绝于耳。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一个月，歼灭敌人两万多，我方也伤亡惨重。失利的日军，恼羞成怒，占领徐州的西大门陇海铁路商丘车站后，继续向东进犯，1938年5月7日，日军到达离我家15千米的唐寨。逃难的人群诉说着四十多村民当场惨死，一百多人倒在血泊中。没过几日，一天下午忽传日军快进西村，村民们只身仓皇逃命。一个月后，村民们才陆续回家。全村一片狼藉，牲口、粮食没有了，生活雪上加霜，更加困难了。

1938年是我家最不幸的一年。在饥寒交迫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祖母、母亲、小妹和侄女四代人先后离去。我母亲卧床不起一年多，因为家里没钱，没看过医生。病故那天从早晨到中午两顿饭，全家都未吃饭，情景悲惨。这时日军经常下乡扫荡，烧杀掠夺，身心终日处于恐惧之中，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

国仇家恨，激起农民群众奋起抗日，甚至个人不怕牺牲乘机与敌人搏斗，流传了许多可歌可泣激动人心的事例。萧县沦陷后数月间，抗日游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我大哥不久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国仇家恨深深地埋在我心里。

父亲的教诲，大哥刻苦读书的榜样，激励着我。那时小学都停办了，我下决心自学。我很幸运，找到一本《算术指南》，这是一本考初中的重要数学参考书。在沦陷后的三年中，农忙时跟家人干农活，农闲时自学，期待着光明的到来。

抗日烽火中的中学时代

黑暗总是伴随着光明，上学的机会终于来了。1941年夏天，我大哥在游击队得到一个好消息：游击队县政府创办的萧县县立临时中学正在招生。大哥在第一时间带我去报考，学校设在庙里，随到随考。我在沦陷三年中农闲时的自学课程派上了用场，一举考上了初中一年级，食宿等全部免费。白天在庙里上课，晚上我被分配到一户农民家的锅屋寄宿。学校有饭吃，还能上学，我欣喜若狂，机会难得，我下定决心，努力读书。

萧县抗日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经常以各种形式打击日军，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在我们家乡一带活动，我亲眼看到一天晚上游击队到村里组织农民去扒铁路，破坏通信线路，对日军造成很大损失和威胁。但到秋收后已没有青纱帐隐蔽，日军频繁下乡扫荡，师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1942年春天，县游击队护送师生由沦陷区步行四天，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中国军队占领的安全地区安徽太和县城西徐禅堂村暂住。

此时国民政府为拯救沦陷区失学青年，在萧县临时中学的基础上，成立了直属教育部的国立第二十一中学，学校负责学生的衣、食、住、行，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我通过编级考试，编入初中二年级三班。学校分中学部、师范部和女生部，共千余学生。1942年暑假，学校搬到太和县城内山西会馆里。盖了一批草屋教室，用土坯做成课桌和坐凳，没有课本，全靠记笔记。每天两顿饭，定量每顿饭每人一个馍，大部分学生能吃饱。没有学生宿舍，学生按年级分别住在庙里、祠堂里等公用房屋里打通铺，六年中学从没有睡过床。生活条件差，学生中长虱子，生疥疮，几乎无人幸免。那时全民抗战，国难当头，物资十分匮乏，前方与敌人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在这种残酷的情况下，还能读书，学生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就这样平稳地读了两年书，1944年初中毕业了。我以第16名的成绩考入高一甲班。

我的生命里希望总是在艰难险阻中萌芽并生长。刚开学不久，日本侵略军打通京汉线后，第二十一中学就在包围之中，根据教育部的命令，学校开始了艰难的西迁，背着自己的全部家当，由太和步行经河南南阳、陕西山阳，历时近一年，于1945年暑假到达陕西蓝田。途中日军多次紧追，一次在河南西平险些遇难。我幸运地过来了，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同时从家乡逃出来，途中不幸因病倒下了，每想起他我心里都非常难过。国立第二十一中学艰险的搬迁，堪称两千里小长征。1947年夏我终于完成了高中学业。

中学六年国家给我提供全公费，包括衣食住行和教材。没有国家的关怀，就没有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没有高中的学历，哪有考大学的机会。

