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伤记忆与历史叙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台湾的记忆政治呈现出旺盛生机。创伤事件（“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等）的平反叙事和纪念化、城乡区域地方文史和乡土记忆的追溯、女性生活史及庶民口述史的勃发、政治人物和企业英雄的传记风潮，以及召唤族群认同的怀旧文学等现象层出不穷。诚然，这一切是伴随着台湾解严前后政治场域的变迁而来的，戒严时代被权威压制的历史记忆和想象空间逐渐释放出冲撞既有秩序和想象的巨大力量，并最终冲破了历史馆、博物馆、历史课程和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以及各种节日仪典等记忆装置的固有设立。在众多记忆装置中介下，记忆书写发展为庞大事业。如王志弘刊于《中外文学》的《记忆再现体制的构作：台北市官方城市书写之分析》一文所言，“其中主要有围绕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创伤平反记忆、乡土情感和母语等本土文化记忆、相对于党国‘正史’的庶民私密记忆、相对于均质化国族史观的多元族裔记忆，以及后来弥漫于文化消费中的怀旧记忆等等。这些新兴记忆书写类型，成为台湾近十几年来确认和争议身份认同，并涉及实质政治经济权益之争的文化战场”。

早在1970年，郭松棻就发表了《秋雨》一文，通过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的悲剧描写控诉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对经济的垄断以及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控制与迫害。对于一个曾被“推为这个岛上自由主义的领袖”，而后却被便衣“挟到铁刺网里面去讯问”的政治人物，历史使之留下了“一身被摧残的躯壳”，这样极端的个人体验其实呈现的不仅仅是殷海光的个人记忆。对于创伤文化研究颇有建树的美国学者凯西·卡茹丝（Cathy Caruth），在谈到历史和个人创伤的关系时说，如果“创伤必须视为是心理上的病症，那么，与其说这个病症来自个体的潜意识记忆，不如说这是历史的病症。我们可以说，创伤病症的患者，内心潜藏着一个无法言说的历史，或者说，创伤患者本身就是他们无法把握的历史的症状”⁽⁸⁾。就是说，创伤病症，不仅是个体的，也是历史的见证。这篇小说里的时代氛围是台湾白色恐怖年代，期间国民党对经济的垄断以及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控制与迫害是造成殷海光悲剧的社会环境，也是病态社会所呈现出的历史症状。战后国民党接管台湾，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浮出水面，从某种角度看，从日本殖民压迫中走出的台湾，又陷入另一种灾难与混乱。

台湾历史是一部伤痕累累的创伤史：从早先被荷兰入侵到甲午之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国共之争到省籍矛盾。如果说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光复的半个世纪中，台湾经历的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话，而内战乃至冷战中的两岸分离境遇，则意味着刚刚结束五十年之久的两岸分裂状态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干涉下又重新走向新的分裂，在研究这一时期台湾社会政治与文化文学状况时，学者们都注意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给台湾民众、知识者留下的深刻创伤。这个悲剧性事件，对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台湾人民造成的苦痛、失望和长达几十年的精神后遗症，是相当深重的。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并签署《终战诏书》，由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先于南京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受降，再于同年10月25日正式接收台湾，史称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收台后，重新恢复清代台湾省的建制，但设立与大陆省级行政体制不同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并由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之后，因为接管官员贪污严重，军警纪律败坏，陈仪本人大权独揽，加上战后经济崩溃导致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和政府急于去日本化造成文化上的隔阂，以及部分新住民（外省人）相对于旧住民（本省人）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具高度优势的不平等待遇，最后在1947年2月27日，因查缉私烟引发警民冲突，导致“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几星期后，国民政府派兵来台镇压，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与事件无关的各界精英及百姓也被无故杀害，或逮捕之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处死或就此失踪。此事件揭开了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压的序幕，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果。

此后的50年代至70年代，“二二八”作为一个政治禁忌，不仅在台湾社会中噤声，同时也在台湾文化中失语。80年代，随着台湾进入“民主时代”，政治、文化乃至伦理道德戒律逐渐松动，文学书写也开始突破禁区，挖掘“威权时代”曾被压抑或遗忘的历史蔚然成风。这其中，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凝聚了最多的目光，数十年寂灭的记忆复被点燃。在这股复写历史的热潮之中，郭松棻的小说显出了先行者的姿态。与一般传统意义上以写实手法对历史做直接控诉不同的是，郭松棻笔下这些涉及“二二八”事件的小说往往以小博大，表面上探讨情爱关系，实际却蕴含国族寓言。而作为一名男性作家，郭松棻却深谙女性心理，往往以女性的感知体认历史创伤。《月印》即是这样的典型个案。

