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学的诞生：环境变迁与学科发展的关系
——莱利·邓拉普（Riley E.Dunlap）教授访谈录[1]
【导读】环境社会学从诞生到发展至今，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作为环境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邓拉普教授，从环境变迁与学科发展的角度重新解读了环境社会学诞生和成长的曲折历程。美国环境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重要时间节点：（1）1973年至1974年的能源危机，引发各学科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早期环境社会学以研究资源短缺为重点，同时开始关注区域性环境污染问题；（2）1981年至1989年里根执政期，社会思潮转向，环境意识淡化，环境社会学步入低潮；（3）1992年“21世纪议程”后重提可持续发展，环境社会学步入稳定发展期，以研究生态环境变量与社会运动、公众态度、阶层、种族、社会政策等的关系为主要内容。进入21世纪后，环境社会学开始走向国际化，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出现“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1）以美国为代表的“物质主义”环境社会学，强调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生态环境变量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反对“人类豁免主义”范式（HEP），推崇新生态学范式（NEP）；（2）以欧洲为代表的“非物质主义”环境社会学，注重话语分析和定性研究方法，强调环境议题的“不可知论”和“社会建构论”；（3）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本土主义”环境社会学，注重用本土方法和文化传统去研究环境议题。对于环境议题的解决方案，邓拉普强调需要加强欧美、东亚等国环境社会学的综合性发展，同时，对生态现代化持谨慎怀疑的态度，认为一味依赖生态技术手段，可能会重新倒退到“人类豁免主义”的范式思维之中。另外，他还梳理了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最常用到的POET、IPAT和STIRPAT三种生态分析框架，认为STIRPAT模型是运用生态框架进行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最经典范例，同时认为环境社会学中业已存在非常成熟和强大的生态学视角，故没有必要再去建立“生态社会学”这样的新学科。
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刘丹（以下简称刘）：邓拉普教授，您好！首先，想请您谈一下环境社会学刚提出时美国国内及国外的资源、环境状况是怎样的？
莱利·邓拉普（以下简称邓拉普）：我第一次看到“环境社会学”这个词大概在1974年，那时的美国正经历着由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短缺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严重问题。1972年《增长的限度》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全社会对有限自然资源的极大关注，这也对早期环境社会学产生了主要影响。事实上，这些影响也体现在我跟卡顿的早期研究中，我们当时强调：“生态限度”的时代即将来临，其潜在的社会影响也会随之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革新的技术提供了持续（或许是暂时）的资源供给，比如石油，但是经常会以巨大的环境成本为代价。这让我对“生态限度”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这种认识基于我跟卡顿提出的“环境的三种功能”，即任何环境（从区域生态系统上至全球生态系统）都必须提供“资源供给站”，或自然资源的来源，“废物存储库”或“水槽”来吸收污染排放物，以及人类和其他物种所必需的“生活空间”（Dunlap and Catton，2002）。当人类过度使用这三种具有竞争关系的功能，生态限度就会随之产生。我觉得在全球层面上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人类对环境的使用超出了“废物存储库”的限度，而非自然资源的消耗殆尽。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源于矿物燃料燃烧产生的废气超出了大气可以吸收的载荷；同样，航运水道及海洋环境的恶化也是由于废物排放超出了海洋自我净化和恢复的能力；等等。
因此，即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不会耗尽所有的石油，但我确信已有证据表明，特别是在全球层面上，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过大，生态限度的结果正在显现。“竞争性功能”这个概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较小范围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们对“居住空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知道这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尤为明显，那里糟糕的空气质量造成居住空间的不健康，一些农村地区工厂的污染物排放破坏了当地居民、农民的饮用水安全和正常供给。
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开始注意到各种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它们如何从局部性的水污染发展到区域性的空气污染再发展到诸如气候变迁、森林退化和海洋酸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刘：那么，您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20世纪70年代环境社会学刚出现时的社会背景吗？