上大学梦想成真

上大学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是我的梦想。高中毕业后上哪里考大学，考什么大学，我又犯难了。因为有两个约束我考大学的条件，一个是我必须考取国立大学，取得全公费，像国立第二十一中学那样提供食宿；二是受我自己的学习成绩所限，虽然我在高中理科班毕业，成绩名列前茅，但我很清楚，竞争不过抗日大后方生活稳定、教学正规的毕业生，也竞争不过沦陷区大城市的高中毕业生。我正在犯难的时候，我的同学，正在国立安徽大学数学系一年级学习的张立光，向我介绍了国立安徽大学的情况，认为我能考取，而且能得到全公费。我听了很高兴，于是毅然决然地奔赴南京考点，报考安徽大学数学系。那时，全国大学，不论国立的还是私立的，都是自主招生。安徽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同时考试，地点都在南京四牌楼中央大学校内，但是各考各的。考试后自己感觉还好，即回徐州，又到离家最近的考点开封，参加国立河南大学考试，报考数理系，考后才知道，三天后还要复试，由于所带费用不足，没等待复试。后来得知，复试榜上有名。后来想想有些后怕，万一安徽大学没考上，后果会非常严重，年轻做事考虑不周！

很幸运。我考取了安徽大学，由于我在抗战期间有国立第二十一中学的背景，顺利地取得全公费。安徽大学在安庆菱湖边，环境优美安静，是读书的好地方。寒暑假我也没离开学校，如饥似渴地读了一年多，为高数（微积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三门基础课打下较好的基础。

1948年暑假开学后，安庆形势越来越紧张，两派学生斗争激烈，不仅不能正常上课，还很危险。在次年3月的一个夜晚，我与常贵升同学秘密离开安徽大学，投奔解放区。原计划到北平上大学，由于途中劳累、惊吓，肠胃病复发，只得暂时回家修养。1949年暑假我幸运地在国立山东大学徐州考区考取了二年级转学生。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我来到青岛山东大学化学系，名教授多，教学设备好。当时的山东大学就在青岛鱼山路，现在的海洋大学老校区，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正是读书的好地方。三年苦读就连寒暑假都没离开过青岛一步，在这里美满地圆了我的大学梦，也打下了良好的化学基础，使我走上了我热爱的科学研究道路。山东大学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怀念我的老师，怀念学校。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只要我到青岛来，总要抽空到化学馆、科学馆看看，以释怀念之情。

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2年9月我从山东大学毕业了，进入人生的新阶段。当时国家仍处于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战争仍在进行，各地区都需要人才，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要求首先要满足。为了做好统一分配工作，在四年级一开学学校就加强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号召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班大部分同学被分配到东北，我和同班同学王凯被分到重工业部，在哈尔滨东北设计公司，这里生活艰苦。不到半年，我被调到重工业部沈阳技术干部学校，这个学校专门培养大型工业建设高级设计人才，聘请苏联专家讲课，学员多为工科大学毕业生，在这里我曾担任过教师，并在工会、共青团工作过。

到1954年1月，中央号召青年学生技术归队，要学有所用。我又被调到重工业部沈阳化工综合试验所（重工业分家后为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物化室，在留美的吴冰颜主任指导下筹建催化实验室。对我来说，喜出望外，没想到我归队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虽不长，对我来说很重要，工作中的锻炼、学习，使我懂得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爱国是行动，不是口号。回想自己，国家培养读中学，念大学，国家需要，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国家又分配我回去进行专业研究，更应该努力工作。在这里一帆风顺，在催化应用基础研究方面，一干就是十二年。在此期间两次被派去苏联卡尔波夫物理化学研究所学习和进修。

然而正当我满怀信心地进行催化研究的时候，1966年6月，国防建设需要，化工部突然调我到西北“三线”筹建研究所，心里虽然很放不下正在进行的实验研究，我毅然决然地服从国家安排，只身奔赴大西北。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69年秋研究所建设略成。化工部调我到化工部天津化工研究院工作。后来该院下放到天津市。

