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序

我的文學因緣始於香港培英中學。如果沒有幾位可親可敬的中文老師言傳身教、悉心栽培，我不會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唸中一時，我非常頑皮，上英文課常常“兀凳”，小息和同學在課室追逐嬉鬧，“按桌跨椅”速度奇快，是我的逃命絕技。這麼“曳”的“中one雞”，應該時時受罰；但培英大部分老師都很包容，鼓勵多，責罰少。教中文的王堯老師，資歷深，我們的年齡差距很大，他總是以長輩的沉穩淡定包容我的“跳跳紮”，鼓勵我們多背書。學年終，我得了中文科成績獎，好像是全級最高分。朦朧間，我開始感到一種自我形象：我與中文，是二而一的。一九八七年，我在中文大學畢業，與王老師多年不見，他仍惦記我，約我到中環的紅寶石餐廳飲下午茶。第一次重聚，他送了一隻手錶給我，祝賀我大學畢業；第二次在紅寶石餐廳飲下午茶，他送了一枝原子筆給我。老師說：“能夠做研究的人很多，能夠創作的人很少，你有創作天分，要好好珍惜，堅持下去。”

升上中二，非常幸運，我遇到了朱玉秀老師。朱老師很欣賞我的作文，鼓勵我把文章投到《香港時報‧學生園地》。我第一次投稿就成功，用真名發表散文〈初春霧裏的大水坑〉，題目仿朱自清的〈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後來我用“陸如”這個筆名，在《香港時報‧學生園地》發表第一首新詩〈六月的鄉村〉，仿朱自清長詩〈毀滅〉的節奏。這段時間，我常常到何紫先生的山邊書店看書、買書。我的台灣版《朱自清全集》、《徐志摩全集》、《聽聽那冷雨——余光中散文選》就是省下午飯錢，在山邊書店買的。

唸中三時，我遇到兩位很好的中文老師。羅修有老師教中文好極了，聲音清亮，條理清晰；他寫在黑板上的字，字大而左攲，剛勁有力。每一篇作文，我都非常用心寫，在作文課寫不完，帶回家寫；有一篇議論文，寫了幾千字，刻意“逞才”、掉書袋。老師看出我的文章拉長求大，還是語多鼓勵，朱砂眉批，指引方向。另一位老師，很遺憾，我沒有正式上過他的課；但我很幸運，參加了他主持的課外活動“寫作小組”。陳光華老師細意指導我寫作，還特別提醒我不要刻意用深字。那時作文，我為了顯示自己多識幾個字，有時不寫“翻”，而寫“飜”；不用“氣”，而用“炁”。老師的善意提點，有如當頭棒喝。陳老師讀很多書，看很多雜誌；他介紹我看《大拇指》，又把雜誌《七藝》送給我。唸高中時我遇到一些挫折，大概說了些洩氣話，想放棄寫作。陳老師為寫作小組編的文集寫序，題目是“寂寞的心——兼寄王良和同學”，嚇了我一跳。陳老師鼓勵我要堅持創作，後來又送了《永不消隱的餘韻——許芥昱印象集》給我，翻開第一頁，赫然看見老師的叮囑：“不要做逃兵！”老師移居紐西蘭，很久才回港一次。不久前，他在《明報月刊‧明月》讀到我的散文〈在威尼斯到佛羅倫斯的火車上〉，喜歡，有共鳴，就寫電郵給我，語多鼓勵。

唸中六時，教我中文的周相迎老師，和陳光華老師一樣，對我非常愛護。周老師是中文科的科主任，學問極好，他家的書架上，放滿線裝書。周老師說，他不會輕言鼓勵學生走寫作這條路，因為這是一條寂寞的路，但他認為我可以走下去，並且應該能走出一條路來。老師和我時常見面，有時我到他的家，有時他到我的家，除文學外，我們還會談武術，更曾一起到新伊館看拳擊比賽。周老師談吐之間，有文人氣質的恬淡從容，卻又有一股浩然之氣。有時午膳後經過公園，看見他一個人站在樹下聽鳥聲。我獲第三屆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優異的〈月亮背面〉，裏面的人物“陳文勝”，就是以周老師為原型。二〇〇九年，周老師病重，我和同學陳日生來到東華醫院，師母在旁，老師清醒，但老師似乎不想我們看見他的病容，總是不望我們，直到我談起自己的老父，他關切的目光馬上落到我的臉上。沒想到那一次探望老師不久，就收到老師去世的消息。

唸預科時，我和一班得過青年文學獎的文友，組織了香港青年作者協會。籌備會議多在晚上，青文書屋關門後在書屋中召開，大家盤腿坐在地上，商議“青作協”成立之事。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香港青年作者協會成立，在青文書屋樓上設立會址，會員百多人。成立典禮前一星期，九月四日，“青作協”在香港藝術中心小劇場舉行“八十年代香港新詩朗誦晚會”，顧問余光中教授吟誦〈念奴嬌〉，蔡炎培先生“擔凳仔”朗誦，溫瑞安先生時而紮四平馬時而金雞獨立擊鼓誦〈蒙古〉，成為一時佳話。當年領導香港青年作者協會，從籌備到成立，最見領導才能的，是陳錦昌（陳汗）。他真是個奇才，多才多藝，組織力強，我跟着這個“大哥哥”，見證“青作協”成立後兩三年間的氣象。那時，我和許敦賢（洛宇）負責為協會主編《公教報‧青原篇》，在會址做好選稿、校對工作後，常和鍾偉民、陳德錦、陳昌敏、唐大江、李華川，在樓下的大排檔吃糖水，談文說詩。同輩間互相鼓勵，良性競爭，今天回想那段狂熱的文學歲月，仍然令人動容。

一九八三年，我考上香港中文大學，受教於余光中、黃維樑、梁錫華、黃繼持諸師。在中文大學唸書的兩三年間，我的詩風深受余光中老師影響。我感念這段磨筆練墨的歲月，余光中老師的詩文給了我豐富的營養。八十年代中後期，我在里爾克的影響下，創作了〈柚子三題〉，詩風轉向沉思、哲理，詩觀也逐漸轉變。一九八八、八九年，吳美筠、胡燕青、黎海華、陳汗和我，經常在鍾玲老師家中開詩會，真正享受讀詩、賞詩、寫詩的美好氛圍。鍾老師還教我們喝茶飲酒賞玉，激發了我對古玉的研究熱情。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很多作品都發表在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上，劉先生對我的寫作事業十分支持。二〇〇〇年，在文友葉輝的“發掘”下，我竟然寫起小說來，〈魚咒〉發表在陶然先生接手主編的《香港文學》上，開啟了我的小說創作之路。現在，我的創作，多是在陶然先生的鼓勵下，一篇一篇“催生”出來的。

回想自己的文學因緣、走過的路，實在感念良師的引導、前輩的扶持、文友的鼓勵。如果沒有這段文學因緣，我想，今天我可能會在賣魚街賣觀賞魚。

王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