邓拉普：1970年的第一个“地球日”被认为是现代环境运动（从旧有的自然保护运动演化而来）的诞生日，它在促使社会学开始关注环境议题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早期环境行动主义者还有Rachel Carson、Paul Ehrlich及Barry Commoner等先锋环境科学家很成功地使“环境质量”成为了一个主要社会问题而为人所知。地球日的成功源自传统自然保护组织如塞拉俱乐部和之后比较新的环境组织如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有效联合，充分利用学生、市民的力量来制造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其他社会运动如市民权利运动、反越战运动及学生权利运动等所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都对地球日的成功起到一定帮助作用。当年美国境内参与第一个“地球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作为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环境质量作为一个主要问题开始正式提上公共议程。
当时，为数不多的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公众态度、环境行动主义者和环境组织、政府政策等对这一运动作出回应，其中一些学者很快退出了这一领域而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学者一直执着于环境议题的研究，兴趣愈加浓厚，并将毕生的经历和事业都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之中。我有一篇跟卡顿合作的文章回顾了这些早期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是如何演化成环境社会学的（Dunlap and Catton，1979）。
刘：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议题的跨学科研究状况如何呢？
邓拉普：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关于环境议题的跨学科研究非常少，特别是社会科学，因为研究者刚进入这一领域，都试图运用本学科的视角来研究环境议题。当时在大学中也只有很少一些跨学科的环境研究或环境科学专业，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了快速和长足的发展。
刘：您能谈一下您之前的研究背景吗？您是怎样开始涉足环境议题研究的？您早期的研究背景和您后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
邓拉普：我有两篇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当初是怎样对环境议题产生兴趣并开始致力于环境议题研究的（Dunlap，2002a；2008b），我在这里就简要说一下。1967年我怀着对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及研究方法的浓厚兴趣进入俄勒冈大学研究生院，希望能致力于这些领域的研究，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学生政治行动主义者，研究学生如何争取成为民主社会（SDS）的成员。1969年在俄勒冈地区的尤金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环境事件，当地种植草种的农民们在收割结束后通过焚烧来清理田地，由于尤金处于山谷地带，结果造成非常严重的空气污染。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引起了我对环境问题的兴趣，于是我就跟我的老师说我想做一个相关研究。这事之后没多久，也是机缘巧合，俄勒冈学生开始组织动员参加1970年4月22日的第一个“地球日”，我当时突发灵感，为什么不可以把学生反战行动主义者和学生生态行动主义者做个比较研究呢？这应该非常有意思。于是我就跟一个叫Gale的老师一起合作了这个小课题，之后还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Dunlap and Gale，1972）。
也正是因为这个研究背景，我最初的环境研究都是从社会运动的视角出发的。这也让我很快意识到环境议题非常重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并非易事，于是我开始持续关注这一研究领域。我的博士研究论文就是关于俄勒冈州立法机构环保措施的票选研究，我还比较了共和党立法者和民主党立法者不同的票选记录，这也反映了我当时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兴趣依然浓厚（Dunlap and Gale，1974）。
刘：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您是怎么想到把“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为您的研究主题的呢？
邓拉普：1971年秋当我开始申请教师职位的时候，我决心继续从事我的环境议题和环境问题的研究，但是我依然视自己为政治社会学者和社会运动研究专家，因为当时还没有“环境社会学”之说。我在自己的简历上将“人（man）与环境的关系”列为一个专业领域以表达自己的研究意趣，这个术语被当时热衷于环境议题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广为使用，我也就这么用了。那时恰逢女性（或女权主义）运动在美国刚刚兴起，我很快意识到“男人（Man）与环境的关系”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并不合适，之后就不再提了，不过在1971年它确实是对我研究兴趣的最为合适的描述。
刘：您已经提到很多，不过还是希望您能从个人经历角度来谈一谈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建立环境社会学这门新学科？
