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代序）[1]

陈阿江

导言

什么是环境社会学？犹如对什么是社会学有着多种多样的回答一样，不同的学者对环境社会学的理解不完全一致。就社会学来说，有的学者把社会学定义为是研究社会行动的，有的认为是研究社会群体的，有的则认为是研究社会组织或社会制度的，有的则重点关注社会问题。如果与其他社会科学比较，社会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它的系统性、综合性特征明显；讲究研究方法；与经济学重视效率不同，社会学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公正；等等。上述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特点在环境社会学中同样得到体现。这里笔者尝试通过两对范畴对环境社会学有所框定，以增进理解。

一是“问题论—整体论”范畴。从环境社会学的产生看，许多学者对环境社会学的思考源自现实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系统的破坏。对环境社会学的理解，也大致沿着把污染等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来开展研究。把社会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学的一大传统，对社会问题的探究及解决尝试是社会学发展初期的重要动力。社会学的另一重要传统是坚持整体论或系统论。坚持社会研究的整体论、系统论，是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区别。依整体论的角度，环境社会学主要关注自然与社会（人）的关系，并且最终落实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比如草原破坏，出现沙漠化，牛羊没有草吃，牧民生计困难，这看起来自然生态系统的问题。但社会学家不会满足于这样的结论，他会继续追问：草场为什么会被破坏？草场会导致怎样的经济社会后果？恢复草场需要如何调整观念、改变行为、规则？等等。凡此种种，最终落实到社会整体。笔者无意截然分开“问题论者”与“整体论者”，在现实的环境社会学家中，有的偏重于“问题论”，有的偏重于“整体论”；也会出现某一学者在某个时期重视环境问题的研究，而在另外一个时期，则可能更加关注从系统的角度去探究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从事经验研究的环境社会学者从“问题论”走向“整体论”的不在少数。

另一对范畴，笔者称之为“认知论—行动论”。“认知论”对应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研究，或强调对基础社会事实或规律的认识，关注“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至于“怎么办”（How）则不是“认知论者”探究的重心，而是“行动论者”的重心。笔者把个人或组织的行动，政策研究、制定、执行，以及教育、组织动员等列入行动范畴。在涉及环境保护的诸多事项里，大多会涉及行动，关注的核心是“怎么办”。即使在理论研究层面上，也会涉及如何行动的问题。如同笔者把“问题论—整体论”视为一对范畴而不去截然分开一样，“认知论—行动论”也只是两个理想类型，不仅关系紧密，而且也有互通之处。大多数环境社会学者的研究源自于对现实环境问题的关注，其内心深处是期望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但在当代社会分工体系里，他们可能选择从事认知研究；也有相反的情况，从“环保斗士”走向环境问题的研究者。

2013年第四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在河海大学举办。会议举办之前，笔者策划了“环境社会学是什么”的大型学术访谈，从那时起到本文完稿，共完成国内外16位环境社会学家和两位生态人类学家的访谈。此学术访谈主要从理解受访者当时所处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学术发展脉络出发，理解研究者就其所专长的核心研究领域，帮助读者去理解环境社会学。通过与这些学者的对话，对环境社会学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借这次环境社会学访谈即将结束之际，尝试对环境社会学的“来龙去脉”给出一个新的理解。

本文先对环境社会学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学术传统进行简要介绍。之后将沿着“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办”的逻辑，分别就欧美、日韩及中国环境社会学产生与发展进行梳理。

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及其发展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传统。

技术、经济与社会背景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各种技术、机器设备的应用，爆发出以前从未料想到生产力[2]。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到现在又将过去两个世纪。在这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就，同时使这个世界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根本性改变。

当今的技术条件使巨量的有害物质产生成为可能，打破地球业已形成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轻而易举。人类通过富集和迁移地球上业已存在的物质，如通过开矿而富集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核能利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造成诸多环境风险。现代社会具备超强能力制造或合成新物质，这些新物质可能对人类是有害的，或者虽然在短时间里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有害的，但事后发现对环境、对生态系统、对人类产生危害作用。比如，化学杀虫剂的生产、利用，方便了农业生产，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把害虫的天敌给消灭了，制造了“寂静的春天”[3]；农药残留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造成健康损害。我们拥有的新科技和巨大的动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森林砍伐成为荒岭、把深海的鱼虾一网打尽。当然，技术仅仅是工具，并且具有双面性，即技术不仅可以影响环境、破坏环境，也可以成为保护环境的重要力量。

