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

毛岸英牢记父亲让他到农村和工厂，通过劳动了解中国国情的嘱托。在农村锻炼后，他又主动要求到工厂去实习。

张征回忆说，1950年，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前身——北平机器总厂，就在国子监胡同孔庙的大成殿里。当时的厂党总支副书记、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大家一起住在大成殿，直到他赴朝参加抗美援朝为止。“我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时候，很多老人当年都与毛岸英有很多交往，从厂长到工人，聊起他来，滔滔不绝。”

新领导毛岸英那时二十七八岁。穿身灰色军装，腰上系着皮带，过了些日子，又换成了干部服。他经常跟大家一块儿劳动，时不时说上几句陕西话。他来厂子的时候，生产条件还很差，业界称机械工人为“油耗子”。许多刚出徒和正学徒的青年工人和毛岸英岁数相差不多，工休的时候，就跟他无拘无束地聊天。那时，大家经常是脱了鞋当凳子。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没凳子，只能席地而坐，但是地上经常有些看不见的铁屑，必须拿鞋垫上才不会被扎着。大伙儿问毛岸英：“你是延安来的 ‘老资格’，为什么不在北京挑个好工作？”毛岸英说：“这可比农村好多了，我原来当过农民。”大家明白了，这人敢情是个农民。于是同情地问：“那你家里肯定很穷吧？”他说，“我家不是农村的。”大家围着他起哄：“住城里，你干吗去当农民？”他乐了：“俄大让俄去的。”（陕西话：俄是我，大是父亲）大家哈哈大笑：“你大真够可以的！放着福不许享，偏让你受罪去。”他没有笑，很认真地解释：“不懂得工业、农业，将来怎么为国家工作？”说到这里，他便站起来：“我的学徒还没期满呢，咱们干着聊。”

一天，这位领导把大家召集到俱乐部说：“不久的将来，要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我先教大伙儿学学俄语吧。”工友们跟他已经很熟了，就逗闷子：“你那俄语就是陕西的 ‘俄’语吧！”他没有笑，而是指着五星红旗说：“史多，诶答？”（俄文：这是什么）他发音标准，口齿清楚，一下子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休息的时候，门外边有块钢板，他不经意地说：“这块钢板不错……造坦克还薄了点儿。”我们厂原先是军械所，听见他自言自语的话，惊讶得闭不上嘴了，大家到处传话：“他可确实不简单，什么都懂，八成儿还在苏联待过。”

后来才知道，他和工人打成一片，是为了另一项工作，就是为夜里写稿子积攒素材。他亲自采写编辑《北京机器职工》，然后通过有关渠道在香港、澳门散发，公正客观地介绍新中国接收的兵工厂，已转为生产双轮双铧犁、深水水泵、鹅脖水泵（给火车头上水用的），开始为大规模的和平建设服务。当时，厂里已经有近千人，属大规模的机械制造企业。这个小报到他离开，办了三十多期，在港澳和海外产生广泛影响。

所有和毛岸英这位新领导交往过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因为他在工厂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和普通人一样，努力钻研，向工人学技术，而且，他见不得有人受罪。比如，化铜炉温度高，工人们就穿个背心，铜熔化的时候，会飞起雪花似的东西，叫氧化锌。那年月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手段，氧化锌落身上奇痒无比。他瞧见大家身上落满了氧化锌刺痒难耐，急得不行，就要上去帮着挠。大家劝阻他：“不能挠，一挠氧化锌就进去了，会更痒痒。”他赶紧问，那怎么办？大家解释，待会儿拿水冲。他立刻说，现在就去冲，一分钟也别耽搁。他一心替工人着想，其实他身上也落满了氧化锌。当工人们在技术运算上遇到什么难题时，他还会手把手地教，很有耐心。

毛岸英在工厂时，曾拍板处理了这么一件事。总厂有个南分厂，是国民党没收资本家的，原因是有逆产嫌疑（可能与日伪有牵连）。毛岸英来了以后，经过详尽调查，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应该把资产归还资本家。这个资本家在老北京人中享有盛名：他带着一群钣金工，居然敲出了一辆小轿车。资本家此时已逝世，他的后人不敢接收工厂。毛岸英说：“民族资本家，应当保护，那就跟他的家属谈谈，给相当数量的股份吧！”资本家的后人感激涕零。

那时，毛岸英的家在中南海。中南海在国子监的西南方向，他骑上自行车，从国子监出来，经地安门过景山西街，就到中南海北门了，也就20分钟。可是，毛岸英除了星期六晚上回去一趟，其余时间都和工人们在一起，晚上睡大通铺。那个时候，他刚刚结婚。老厂长朱宝和说，“人家真有定力，新婚之后，工作习性仍然照旧。”不过，这是后来他追忆毛岸英时说的话，因为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毛岸英新婚，还以为他是单身或家属在陕北。每天吃饭，他也是按规矩排队买饭，然后端着饭盒，和大家一边聊着天一边吃。那时候，工厂很简陋，连饭厅也没有，大家往往围成一圈儿蹲着吃。主食吃什么呢？窝头，还经常是在蒸锅里来回蒸的剩窝头，颜色深，味道又苦又涩。菜呢，就是六必居酱园子做酱菜削下来的苤蓝皮，盐水浸浸，他和工人一样照吃不误。

1951年，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工作人员，了解毛岸英在工厂的情况。当时毛岸英又名毛远仁，他虽然在厂里任党总支副书记，是二把手，可人事档案并没有转过来，还在中央社会部，来厂子之前，他是李克农部长的秘书。一提起那位和大伙儿朝夕相处的“陕北来的年轻老资格”，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最后，有人还埋怨开了：“这人抬脚一走就把我们忘了，大伙儿多惦记他呀！就是高就了，也该抽点儿时间回来看看，我们也好替他高兴高兴！”听到这话，两位工作人员眼圈一红，哭了。大家觉出事情不妙，就听那位工作人员说，“他已经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屋里的人都惊呆了。在场的一位工人忽然又想起了“延安人”的父亲让他当农民的事情，就追问：“他的父亲是谁啊？他那么听父亲的话？”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说：“这是他亲自填写的履历表，你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栏。”他把其他栏目用手遮住，只留了一栏让大家瞧：“父亲：毛泽东。”

（参见佚名：《毛岸英赴朝前的日子：当农民睡大通铺吃剩窝头》, 《北京晚报》2013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