邓拉普：关于为什么会建立这门新学科，详细的答案可以参见我早先提到的两篇文章（Dunlap，2002a；2008），我在这里简要谈一下。1972年秋我受聘于华盛顿州立大学成为一名教员，起初我接受了人文科学学院社会学系的职位，但是几个月后我又获得了农学院农村社会学系一个兼职的研究性质的职位，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较少从事教学工作，而有大量时间从事研究工作。显然，农村社会学系也希望我能致力于环境议题的研究，这也自然激励我更加投入到环境研究工作中，主要涉及公众态度调查或行动主义者研究。另外，通过阅读生态学者的著作也帮助我认识到环境问题研究极为重要，环境问题难以解决并会一直在我们身边存在。
这些经历都让我愈加觉得把环境议题作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非常适合，尽管一些同事曾经告诫我环境议题可能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议题，就如同社会运动一样，不可能长久。幸运的是，我当时相当自信地认为他们是错的。事实上，直到1975年我经历了一个个人的“范式转换”（相对于学科的范式转换而言）的过程，开始通过生态视角来观察世界，也让我深刻体会到自然的内在价值以及人类对它的依赖。这种视角与我年轻时经由社会化形成的视角完全不同，那时认为自然是人类有权开发的永无止境的资源。
另外，我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第二年，卡顿也加入到了社会学系，我们俩开始探讨共同感兴趣的环境议题。事实上，卡顿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而且还是我们系聘来的资深教授，他的加入让我更加自信选择环境研究是正确的。
基于这些，当我第一次听到“环境社会学”这个术语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男）人与环境”这个有性别歧视意义的标签从此可以不再用了。问题是“环境社会学”这个领域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不过，我当时认为这个领域除了研究环境议题的公众态度、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环境主义，从社会学的视角如社会心理学、社会运动等来展开研究外，还应该涉及更多的内容。
我问我自己，如何才能形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专业领域，就好比政治社会学，有其独特的专业特征？我认识到定义一门社会学专业是从它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入手的。在过去，经验研究者们通常把这样的现象称为“变量”，研究致力于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在政治社会学研究中，需要把政治理念作为自变量，政治行为主义作为因变量，在个人层面和政治体系层面，比如是两党制还是多党议事制，来考察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同样地，在国家层面，考察政府的有效性问题。
我清晰地认识到，如果环境社会学要成为一个独特的学科领域，它就需要涉及“环境变量”的研究。换句话说，它就需要考察诸如能源短缺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的问题，比如在不同社会阶层会产生怎样不平等的影响，抑或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环境危害的分担问题等。从根本上讲，就是需要把生物物理环境作为“变量”引入到社会学的分析当中。
将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社会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或“相关性”，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可以用于社会学分析的环境变量的数据来源非常少；其次，主流社会学家，至少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社会学家大多认为在研究社会生活中考虑物理环境现象并不合适。尽管如此，我跟卡顿在几年之后仍然依照初衷定义了这门学科。
刘：您当初建立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是怎样克服的？
邓拉普：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学科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生物物理环境作为研究变量。但我很快发现这与社会学学术传统和当前研究实践相违背。当年迪尔凯姆在确立社会学独特学科地位的时候就强调了用社会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性，其中并不涉及心理的、生物的或物理的因素。尽管迪尔凯姆后来违背了自己的“反还原主义”的原则，但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家都把他对社会学的定义视为戒律。如果一个学者试图说明生物因素或地理因素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会产生影响，就很容易被归为生物决定论者或环境决定论者的行列（Catton and Dunlap，1980）。
社会学家不希望用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来解释文化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世纪以前，一些地理学家说欧洲文化和北美文化要比非洲文化先进，因为欧洲和北美的地理气候条件更好。同样地，社会学家不希望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生理差异来解释性别角色的差异。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学家对迪尔凯姆的反还原主义原则的遵从其实转变成了“社会文化决定论”，拒绝承认自然资源短缺或空气、水污染的社会相关性（Catton and Dunlap，1983）。
所以当我跟卡顿决定定义“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时候，我们意识到需要克服对“环境决定论”的恐惧，这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学传统，我们发现社会学家不仅极力避免考察生物物理环境，而且仅仅视物理环境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基础。事实上，社会学中讲的“环境”只指“社会环境”，比如供个人或组织学习的文化或群体环境，很少涉及生物物理环境（Dunlap and Catton，1979）。