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以追求效率为核心目标，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欲望和需求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环境影响。现代经济体系把我们纷繁复杂的生产生活体系简约为生产—消费、投入—产出、利润、GDP、税收等等几个关键指标，而整个社会生活仿佛都是为了有限的这几个简约指标而奋斗。山脉、河流、草原、海洋的地理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以及居住于此的人类的社会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其存在也极大地被简约了。现代经济形塑了自然和社会。

社会文化系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试以和环境紧密关联的消费来说，一方面，消费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过度消费也正成为环境灾难。作为经济的消费，它消耗了生产品，消费的跑步机和生产的跑步机共同建构了我们的环境问题；消费也日益成为文化，为消费而消费已成为某些群体的生存需要。甚至，消费主义成了时尚。以往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的改变，致使环境问题的解决就远远不只是物质层面的事了。

批判、建设与反思的学术渊源

社会学的诸多流派，抑或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的诸多传统，对环境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里择其要而述之。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最为彻底和深刻。今天，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抑或反思，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主要的源头。事实上，今天意义上的全球生态危机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诞生而产生的，并且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体制纠缠盘错，成为现代性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环境社会学领域，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对环境问题进行批判的学术流派[4]。

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不同，社会学总体上倾向于维护和改进现存社会。早期的社会学家，主要引导读者认识正在形成中的“现代社会”，所以，“传统”与“现代”成为他们主要的议题。到了“二战”后的美国，在帕森斯眼中，美国社会成为一个无比巨大也极其协调的巨系统，所以他为读者制造了一个完美的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随后形成了批判或与帕森斯对话的众多学术流派。社会学总体上不属于革命派，而是属于保守的改良派，或用一个中性的词来说，是“建设派”。就此而言，无论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还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家，都在积极地献计献策，改进、修正和维护着现存的社会。比如，“生态现代化”就是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对现存制度加以维护、改良的学术流派[5]。耳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关系密切的。

与环境社会学关系极其密切的另一个重要学术渊源，是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的“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是一个争议的词，很多学者也不愿意被人归为“后现代”学者。但不管怎样，确实有那么一批学者是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论者不同。如果说，早期的社会学家主要关注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或者对现代社会本身认识的重视，那么到了福柯时代，对现代性的反思则已成为“时尚”。福柯不像当年的马克思那样对当时的社会制度采取零容忍的、革命的态度，福柯的态度没有那么激烈、也没有那么绝对，却对现代制度中大家习以为常的、深层次的东西，给出剖析，让读者看到现代社会中的种种“病斑”，带着无奈去思索社会的种种问题[6]。现代环境问题，既可以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大红大黑”污染给你看，也可以以“随风潜入夜”这样不知不觉的方式与你的日常生活相伴而行。本质上看，现代环境问题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恰恰是最需要我们反思的。环境社会学诸多的研究中，对现代性反思是极其重要特色。

欧美环境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发表了《环境社会学：一个新的范式》的文章[7]。这篇论文对传统的社会学范式提出了挑战，同时也被认为是环境社会学形成的宣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另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如果没有相应众多学者在此方面的持续努力，按照库恩的科学革命的假设，如果没有在相同议题、相近的方法下聚集一批学者从事相近研究[8]的话，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的环境社会学这样一个新范式。事实上，与他们几乎是同时，除了美洲、欧洲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在关注和从事环境社会学议题的研究。只不过，在欧洲学者没有以环境社会学的名义开展研究。

卡顿和邓拉普对传统社会学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进行了批判。卡顿和邓拉普认为，自孔德以来的社会学传统，不重视环境因素或生态因素，而过于强调人类的独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性。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在批判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新的生态范式，即在社会学的研究中，要增加生态的维度。之后，邓拉普对新生态范式进行操作化，据此对居民的观念、行为进行测量以检验其假设。

总体看，美国的环境社会学强调科学认知，其中最有学术魅力的当数史奈伯格（Allan Schnaiberg）团队的生产跑步机理论（The production of Treadmill）。国内学者介绍史奈伯格团队的生产跑步机理论时，把它归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有的把它归为新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生产跑步机理论的核心是理解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机制。史奈伯格把资本主义体制比作跑步机的运行状态[9]。生产跑步机一旦运行，就只能不断地生产。在不断加速生产的过程中，生产开发耗用大量的森林、矿产等原材料，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问题；生产过程产生大量废弃物，导致环境污染问题。要保持不断地生产，就必须维持不断地消费，否则生产难以维持，而过度消费也是环境问题重要来源。就整个体制而言，只有不断生产、不断消费，财政等等才能正常运作，社会才能正常运转，而在这样的运行状态下，环境问题根本无法避免。