人到中年转业环保

在天津化工研究院一直工作到1976年秋，突然调我到天津市环保办公室（不久改为环保局）。从没想到，人到中年大改行，一时间我懵了。当时中国的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已很严重，中央政府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管理机构环境保护办公室和科研院所、监测站，那时还没有环境这方面的人才，只好从相近的专业中寻找，组织考虑我是合适人选，我也考虑到国家需要，总得有人去做。最后我下定决心转到环保领域来。我在这里遇到了办公室主任宋祝勤，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下放后刚调上来，他为人做事，堪称大家楷模，深受群众爱戴。他让我分管科技，给我充分支持与信任。60年代天津市是北方重污染城市之一，在宋祝勤的领导下大气燃煤、海河水污染等污染控制做了许多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在环境科学技术方面，1976年新建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1977年组建了全国第一个地方环境学会——天津市环境科学学会。

转眼到了1980年初，喜讯传来，国家环境保护局要调我到北京参加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建院筹建工作，我又归队了。我重新回到了自己热爱的科研岗位，进行环境化学研究，在当时虽然不能回去做催化研究，但能利用我的专业基础，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在这里我又遇到了好领导黄新民院长、张汉民书记等，提出边建院，边科研，大气先行。在基建板房里又继续了我的科研之路。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大气环境污染研究一干就是近二十年。在这期间，我有幸主持了多项国家重点及攻关项目，主要包括光化学烟雾、煤烟型大气污染以及多项酸雨研究，为国家及时的控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控制对策。其中特别是12年的酸雨研究成果，使我国避免了像欧洲、北美发生的湖泊鱼虾绝迹、森林衰亡的悲惨景象以及重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生态灾难。正是由于这些贡献，我们的研究团队获得了199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它也是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环境科学技术领域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项一等奖。

1998年年底，结束了我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18年的科研生涯，年已过古稀，我真正意义上退休了。在享受了短暂的退休生活后，1999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参加母校山东大学百年校庆，此后再一次改变了我晚年的人生轨迹。

夕阳西下余热未尽

2001年10月，我受邀参加山东大学百年校庆。1952年在青岛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半个世纪第一次来到山东大学济南中心校区，老同学如故，但场景陌生，百感交集。其间，我受到校领导来校工作的邀请，真没有想到，已到夕阳西下，古稀之年回母校工作，深有落叶归根之感。还有一点极为重要的是，回山东大学既可以教书育人，又能从事我最喜欢的基础科学研究，这是我一生的追逐、最美满的愿望，我欣然应允。

展涛校长让我充分自由选择学科发展，王琪珑常务副校长给我大力支持和帮助，我非常珍惜学校对我的信任，经过审慎思考后，决定创建学校直属的环境研究院，总体目标是培养环境学科高水平人才，助力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当时在国内高校建立校直属的环境学科研究机构还是一个新尝试。建院方针是根据国家需求，国际学科前沿，服务山东。当时已有具有良好基础的环境学院，研究方向选择原则是，要与山东大学环境学院已有学科方向互补，不重复建设。于是决定建立大气环境化学、环境量子化学计算和环境生态三个研究方向。在学校历任领导朱正昌、展涛、徐显明、李守信、张荣及现任领导郭新立、樊丽明等的大力支持下，通过16年的努力，环境研究院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了，并迅速发展壮大。

结束语

如今我已至耄耋之年，光阴荏苒，往昔如昨。回忆我这一生，为了求学和事业，忙忙碌碌，其他多有缺失。其中最大的遗憾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上缺尽孝，下少抚爱，每逢夜深人静时，多有伤感、愧疚。妻子张婉华，为支持我工作，甘愿牺牲个人专业美好前程，担起全部家务，无怨无悔。在我老家1960年饥荒年代，她和她母亲省吃俭用，变卖衣物救助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此情此景永记不忘。

目前，传记文稿已经完成，我感到非常高兴。工程采集小组编辑周汉、牛勇、张锦三位年轻同志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多次约我本人、家人、同事，并到各地访谈，取得大量高清晰视频、录音资料以及实物等，在此基础上提交了文集初稿。文稿中翔实地叙述了我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科研和教学工作、为人做事。在采访期间，柴发合副院长组织协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所等部门，胡敬田教授积极协调学校各个部门，为采集小组创造了良好工作条件。在文稿编写期间，由于三位编辑工作变动，环境研究院张庆竹院长、薛丽坤副院长及许多老师积极支持和参与，博士生鲍雷等在文稿技术方面帮助整理、补充，做了大量工作。我的秘书王新锋和助理张瑞英为传记做了很多繁杂的工作，给我帮助很大。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2019.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