我们继续研究当代主流社会学，发现它开始宣扬西方先进国家的世界观，这种观点视资源丰富、技术先进、经济增长和这样的“进步”为理所当然。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科学知识、技术进步和社会组织（如劳动分工）已经使人类从对生物物理环境的依存中解放出来，人类社会可以无限地增长和繁荣下去。我们将这一视角贴上了“人类豁免主义范式”的标签，也就是HEP，即认为人类社会可以从生态限制中豁免出来的观点。
我和卡顿当然认为在这样一个资源短缺和污染严重的时代，HEP显然已经过时了，它需要被新的范式，也就是我们提出的“新生态学范式”或NEP所取代。这一观点认为现代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根植于并依赖于生态体系（Catton and Dunlap，1978；1980）。
我们对“环境社会学”的定义，也就是研究社会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学科，在当时很容易得到认同，不过关于范式转换的呼吁遭遇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Dunlap，2002b）。不过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人类活动改变了全球生态系统，像全球气候变迁这样的问题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HEP似乎已经过时了，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支持NEP了。现在有大量的研究开始构建一些新的理论视角，不再假设人类社会可以逃脱自然的限制，我的一个同事将之称为“后豁免主义”理论，这些新的理论视角多少都是基于NEP的基础上提出的，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美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简史
刘：您能简要介绍一下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史吗？
邓拉普：尽管社会学的学科传统不主张在社会学分析中运用生物物理条件，但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问题就摆在人们眼前，所以成立相关机构从事环境议题的社会学研究也就不算难事。我在大学任教没多久，应该是1973年，就开始在社会问题研究学会（SSSP）发起组建环境问题研究分会，SSSP是由对研究社会问题感兴趣的社会学家组成的全国性组织，这个组织也是权威学术刊物《社会问题》的出版者。第二年环境问题研究分会正式成立，我当时预想这个分会不仅会吸引一小批对环境议题（如环境态度和观念、环境运动、环境政治等）有研究的社会学家，还会吸引一些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在SSSP会议上举行过多次反响良好的讲习会，而且这些讲习会与美国社会学联合会（ASA）的年会总在同一时间地点举行，这让我们备感荣幸。
1975年，我和卡顿还有其他7名学者向ASA联名提交了关于成立环境社会学部的申请书，很快获得批准并在第二年正式成立。卡顿被选举为主席，我被选举为委员会委员，很快就有200名会员加入其中，他们缴纳保留一个专业学部必需的学部会费，这足够让ASA分配给我们三个环境社会学分会场，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500个会员。我们在这个学部里感受到了蓬勃的朝气和研究兴致，这让我们觉得一个崭新且重要的专业领域就要在我们手中诞生了。
除了关注环境态度和作为社会运动的环境主义外，我们开始更广泛地关注环境科学家和环境行动主义者是如何将环境质量上升为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问题。1973年至1974年的能源危机促使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转向能源问题，从家庭能源消耗到能源短缺对社会的影响等，能源成了当时另外一个重要关注点。政府机构对主要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产生了对“社会影响评估”（SIAs）的需求，一些社会学家开始进入社会影响研究领域。另外还有学术团队致力于居住和人造环境研究，也有的关注灾害研究等。在环境社会学部成立早期，无论是从事人造环境研究还是自然环境研究（Dunlap and Catton，1983），我们都相处融洽。共同关注物理环境而不是社会环境，这也让我们的研究与主流社会学研究相区别。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每一个学部会员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可能对于一个年轻的还未获得终身职位的助理教授来说，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组织这些活动，包括出版简报和组织会议论坛等，是件很不明智的事情，但是我仍然觉得非常高兴能有幸参与到环境社会学的组织建构中。
不过好景不长，里根被选为美国总统后政治风向标开始转向保守，他带来一种强烈的反环境主义情绪，拒绝环境科学，对生态限制的观念不屑一顾，并助长了美国社会的经济贪婪主义文化。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很难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加入到社会学，特别是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中。与此同时，像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等专业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风靡。这最终导致环境社会学在这一时期丧失了发展动力，1981年到1983年在我作为学部主席的任期内，尽管我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还是眼睁睁地看着ASA环境社会学部的成员开始减少，这一度让我非常沮丧。