如果说史奈伯格团队的跑步机理论主要从社会运行机制去解释环境问题，那么怀特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则从文化层面探讨美国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怀特认为，美国的生态危机根源于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历史性宗教文化[10]。就此而言，怀特的观点不仅先于环境社会学的提出，而且也非常深刻。针对怀特的文章，蒙克里夫发表的争论文章认为，宗教传统只是产生生态危机的诸多因素之一。蒙克里夫认为伴随科技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化，推动了城市化、财富增长、人口增加、资源的个人私有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了环境问题[11]。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跑步机理论、还是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的追溯，都在尝试回答“为什么”，即试图解释环境问题形成的机制。这些理论分析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但这些理论很“灰”，让人看不到希望和出路。因为除非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体制彻底终结，否则就没有出路，而这一点，至少在信奉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不可能的。

欧洲的理论不仅提供认知，也在尝试寻找解决的办法。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的提出，给人以警示。贝克认为现代社会面临各种风险，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被释放出来的破坏力之多超出人的想象。如果说工业社会主要在分配财富，但在风险社会里，则在分配着污染。他认为，现代人类身处于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制造者以总体的社会风险为代价来保护自己。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设置卷入了风险的制造。贝克描述的现代社会是与以往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关系等等不同的新型社会。贝克强调反思现代性以应对现代社会风险，他同时探讨了风险社会的治理机制问题。

摩尔等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在解决环境问题等方面则更进一步，尝试通过对传统现代化的改造，而提供济世良方。生态现代化研究的核心是社会实践、体制规划、社会话语与政策话语中为保护社会生存基础而进行的环境改变。生态现代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通过社会体制的变化以解决环境问题，主要包括：科学技术作用的改变，即科学技术不仅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它也可以在治理与预防环境问题时起作用；增强市场动力机制和经济团体的重要性，如增强生产者、消费者等在生态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民族国家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更灵活更有利于环境管控的治理；社会运动的地位、作用和意识形态发生改变，社会运动日益卷入公众与私人的环境改革的决策机制中；话语实践改变及新意识形态的产生，忽视环境利益不再有合法的位置。[12]

建构主义则提供了全新的认识环境问题的路径。这实际上体现了“后现代”社会与早期工业社会思路中的差异。我们通常所讨论的环境问题，比如水是否污染、雾霾是否严重，总是可以通过技术加以检验的。但现实的环境问题远比这复杂，比如“全球气候变化”这样一个需要长时段、大范围加以检验的环境议题，从其被议之时就争论不断。当下社会中，“风险”、“不确定性”等概念的广泛使用，除了说明环境问题的复杂，也反映了我们认知策略在某种意义上的转向。约翰·汉尼根以建构主义视角“建构”了环境社会学[13]。在建构主义与真实主义的论争中[14]，建构主义者强调：“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过程……环境论争所反映的不只是某种确定性的缺乏，实际上也反映了‘矛盾的确定性’……”[15]汉尼根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呈现建构主义者是如何回应“全球气候变化”的[16]。事实上，对环境问题的“真”、“假”不是建构主义者的兴趣所在，比之环境问题的“真”、“假”，他们更关心环境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过程及其建构策略。建构主义尝试开辟一条新的认识和分析环境问题的认知路径，但稍有不慎，建构主义就有可能会陷入到一种极端状态。所以，“与任何其他学科相比，在环境社会学中，社会建构主义既找到了较为肥沃的土壤，又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批评”[17]。但建构主义确实给环境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分析策略。

日韩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二战”后现代化加速。在这样快速的、追赶型的现代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在短时间里集中地、高强度地暴露出来。日本环境社会学发展最直接的动因就是社会学家如何去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所致的社会问题。

