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独立研究的基本原则

我想简单讨论一下独立学习和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这里最典型的是对货币起源问题、货币创造机制的真相还原，并相应建立、运用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此外，很多从业者过于强调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金融（DeFi）的潜力，完全无视德国社区银行是已成功运营近200年的大规模去中心金融的事实。从商业角度来说，社区银行与私有银行比较，没有更成功或更不成功，但在金融稳定性、盈利稳定性等方面略胜一筹。但行业里对去中心金融是“新物种”或者“未来可能产生万亿级别的企业”等鼓吹不绝于耳。绝对的去中心商业模式很难广泛存在，现在多数DeFi都存在不可消除的中心化漏洞，包括DeFi明星MakerDAO。大量从业者完全纸上谈兵凭借想象做事情。正确的方式是学习德国社区银行实践的治理机制（包括中心化妥协）、商业模式以及历史经验教训。

第二，客观独立，超越自身所在的阶层以及个人利益看待问题。金融理论是一个最易被利益群体游说和影响的领域，很多学者或从业者罔顾学术真实，受利益群体或自身利益影响胡说八道，货币领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元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不成功是因为自身价值不稳定”。近期一位投资行业大佬发言称“人民币超发厉害，美元M2占比GDP仅70%，而人民币却达到了200%”。这里有诸多错误和误导。

1.根据费雪公式，中美货币超发程度如果能直接比较的前提是两者货币流转效率（速度）接近或可比较。但实际上中国货币流转效率比美国要低得多。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以实体经济为主，金融行业占GDP不到10%；美国经济空心化严重，实体经济比重不到25%。第二，中美两国金融体系效率差异很大，美国发达得多。

2.货币等价物的统计口径不一定完全一样。因为美国金融创新和监管都比中国灵活得多，他创造的货币等价物比中国更超前，例如影子银行美国就比中国发达得多，中美效率差可能超过一个数量级。

3.中国的债务/GDP比率看起来明显超出美国，但实际上中国债务问题比美国小得多。原因有三：第一，中国的债务以本币债为主，外债极少。第二，国外债权人只持有2%的人民币债务，其余70%由境内金融机构持有，绝大部分是地方政府欠银行的债；美元债务就不一样，国际债权人占很大的比例，或者是类似中日的主权政府，或者是国际私人资本。我欠老妈100万元和我欠老板100万元，看起来一样的债务水平但债务风险显著不同。第三，中国银行大部分是公有制经济，相对来说有更灵活地处理坏账的手段，例如直接债务勾销或者重组；而美国的债务基本都是欠主权国家或者私人资本，不能勾销，如果政府收入赶不上利息的支出，那只好很悲催地“旧债未偿新债又至”。

但必须承认能够超越自身阶层为真理代言不是轻松的事情，兼具极高学术水平和社会良知的学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Michael Hudson曾作为华尔街资深分析师和作为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他撰写著作揭露美元霸权形成的真相，后来长期被美国主流经济界和学界彻底边缘化。曾经作为WB首席经济学家的诺奖学者Joseph Stiglitz因为公开反对美国财政部和WB传播内部都不相信的理论（经济衰退中的平衡预算）误导他国，被WB踢了出去。曾作为英国金融监管最高官员和危机后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设计者，Adair Turner被Richard Werner说服并认同有关货币创造的真相而对银行业加强监管，触动了银行阶层利益，因此没能成功竞选上英格兰银行行长之职，之后也处于某种被边缘化的状态。

第三，抓关键矛盾。与货币体系相关的问题尤其复杂。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发出不同的声音，虚实结合，真假难辨。这种时候更需要我们有识别关键矛盾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例如，数字经济的宏观格局看似复杂，但真正的驱动力量不外乎以下几种：密码朋克和技术极客群体，全球主要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大型科技公司进入银行领域，消费者对跨境支付需求的变化，无现金支付的日益数字化，美元为主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强烈溢出效应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有关这七种驱动力量的阐述，读者可参阅本书作者序中“本书宗旨”的段落。

第四，勤奋。2019年10月18日发布了G7《全球稳定币评估报告》，我在20日朱老师组织的区块链与法律学术会议上分享了报告的主要内容，并且在11月初撰写了该报告的解读文章《呼之欲出还是困难重重？全球稳定币的风险与挑战》，发表于《财经》，央行穆长春司长于一周以后在财经年会上做了《全球稳定币放大公共风险》的报告，内容与我的G7报告解读完全一致。

第五，避免傲慢与偏见，不再赘述。

第六，英文真的要好。英文世界有更多真正有价值的原创思想，很多中文翻译传递的英文世界的思想和信息，有可能是错误或者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