回过头来看那段时期，一些学者要么单纯运用社会心理学或社会运动视角来研究环境议题，要么对环境研究失去兴趣而转向其他课题，只有我们这群一心想建立环境社会学学科的人一直坚守着这一领域。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环境社会学研究开始发生转机。首先，随着社会学家逐步证实诸如有毒废弃物等环境危害不平等地或较高比例地分布于贫穷地区和少数民族、种族居住区以后，环境正义（EJ）研究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之后，大规模的环境问题开始爆发，像臭氧层破坏、森林植被退化，特别是全球变暖的出现，让人们越加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影响的重要性，以及环境变迁如何反过来对人类生活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后环境社会学研究开始出现复苏。
走向国际化的环境社会学
刘：您是如何看待国际层面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的？
邓拉普：虽然20世纪80年代环境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有些令人沮丧，不过在同时期的欧洲却呈现不断生根发芽的态势，特别是大规模的反核抗议和绿党的发展壮大吸引了社会学的关注。1989年我被邀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会议，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不仅意大利学者，还有其他国家的学者都在从事环境研究，而且对美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情况也非常了解。
1991年我又应邀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会议，见到了一些日本学者，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在日本发起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随后的两三年时间，日本很快成立了日本环境社会学联合会并快速成长为一个大型活跃的组织，也是由他们发起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环境社会学期刊。1993年我又有幸去了韩国，同样看到了环境社会学在那里的蓬勃发展，韩国现在也成立了自己的环境社会学联合会。我发现这两个国家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除了运用欧美的理论视角外，还发展出了适合本土国情的一些独特的理论视角。
整个20世纪90年代，环境社会学研究几乎遍布整个欧洲，欧洲社会学联合会（ESA）建立起了非常活跃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网络，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学组织，像英国社会学联合会也同样成立了自己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群体。
1989年在意大利的会议，开始将原有的国际社会学联合会社会生态学研究委员会（RC24），当时主要专注于人口分析，转变为新的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并于1994年正式成立。我很荣幸被推选为1994年至1998年RC24的轮值主席，新的环境与社会委员会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学联合会（ISA）中规模最大、最活跃的学术机构之一。我们现在经常会收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的文章，我们会将它们提交到ISA世界委员会常设的16个分会议进行交流和讨论。这确实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团体。
最近让我感到尤为兴奋的是，我看到了环境社会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2007年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洪大用教授共同组织了环境社会学北京国际论坛，那次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也促成了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论坛（ISESEA）的发起和举办。到现在，ISESEA每两年举办一次，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的加入。我认为环境社会学在亚洲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像河海大学、人民大学开展的环境社会学专业研究对引领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我个人而言，看到环境社会学在国际层面的广泛传播以及在许多国家的蓬勃发展让我特别高兴和满足。像ISESEA、ISA's24以及ESA业已形成的研究网络和长效工作机制有助于促进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进行交流，对于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环境社会学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
刘：您认为当今环境社会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邓拉普：我不太确定是否应该把它叫作“挑战”，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美国环境社会学和欧洲环境社会学开始出现分野。这种分野主要表现在研究取向上，当然也包括理论视角。