日本环境社会学早期的研究呈现了大量“是什么”的研究主题。日本学者把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分为四个流派，如鸟越皓之称日本环境社会学有四个模式，分别是“受害结构论”（也称加害/被害论）、“受害圈、受苦圈论”、“生活环境主义”以及“社会两难论”。其中的“受害结构论”（也称加害/被害论）和“受害圈、受苦圈论”主要回答了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即“是什么”的话题，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日本环境曾有的污染之惨烈，以及日本环境社会学家分析之细腻的特点。

水俣病是日本四大公害之首，水俣病的发生是人类的一大悲剧。被日本学界称为“日本环境社会学之母”的饭岛伸子在对水俣病等环境问题的研究中，提出“受害结构论”。“受害结构论”的意思是说，像水俣病一类的患者，他不仅受到医学层面的伤害，也会因为随着水俣病症状的出现而受到社会歧视，如遭到邻居的歧视[18]。源自环境污染的社会影响实际是一个系统的影响。水俣病这样的环境公害对人、对社会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水体有机汞污染首先表现在对作为生物体的人的生命的直接伤害。与此同时，水俣病对人体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作为社会人，他不仅仅是一个生物体，还是社会中人，水俣病还会导致家庭方面的影响。家庭的劳动力因水俣病患者去世而对家庭成员产生伤害。大量水俣病患者的出现也对村落社区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因此，环境公害所产生的影响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影响。在饭岛伸子“受害结构论”中，不仅包含不同层面的影响，还指向了受害程度的深浅。比如水俣病对发生水俣病村落的影响，可能使村庄变得萧条，但也有可能使村庄完全空壳化。[19]

另一个理论模式“受害圈、受苦圈论”与“受害结构论”在关注重心和研究路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受害圈、受苦圈论”与我们目前在项目社会评价中使用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有一定相通性。由舩桥晴俊等人在对新干线公害研究中提炼形成的“受益圈、受苦圈论”，是指在新干线这样的项目中，形成不同的受益空间和受害空间[20]。就理论维度看，研究者主要关心的是环境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这些社会影响在不同空间、不同群体的分布状况。

与前述关注“是什么”及“为什么”不同，生活环境主义实际上在“为什么”和“怎么办”这两个维度前进了一步。生活环境主义是鸟越皓之等人在参与琵琶湖水环境问题研究及其治理过程中形成的理论。[21]鸟越皓之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初琵琶湖的开发和环境保护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持“自然环境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不经过任何改变的环境是最理想的自然环境。若推行自然环境主义，就可能会尽量不让人们生活、居住在森林、湖泊、河川的周边，类似美国国家公园的做法。但日本的琵琶湖四周居住着数百万人口[22]，通过避让自然的方式显然不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而持“近代技术主义”观点的人则认为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修复遭到破坏的环境，通过建设废水处理厂、建筑水泥堤坝等工程手段可以解决环境问题。鸟越皓之等人则从当地人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中获得启示，通过尊重、挖掘并激活当地人的智慧去解决环境问题。生活环境主义的理论特色，既体现了日本社会学经验研究中擅长分析生活的特点，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应用的优势，同时，生活环境主义也体现了东亚传统文化特色。笔者在中国现实的环境治理实践研究中，也遇到类似生活环境主义的做法。

舩桥晴俊在2013年的谈话中，对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进行了重新梳理。他认为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可分为三大类，即“受害论”、“原因论·加害论”、“解决论”。

“受害是以怎样的方式出现？我们如何把握受害？这是受害论。受害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仅用‘原因’一词稍稍呆板，因为实际的环境问题是有加害者存在的。因此，比起只用‘原因’一词，我们还需要‘加害’一词，即：‘原因论·加害论’……在此之上，需要的是解决论，即分析、探讨怎样才能解决环境问题……这三者构成了‘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三大问题领域”[23]。

这一分类大致与本文所依的分析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及“怎么办”相一致。

舩桥晴俊还进一步提出了环境社会学理论的三个层面：“中层理论”、“基础理论”、“原理论”。他认为日本的“受害结构论”、“受害圈、受苦圈论”和“生活环境主义”是“中层理论”，而他自己提出的“环境控制体系论”为基础理论。