这篇小说表面看是一个爱情幻灭的故事。女主人公文惠知书达理，善良无邪，男主人公铁敏羞涩内向，却天真热忱。故事开始时，文惠不顾一切嫁给了从抗日战场上伤退回乡并患痨病的青年铁敏，原以为新生活就要这样开始，没想到另一场战争即“二二八”前后台湾社会的动乱伴随着铁敏愈演愈烈的痨病一起而来，战时艰苦的岁月里，两人相辅相持，竟也逐步走出一片艳阳天，铁敏的病慢慢好转，文惠从幸福到忧愁再到幸福的心理变化过程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美丽童话的诞生；然而幸福刚刚开始，就被另一种势力席卷而去。康复的铁敏由于结识了一批大陆来的朋友，秘密选择“左翼事业”而冷落了文惠，在强烈的失落感中，文惠一次无意的告发使她亲手将至爱送上了断头台，也葬送了自己的幸福。在这个爱情故事中，我们不仅和文惠一起经历了爱情幻灭的过程，也经历了台湾的创伤历史：抗战，光复，“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等。作者通过记述这样一个故事，追思“二二八”历史事件给台湾造成的历史伤痛，控诉政治势力对人民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

从历史研究的观点来看，“二二八”或许只是世界上众多历史事件中的一个，然而对台湾而言，“二二八”显然浓缩了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一再重演的权力冲突历史影像。“没有中国近代的衰弱和日本、美国的兴起，台湾就不会被割让，也不会有光复，也不会有‘二二八事件’。没有后来国民党的大陆溃败，没有大陆溃败后的国民党继续统治台湾，‘二二八事件’不过是众多的中国近代民变中的一个，也不具有现在这样的意义。”⁽⁹⁾所以，郭松棻透过对“二二八”的记忆书写，使“二二八”成为台湾人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集体记忆，“二二八”之为台湾创伤的象征，其中隐含的记忆认同政治不待言之。

而李渝小说中又蕴藏了怎样的历史记忆呢？

1972年，李渝在美国发表一篇名为《台北故乡》的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写了一个台湾留学生回乡探望双亲及友人的故事。其中重点刻画了村明这个人物。“我”和村明“一个是出身山背的本地佃农家庭，一个出身半封建的外省过气官僚家庭的人”，由于彼此兴趣的一致和共同的学习经历，“我”和村明成长为好友，只是“村明从不谈他的父母，我也很少说到我本就十分模糊的家世，彼此有意无意的回避着个人历史背景的明朗化”。作者由此发出感慨：

有意的漠视历史和个人背景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所谓知识分子的通性吧，事实上，历史课中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事即是描写得很简略了。北伐是场是非分明，一段话就写过去的战役，八年的中日战争，从我父亲的口中听来，也仅是场不断重复发生的轰炸、沦陷、逃难的噩梦。抗战以后的事，在我自己的家里则如同一个禁忌。而村明的历史是什么，在尼采，齐克果、沙特等一连串的哲学名字之后，在他的脑中，有没有二二八，有没有失踪的伯父，有没有隔壁被枪毙的阿叔，这些台湾人的历史有没有在半夜萦绕着他，就像中日战争的警报在半夜化作我的噩梦一般，虽然我不清楚战争到底是什么？⁽¹⁰⁾

借此，李渝点出了出生于4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在台湾这样一个特殊空间里的处境，同时也描绘了两种不同背景出身的知识分子经由不同的历史建构起来的不同记忆，以及彼此心中怀揣着的不同心态。虽然作家曾说到，《台北故乡》的主角原型，是她的一位老朋友的故事⁽¹¹⁾，然而仔细思量，“我”和村明在某些方面上对应的不也可以是李渝和郭松棻两人吗？李渝是外省第二代子弟，而郭松棻是本土台湾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由此如果说郭松棻建构起来的是关于台湾光复、“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一系列记忆，那么李渝所建构起来的关于抗战、轰炸、逃难以及外省籍人士的在台记忆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李渝的第一本小说集《温州街的故事》就是这样一部关于外省籍人士记忆的集子。凭着过去遗留于记忆中的家乡印象，李渝带领我们探视外省族群战后在台湾的生活场景。这本小说集以“温州街”串联七篇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李渝父母辈的大陆人，因国共内战来到台湾，之后他们或借梦境或借回忆穿梭于他们经历的战争年代或场景中，如30年代的抗日战争，1949年前后的逃难……