或许是因为有非常强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传统，欧洲环境社会学者更加注重“语分析”，以及环境问题和争议的社会建构过程。再加上欧洲学者更加喜欢定性而不是定量研究，使得他们很少涉及我前面提到的那种经验研究方法。后现代视角总是对自然科学知识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此也更加强化了他们的研究取向。我的很多欧洲同事，当然远不能代表所有欧洲学者，都似乎对用自然科学知识解释环境问题持“怀疑”或“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在研究中似乎都不太愿意使用数据去分析温室气体排放、生态足迹及其他，更愿意去分析气候自然科学的不确定性。
这就导致环境社会学至少暂时出现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在欧洲盛行的“非物质主义”环境社会学，主要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话语分析、社会建构，包括气候变暖是如何被建构成问题的，还有制度变迁，但是避免分析这些现象与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物质主义”的环境社会学，把生物物理环境作为研究变量以帮助解释社会现象，或者被社会现象所解释（Dunlap，2010）。因此，总体而言，美国环境社会学研究根植于物质世界，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我们的欧洲同事也会告诫我们说，一旦你们从气候科学家或其他环境科学家那里获得的数据将来有一天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你们之前的研究将有可能前功尽弃。尽管这确实是一个风险，但我仍然愿意承担，因为在我的一生当中目睹了太多环境问题与日俱增的证据。
这种视角上的分野甚至在生态现代化理论（EMT）中也有所体现。这个理论在欧洲非常流行，主要关注制度变革对环境状况的改善作用。美国评论家指出制度变迁，比如建立环境保护机构和环境保护法，似乎并不能有效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他们通过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污染排放指标的测量来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York and Rosa，2003）。但是EMT的支持者回应说，你们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定量数据来证明一个理论是否合适。但是对于美国学者来说，就非常困惑不解了，因为我们一直认为经验研究是证明理论有效性和实用性的最好方式（York et.al.，2010）。
这一方法论上的分野也使理论视角上的争论持续不断。美国环境社会学还一直关注并试图解释环境退化的根源，到现在环境状况也没有改善的迹象，特别是全球层面上。我们运用了大量的理论去验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及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在环境退化中起到的作用。
相比之下，欧洲学者更倾向于强调环境状况的改善，一些欧洲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这种改善通常是通过向别国出口污染工业，再向本国进口所需产品的形式来改善本国的居住环境。造成的结果是欧洲国家，当然也包括北美国家，改善了自己国家的环境却造成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环境的退化。像EMT这样的理论视角过于乐观，他们相信通过资本主义的技术革新可以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和资本的持续增长。不过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对这一取向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强调环境改革实施中存在的壁垒（McCright and Dunlap，2010）。一些美国理论学者甚至认为EMT又退回到了人类豁免主义的思维方式（Foster，2012）。
结果是美国环境社会学家认为要想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使当前的经济体系、永无止境的发展模式得到实质性的巨大改变。不过至少有一些欧洲学者似乎确信当前的经济体系在技术进步和精密规划的帮助下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欧洲学者是对的，但是还是对此持非常怀疑的态度，我认为环境社会学家应该分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社会经济变迁以及实现这些变迁可能遇到的阻碍。
看看这些理论争论将如何进展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会担心在没有对经验研究的有效性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这些争论不会得到有效解决。不过我还是希望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可以激发更多的富有成果的争论，从而促进这一学科领域的继续发展。另外，当前的形势正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环境社会学家，可以做出更重要的贡献的时候——正在快速变迁中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当前中国面临的严峻生态问题，是进行环境研究非常重要的社会背景。中国还有其他亚洲国家的环境研究或许可以为目前欧美之间存在的“非物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争论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案，或许，随着亚洲国家的加入，我们的学科领域会实现更富有成效的整合。
刘：您是怎么看待生态社会学的发展的？您觉得生态社会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与环境社会学相区分？