在“环境控制体系论”中，他提出了环境演变的五个逻辑阶段，即前工业社会的原始阶段，工业经济系统中环境控制系统的四个干预阶段——对经济系统缺乏制约、对经济系统设定约束、环境保护内化为次级管理任务、环境保护内化为核心管理任务。如何促进向“环境保护内化为核心管理任务”的阶段演进呢？舩桥晴俊提出了提升干预的七种途径：环境运动对环境保护的压力，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的压力、环境税等经济诱因，环境保护与经济目标的耦合，环境保护作为价值理性在个人身上的内化，其他企业造成的环境保护的压力以及绿色消费运动产生的压力。[24]通观“环境控制体系论”，它对社会系统中环境演变划分为不同阶段并作了描述，并对转变力量给予分析，统摄了环境问题的产生、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以及环境问题的解决机制。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福岛核泄漏事故源于“天灾”，也有很多“人祸”的成分。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家如舩桥晴俊、长谷川公一、寺田良一等迅速行动起来。更多的研究还在进行中，从目前已呈现的研究看，他们关注社会运动以及无核社会走向，环境政策无疑是其关注重心[25]。

作为较晚发展起来的社会学分支，日本环境社会学是日本拥有会员最多、最活跃的社会学分支。鸟越皓之担任日本社会学学会会长之职，也能说明环境社会学分支的在学界的重要地位。日本环境社会学在关注本土现实问题、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及创设中层理论等诸多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

韩国地域小、人口相对较少，环境问题没有日本凸显。韩国环境社会学，既受西方的社会学传统影响，同时也受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影响。韩国环境社会学主要集中于环境运动，与韩国的社会背景有很强的关联。朝鲜半岛的分裂，是“二战”后“冷战”的结果，是世界两大阵营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具体表现。韩国外部的地缘格局，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国内的社会关系结构中。20世纪中叶以后，韩国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得异常激烈，如作为外来的科技、民主与韩国的亚洲传统、本土文化以及地方力量的冲突。源于这样的社会背景，韩国的社会运动发育得非常充分，韩国的环境社会学也集中在环境运动方面。接受我们访谈的两位韩国教授，主要领域在环境运动。更为有趣的是，李时载教授一方面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也是一个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兼做环境保护的实际事务。

环境社会学在中国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源自于对本土环境问题的关切；另一方面，欧美和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研读文献，笔者发现，在中国学者在接受、采用“环境社会学”之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涉及“环境社会学”内容的研究。

费孝通致力于“富民”[26]的农村发展研究。1984年在“边区开发”的背景下，费孝通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调研。《赤峰篇》虽然通篇没有环境社会学的语词，但实际上已涉及环境社会学的诸多议题。他选择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三种类型，核心议题是农村发展，其中环境是农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外来人口进入牧区、人口增加、开垦加剧，引起森林砍伐、草场退化等一系列生态失衡问题。生态失衡引发农牧矛盾、在民族地区即为民族矛盾。[27]费孝通大致勾勒出环境演变所致经济、社会问题的线索。他认为赤峰地区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四滥”：滥砍、滥牧、滥垦和滥采。滥砍：森林砍伐量远大于生长量。滥牧：以牲畜存栏数来衡量牧业发展，草场载畜量超过承受能力，放牧过度，如翁牛特旗解放初为15.6万头，而到费孝通调查时已超过80万头。滥垦：开地垦荒，广种薄收，进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滥采：人多燃料不足，砍树刨根，乱挖乱采药材等。[28]

费孝通分析到，人是自然界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既可以成为积极因素也可以成为消极的因素。传统的牧业经济是当地创造的一种生态系统，农业也是在平衡的生态系统中作业的。人口增加，加之靠天放牧和粗放农业结合在一起，环境问题由此产生。作为“志在富民”的探索者，费孝通在有限的时间里探索了赤峰地区正在进行中的环境治理方式。如恢复植被，防风固沙；建设水、草、林、机四配套的基本草场；改善水利，农牧结合，从靠天养畜到建设养畜转变；退农还牧；智力扩散、科技传播；等等[29]。

费孝通北京大学的学术团队，后续在边区开发的主题下开展了大量有关草原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虽然主要从农牧民的生活、生产等基本方面调查入手，但草原的过牧及沙化实际上由来已久，因此环境问题也是该团队研究的重要维度。1995年潘乃谷、周星编辑出版《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一书，有多位学者参与了涉及民族地区的环境与社会发展的研究[30]。费孝通团队早期的环境研究有如下特点：（1）从中国本土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问题；（2）以发展研究为主轴，将环境问题作为发展的影响因素，或发展的后果，探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3）有较为明确的政策导向或应用目标。