还记得沙坪坝那几年？怀里塞几个馒头，透早出去，洞里就是一天。……炸弹隔着洞壁扔下来，那么薄薄一层。一头一脸的沙，出洞连自己都不认得了。

——《朵云》

探照灯悚然打在窗上，她吃了一惊，惨白着脸，奔到窗前，紧贴在窗后。一排米点似的飞机静悬在铅灰色的天边。但是你用灯扫射到了又有什么用，你又打不下它们来，反而叫你自己更恐惧地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地迫近，隆隆在沉云里回响着引擎的声音。警报从先前的呻吟标称这时的嘶喊。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孤单无助的城市，半个钟头或四十五分钟，最多一个小时，所有的住屋、楼塔、亭阁、寺庙、桥梁、道路，以及爱情，都将席卷在一片火焰里。

——《她穿了一件水红色的衣服》

可以说，外省人的身份使李渝在小说中信手拈来这些从小耳濡目染的战争记忆；然而对于外省人来到台湾后遭遇的种种，李渝似乎更能心领神会。《夜琴》叙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外省女性在台湾孤寂的生活，她在抗日战争中失去父亲，又与母亲、妹妹失散，原以为战争可以过去，可以与丈夫在新环境里厮守，不幸的是丈夫“一天出门，象父亲一样，没有回转来”。于是，孤寂的生活只剩下无尽的等待。曾因为战争和流亡而失去亲人，又遭遇“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中失去爱人。由此可以看到，李渝笔下的外省人比本省身份的受难者多了一丝“战乱的中国”的伤痛，同时在面临新的灾难时，他们的痛苦又丝毫不比本省人少，甚至因其特殊身份而更受非待。

然而，无论是郭松棻还是李渝，书写的多是个人私密的记忆。“私人的记忆随时可以出现，随时地，可以去找一块石头，一棵树，就可以在这里找；男性的记忆是比较在书写里边的，小说家可以是另一种书写，从《史记》开始，小说家可以演绎出他的想法，司马迁可以写项羽在垓下之前，到了河边先唱歌再自杀，这是正史书写上不可能的，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属于私密的”⁽¹²⁾。在郭松棻和李渝的小说中，个人的时间取代了时代、集体的历史，透过对私密生活的描绘，浓缩了对那个逝去时代近乎不可能呈现的全幅景观想象。但是，这种私密的个人记忆又不仅是集合了战争、动乱、死亡、离散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种沉重的精神创伤记忆。

文化学认为，创伤主要是由于事件过于恐怖、激烈而一时无以理解或忍受，便突然丧失言说、记忆能力，这反而造成空白、困惑、焦灼或痛苦感，但却不明所以，以至于留下不可磨灭但又不愿面对的记忆，它不断演变为“创伤之后的失序”，形成无法疏解的忧郁、烦躁、恼怒及神经衰弱。⁽¹³⁾而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创伤大致有两种源头。“一是历史浩劫遗留的潜在记忆，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统治，战乱，集权统治，动乱浩劫相牵连。另一种是目前在国际资本入侵和社会人际关系全面商品化的情境下，旧有的生活秩序和经验世界一夜间的崩溃而造成的震惊。”⁽¹⁴⁾在郭松棻和李渝的小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种源头的存在。

在舞鹤的访谈中，郭松棻说：“二二八时我九岁，小学三年级，我家就在延平北路附近，林江迈的摊子现在我都还可以指出来，所以对我而言，当时不用多加思考，写《月印》的当时，我四十几岁，生活记忆还在。要写那一段，不用太去思索，那生活自然而然就在我脑里。二二八前后的枪声，中山堂全给王添丁等人的‘处理委员会’占据了，我记忆深刻。因为那是自己成长的年代，不用费心去构思。”时隔几十年，郭松棻依然记得“二二八”的点点滴滴，可见“二二八”事件在当时年仅九岁的孩子心中造成了强烈的震惊体验。诚然，“二二八”事件作为台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悲剧性事件，其影响不仅在于当时造成了多少人的痛苦与灾难，更在于它在一代台湾人心中留下了精神创伤。如王斑所分析，创伤的压力突出表现在震惊事件之后感情和意识的空白，然后是滞后的痛定思痛。创伤的始发之际并不是那么重要，麻烦的是事后的经验结构。因此，回味、反思创伤，对于文化和象征体系中的历史病灶具有分析价值。

也因此，无论是李渝《夜琴》中的“她”的丈夫，还是郭松棻《月印》中的铁敏，都不是在“二二八”中牺牲，而是在随之而来的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清洗中遇害，这其中隐含着“二二八”作为台湾专制历史悲剧的深层意义：它不是一个“完成式”的族群悲剧，而是专制政权面向所有追寻自由者的思想清洗，是禁锢和喑哑岁月的开端。由此，郭松棻和李渝带领人们进一步思考的其实是知识分子与时代政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