邓拉普：在发展环境社会学视野时，我和卡顿使用“生态框架”有两种意义。一是我们认为人类豁免范式应该被生态范式所取代；二是提出一个更加具体的“生态框架”可以用于指导经验研究。具体地说，我们认为社会人类生态学者使用的POET模型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POET是一个反映以人为本的生态系统的简单化的模型，其中“P”代表人口；“O”代表社会组织，如劳动分工、经济系统等；“T”代表技术，包括所有人类开发并使用的技术；“E”代表环境，即所有非人类的因素，从其他物种、到自然资源、再到整个生态系统都是基本的环境因素。
我们后来将“O”从社会组织扩展到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和人格系统。这有助于我们划分所有导致环境退化的关键性因素，如人口增长，对生态有害的技术，基督教信仰中“人类有权支配自然”这样的文化因素，还有社会因素如资本主义对增长的需要，以及人格因素如以物质主义为导向的消费观等。同样，这一模型也可以划分所有可能被环境变迁影响的社会因素（Dunlap and Catton，1979；1983）。
有趣的是，尽管POET模型在社会人类生态学家中非常盛行，但是这些专家们都没有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相反，他们运用人口学技术研究人口迁移之类的问题，而且将“E”视为社会环境。举个例子来说，他们使用“非白种人所占比例”作为一种环境要素来分析并预测为什么白种人会从城市迁往郊区。社会人类生态学这一领域产生于将近100年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学科发展的高峰，后来之所以消失并逐渐被环境社会学取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一学科的专家们固守迪尔凯姆的反还原主义信条；二是他们是人类豁免主义者，认为社会组织和技术可以确保不断增长的人口适应生活其间的环境（Dunlap and Catton，1983）。
虽然POET模型非常吸引人，但是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环境社会学成立早期用于环境状况分析的数据少之又少。因此很难将POET模型还有我和卡顿的“生态框架”用于经验研究。尽管如此，POET模型还有我们的HEP/NEP范式争论都被巴特尔（1987）标记为“新人类生态学”，这也标志着环境社会学开始正式取代社会人类生态学的位置。
后来，臭氧层破坏、森林退化、气候变暖等关于全球环境变迁的科学认知清楚地表明了现代人类社会正在改变全球生态系统，我和卡顿认为或许是时候提出真正的“生态社会学”了（Dunlap and Catton，1992）。但是，这一学科名称最终并没有落地生根是由于环境社会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繁荣发展之势，将“环境社会学”这一学科名称保留下来才是明智之举。后来，我只是将“生态社会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态框架”，视为环境社会学诸多视角中的一个，而非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幸运的是，现在环境/生态状况的数据已经非常普遍，基于生态框架的经验研究已经在环境社会学中出现。其中有一种视角基于物质和能量流来检验“社会代谢”和解释社会的生态转换过程，比如如何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Fischer-Kowalski and Haberl，2007）。还有一种是在著名的“IPAT方程”基础上发展出的“STIRPAT”模型，可以将其操作化并运用到预测统计诸如跨国范围的生态足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变化等（York、Rosa and Dietz，2003a）。
IPAT是在生物生态学家Paul Ehrlich和Barry Commoner两人的争论中产生的。IPAT和POET在关注人类社会及其环境影响的关键组成部分上有相似之处。两个模型中的P和T完全相同，只是IPAT中的“A”（affluence—经济财富）是POET中的“O”（organization—社会组织）的一种窄化说法；而IPAT的“I”（impact—影响）具体指代环境影响，相当于POET中的“E”。相比之下，STIRPAT模型考察的因素大体上跟我和卡顿早期的研究相同，其创立者将其称为“结构人类生态学”，这是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得到最广泛运用的生态学视角。
鉴于环境社会学中已经存在强大的生态学视角，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发展一门独立的“生态社会学”了。
刘：最后，您认为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是怎样的？如何才能保持学科的生命力呢？
邓拉普：我认为目前是环境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美国在过去的10年间，这一研究领域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学科地位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在美国大学和学院的社会学系开设环境社会学课程已经非常普遍，有越来越多的环境社会学家受聘从事环境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有更多环境社会学研究的课题文章被权威期刊所录用，环境社会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理论方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
促进这门学科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有越来越多高质量的生物物理环境数据能够作为研究变量用于经验分析。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社会学家在研究环境现象时，比如区域层面的有毒废弃物排放点、国家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还有生态足迹等都能够将大量的数据信息运用到研究中去。