1998年，马戎发表了《必须重视环境社会学——谈社会学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从经验研究提升到自觉的环境社会学学科意识。他认为，应提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环境研究，社会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活动的一门学科，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发挥重要作用。他还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作了基本框定：（1）传统文化习俗、社区行为规范对环境的影响；（2）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环境的影响；（3）社会体制变迁、政府政策和法规对环境的影响。[31]

同为费孝通团队早期成员，麻国庆较早地关注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麻国庆认为生态问题是特殊的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社会结构中予以把握。牧民的游牧方式是有利于草场保护的[32]，宗教信仰孕育了一种生态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自然的平衡[33]。麻国庆认为，游牧和农耕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所依据的生态系统也不同。前者具有非常精巧的平衡；而后者则为一种稳定的平衡。在内蒙古草原，水、草“公地悲剧”的产生，除自然因素外，主要是以农耕方式对草原的开发形成的，包括人口的大量增长、居住格局与放牧点的变化，等等[34]。

费孝通团队另一位早期成员包智明，则从环境与移民关系进行研究。生态移民是因环境问题，或因保护环境的需要而引发的人口迁移现象。包智明对因环境而致的人口迁移进行翔实的分类。他认为生态移民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既要考虑保护和恢复迁出地恶化的生态环境，也要考虑不会对迁入地造成新的生态环境问题。[35]在包智明、荀丽丽进行的一项案例研究中，发现在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36]

王晓毅与费的团队没有直接的学缘关系，但他的研究仍然可以视为这一流派的继续。王晓毅草原环境研究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方法论探索。经历了体制的演变、政策的干预，草原问题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得到有效解决。与此同时，因为已有众多政策干预，草原治理变得更为困难。标准化、可操作化和统一的政策如何去适应事实上极具个性的牧业生产实际呢？政策的实施、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对生产、生活与环境纠结在一起的难缠的草原问题有所认识。王晓毅在研究探索中强调整体地和历史地去研究环境问题背后“难缠”的社会因素。调查的过程是一个浮现的过程，每个村庄都会有一些特殊的额外难题浮现出来[37]。没有沿用通常所遵循的方法，研究方法随着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需要而不断地变化，这或许是对业已陷入僵局的草原政策和草原环境认知的一种突破。

与前述内蒙古草原研究相似的另一批学者，在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学科名义下，从事民族地区的生态与文化关联的研究。他们自认为其所从事的是生态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但笔者认为，此类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有许多相通之处。如较为典型的有尹绍亭对云南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研究。通常把刀耕火种视为“原始陋习”，或认为是少数民族的“原始农业”、“原始社会生产力”，也有把“刀耕火种”视为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38]但通过民族学者深入村寨详细调研发现，“刀耕火种”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采用的较为合理有效的生产方式。无论砍伐还是烧荒，都是有限度、有规则的；种几年换地方的游耕生产方式，是为了更好地与当地的环境相适应，而不是简单地烧荒破坏。“刀耕火种”是集农耕、采集和狩猎为一体的适应系统；它不仅涉及生产知识和技术，还涉及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文化适应系统；“刀耕火种”还是一个动态的生态文化系统[39]。生态人类学在理解和挖掘地域生态智慧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学术工作。其他学者如杨庭硕、罗康隆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崔延虎对新疆绿洲的研究等，对我们如何准确地理解国内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区域性的还是整体性的——都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运行学派。在随后的研究中把人口与环境视为社会运行的两个基础条件[40]。他在1987年出版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中，把“生态环境问题”和“人口问题”列为两个主要的社会问题[41]，开了社会学教科书把环境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研究的先河。

洪大用师承郑杭生，用中国社会转型来解释环境问题的产生。洪大用认为当代社会结构转型，即工业化、城市化、区域分化加剧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当代社会体制转轨，即从计划到市场的双重失灵、放权让利与协调以及城乡控制体系与环境问题的形成；此外，他还从当代价值观念变化，即道德滑坡、消费主义、行为短期化、流动变化等方面阐述与环境问题的关系。郑杭生认为，“关注特定社会结构与过程对于环境状况的影响，可以说是侧重探讨了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另一面，这就丰富了社会运行论的内涵”[42]。洪大用还从宏观上分析了社会转型为改进和加强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可能。他认为通过组织创新，即通过完善组织创新的社会条件，培育社会事业领域的“企业家”[43]，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在经验研究层面，洪大用关注环境测量，特别是环境意识、环境关心的测量。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对公众的环境关心与性别[44]、年龄的关系，还对个人层次和城市层次进行多层次分析[45]等。当然，洪大用作为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领头人，在推动环境社会学学会制度化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环境社会学在学科意识、学术规范、学术交流机制等等都取得长足的发展。

在解释中国的环境问题为什么会如此严重时，张玉林也尝试从体制的角度加以解释。与洪大用一般性的转型理论不同，他提出的“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更能体现中国社会自身的特征。张玉林认为，中国农村的环境迅速恶化，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不断加剧。除了普遍的工业化导致污染加剧外，中国的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对环境有独特的影响。在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压力型政治/行政制度下，地方官员优选GDP和税收，使其与企业家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导致严重的污染问题。[46]他从体制特色解释了环境问题的发生机制。

与《赤峰篇》发表的同一年，费孝通针对南方的环境问题发表《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费孝通就吴江震泽的情况提出乡镇（社队）工业发展及小城镇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他分析了产生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因，如工厂在居民区中造成的空气污染、噪声问题，工厂建设时没有相应的处理设施造成的水污染问题，大中城市随工业扩散而扩散污染的问题。他认为，要像大中城市一样管理好小城镇的环境，要解决好大中城市扩散污染的问题，要解决好条块分割的问题。事实上，他已敏锐地意识到体制机制原因[47]。但综观费孝通的研究，对民族地区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关注较多，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关注明显不够。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费孝通未能重视环境问题，或许也与他过分执着于发展或“致富”有关。[48]

陈阿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对苏南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发展研究时，发现日渐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解释。他把当地居民在传统时期的生产生活与当时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比较，试图解释为什么太湖流域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能够维持生态平衡，而工业化以后的短短十余年时间被迅速污染[49]。之后，他继续探究太湖流域日趋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他尝试以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横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分析，提出了“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文本法与实践法相分离”等有针对性的本土解释，从历时的维度分析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他认为中国传统重视人口增殖，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后续环境问题的潜在根源；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在追赶型现代化的道路上屡欲“跃进”，一脉相承地呈现社会性焦虑，他称之为“次生焦虑”[50]。在社会性焦虑的经济发展中，环境问题被忽视是势所必然的。

陈阿江的研究从关注发展开始，尝试解释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形成机制，进而尝试探讨生态转型的研究。他就人水关系提出了两个可操作化的理想类型：“人水不谐”和“人水和谐”[51]。“人水不谐”着重探讨的是环境问题产生以后所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影响。以环境影响健康为话题的“癌症村”研究是其团队的代表作品，呈现以环境—健康为话语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52]。“人水和谐”类型则侧重于生态转型研究，认为“生态精英”及“生态利益自觉”意识在早期的生态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53]。其团队成员陈涛的关于安徽当涂水产业养殖生态转型的案例则提供了详细的分析。[54]

结语

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达到顶点，环境社会学（包括环境社会科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从地区和国别看，环境社会学基本产生于环境危机时期，它是基于现实而欲改变现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通过对欧美和东亚环境社会学发生发展的历时性梳理，可以发现下述的基本趋势或特点。环境社会学发轫于生态危机时期，研究者大多从环境问题切入。但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不是简单地从技术角度研究污染物，而是与经济社会体制和文化系统紧密关联，随着研究的深入，转向自然与社会（人）关系，呈现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特点。从认知路径上看，环境社会学早期富于魅力的研究主要在告诉读者“是什么”（如日本早期公害的研究）及“为什么”（如生产跑步机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解决环境问题则变得日益迫切，所以从理论上探讨环境问题的出路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如舩桥晴俊研究轨迹可见一斑：他早期专注于公害问题的研究，后期对环境运动、对社会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基础理论建构倾注了更多的精力。

如果上述对环境社会学发展趋势的研判是合适的，那么环境社会学未来发展的“怎么办”可能成为重要的研究点。从个体的改变，到NGO，到有组织的环境运动，再到政府的政策法规的改进，等等，环境社会学不是说一定要参与具体的行动，而是在“怎么办”这一宏大的实践上提供学理基础。

中国政府已将生态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放在一起五位一体地、系统地推动新体制的建设。虽然业已积累的环境问题，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身处世界经济体系中，仍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但它无疑为公众树起了一个清晰的、可以向其努力奋斗的目标。环境社会学可以在此贡献有价值的学理洞见。