我跟卡顿早期定义环境社会学应该是研究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但实际情况是要对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行经验研究相当困难。因为当时可供研究环境状况的数据资源非常少。但是现在不同了，可用于支持研究的数据资源非常丰富。另外，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比如地理信息系统（GIS），还有多层次分析模型等，使得分析社会和环境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成为可能。环境正义研究者使用GIS数据更清楚地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民族身份与暴露于较差环境条件之间的关联；同样，比较研究者利用生态足迹、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特征以及对全球生态体系产生的环境影响，视野更为丰富。
还有一些学者用毕生精力都在研究环境议题的公众态度，试图了解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成因和结果。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最近有研究者开始分析气温变化的实测数据、极端天气事件和公众对环境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之间的关系。研究环境议题的公众态度以及环境态度和行为的深入研究是很多环境社会学者非常热衷的研究领域，当然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兴趣所在。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将调查者对环境的认知与他们所处的社区、地区的实际环境状况这二者结合起来分析，这些研究工作真正使研究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从理论层面走到了实际操作层面。
总之，当代美国环境社会学研究比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环境社会学刚产生时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细，研究结果也更为确凿。尽管我们的政府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关注度还非常有限，但是环境社会学家依然能够为政府提供与政策密切相关的信息，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我知道中国的学者大都受过很好的定量研究的训练，我相信这将非常有助于增强环境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或许中国政府，包括国家的和地方的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以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时，都会非常愿意借鉴你们的研究成果。
另外，我觉得不断拓展的生态数据资源，逐步完善的数据分析工具，还有领域中的重要理论争论，可以确保环境社会学在整个社会学领域中的学科地位和学科生命力。加之不断涌现的新的生态问题和解决当前生态问题面临的诸多难题也使得我们这一学科领域更加具备社会现实意义。特别是中国，非常需要环境社会学家分析并解释产生生态问题并阻碍其有效解决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以我相信环境社会学将会在中国还有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发展壮大。
总而言之，这个时代，是环境社会学家的时代！特别是在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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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莱利·邓拉普，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社会学系董事教授，劳伦斯·L和乔治亚·艾娜荣誉教授，美国环境社会学创始人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有：①环境关心。包括公众关于环境议题的态度变迁、公众环境意识的跨国比较及环境态度、观念和世界观的特征和来源。②环境运动。特别是美国环境主义的演变和当前状况、环境运动的公众支持及国际环境主义的发展。③气候变迁。关注公众对气候变迁的态度、气候变迁问题的政治极化及气候变迁否定论的本质和来源。除了经验研究外，邓拉普教授还经常被邀请撰写环境社会学手册及百科全书的综述和评价。他是当今环境社会学领域久负盛名的学者之一。
［访谈者简介］刘丹，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毕业生，普林斯顿大学移民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江苏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项目管理部主任，江苏省人口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社会学、城乡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近些年主要从事人口迁移、家庭与生育、人口老龄化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议题研究。
[1] 2013年11月第4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结束后刘丹博士开始着手邓拉普教授的笔谈。2014年5月完成笔谈一稿，2014年8月参加在旧金山举办的美国社会学会年会，期间与邓拉普教授进一步磋商文稿细节，2014年10月完成笔谈二稿，2014年12月完成全部修订工作。邓拉普教授的学生，时美利坚大学（华盛顿特区）肖晨阳博士对中文二校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谢意。本访谈录由刘丹整理并翻译，仲秋协助完成，英文稿经邓拉普教授最后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