在走向未来的时候，传统仍然是我们不可抛舍的重要精神财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曾经长期生活在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系统中。在其中，我们实践着并积累起许多卓有成效的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规则和理念，这些生态智慧无疑可以为我们走向未来的实践加以利用和发扬光大的。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生活环境主义”从民间地域传统中汲取智慧进而改变政策设置，可谓成功案例。中国有丰富传统生态智慧可资借鉴，如道家、佛教的思想，传统农业中的物质循环的实践，传统生活方式中的节俭理念及其不浪费、循环再用的实践，均可为环境社会学研究提供灵感、启示及政策推进的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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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发表于《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作了修改。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286页。

[3]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 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可参见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5] 关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可参见Arthur P.J.Mol and David A.Sonnenfeld.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 and Portland.Frank Cass & Co.Ltd.，2000.

[6] 福柯的著作已翻译了多种，常见的如《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史》等。

[7] William R.Catton，Jr.，Riley E.Dunlap，Environmental Sociology：A New Paradigm，The American Sociologist，1978.Vol.13（February）：41-49.

[8]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 A.Schnaiberg，D.N.Pellow & A.Weinberg，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ate，In A.P.J.Mol & F.H.Buttel （Eds.），the Environmental State Under Pressure，pp.15-32.London：ElsevierNorth-Holland.

[10] Lyn White，Jr，“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Science，Vol.155，No.3767，pp.1203-1207.

[11] Lewis W.Moncrief，“The Cultural Basis for Our Environmental Crisis”，Science，Vol.170，No.3957，pp.508-512.

[12] Arthur P.J.Mol and David A.Sonnenfeld.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 ［M］.London and Portland.Frank Cass & Co.Ltd.，2000：6-7.

[13] 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第二版），洪大用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4] 真实主义的英文原词是realism，它在中文系统中也翻译成唯实论。所以从建构主义与真实主义的争论中，我们不难看到西方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传统分野。

[15] 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第二版），洪大用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6] 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第二版），洪大用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17] 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第二版），洪大用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8] 参见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宋金文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19] 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宋金文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00页。

[20] 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宋金文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21] 鸟越皓之：《日本的环境社会学与生活环境主义》，闫美芳译，《学海》2013年第3期。

[22] 鸟越皓之：《日本的环境社会学与生活环境主义》，闫美芳译，《学海》2013年第3期。

[23] 参见收入本书的舩桥晴俊教授的访谈录《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与研究“内发性”》。

[24] 舩桥晴俊：《环境控制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干预与环保集群》，程鹏立译，《学海》2010年第2期。

[25] 参见长谷川公一：《福岛核灾难的教训：迈向无核社会》，《学海》2015年第4期；Koichi Hasegawa，Beyond Fukushima—Toward a Post-Nuclear Society，Welbourne：Trans Pacific Press，2011.

[26]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93页。

[27]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28]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497页。

[29]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99—513页。

[30] 潘乃谷、周星：《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1] 马戎：《必须重视环境社会学——谈社会学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32] 麻国庆：《环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观》，《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33] 麻国庆：《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年第1期。

[34] 麻国庆：《“公”的水与“私”的水——游牧和传统农耕蒙古族“水”的利用与地域社会》，《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

[35] 参见包智明：《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及若干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包智明、任国英主编：《内蒙古生态移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6] 荀丽丽、包智明：《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7] 参见收入本书的王晓毅访谈录：《“社会”如何呈现：兼谈环境社会学的方法论》；王晓毅：《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8] 参见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5页。

[39] 参见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0页。

[40] 郑杭生：《一个大有希望的领域》，载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4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407页。

[42] 郑杭生：《一个大有希望的领域》，载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43] 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272页。

[44] 洪大用、肖晨阳：《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

[45] 洪大用、卢春天：《公众环境关心的多层分析——基于中国CGSS2003的数据应用》，《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46] 张玉林：《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5期。

[47]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265页。

[48] 张玉林：《是什么遮蔽了费孝通的眼睛？——农村环境问题为何被中国学界忽视》，《绿叶》2010年第5期。

[49] 参见陈阿江：《制度创新与区域发展》，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版，第46—68页，第228—256页。

[50] 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重印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51] 陈阿江：《论人水和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52] 参见陈阿江等：《“癌症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53] 陈阿江：《再论人水和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54] 陈涛：《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