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

在19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在西方变得不时兴了，取所代之的是经济学。它是在两重意义（经济的意义和经济发展各种规律的科学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然而，不应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同起来。在当代，“经济学”一词就知识领域的意义来说很像经济科学。同政治经济学一起，这些科学在今天包括了关于经济过程的众多知识门类。生产和劳动组织、产品销售以及企业财务管理都是经济科学的对象。它们不仅同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而且同社会主义经济有关。大家知道，在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是有资本主义计划的，而它的方法和形式也是经济科学的对象。国家垄断调节经济（没有这种调节，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也要求有关于经济（整体的和分门别类的）的客观知识作为依据。可见，经济科学的实践职能增加了。

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的职责也是十分广泛的，从很具体的经济工程或经济计划工作，到大规模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宣传教育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生产关系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来解释。生产关系的每一种形式都带有最一般的社会性质，这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对象。而经济科学的其他门类则考察更具体的生产关系形式，这些形式是同技术和生产力直接相关的。除此而外的技术经济问题同生产关系的联系就非常间接了。各种具体的经济科学的重要性将会不断增加，在经济研究和经济管理实践中运用数学和最新计算分析技术就是同具体经济科学的发展有关的。

哲学在过去被视为科学的科学，它在实际上包罗了所有的知识领域，而现在它变成了“许多学科中的一个”。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过去包罗了所有的经济现象，而现在只是经济科学大家庭中为首的一员，这是合乎规律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首创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的科学，其核心问题是产品或收入的分配。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李嘉图的不少追随者已经试图去掉他的学说中的社会锋芒，但对资产阶级来说这还不够。要知道，在李嘉图主义的基础上同时还产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公开宣布这门科学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并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因此，19世纪70年代，在好几个国家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概念。在拒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企图使政治经济学丧失其社会锋芒。它的核心是某些毫无社会和历史内容的一般原则：财富的主观效用随着消费而递减的原则、经济均衡的原则等。实际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其说是人们之间与生产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如说是人同物的关系。

这样，经济科学的主要问题就成了没有社会内容的“技术”问题，即在现有财富（或者所谓现有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各种使用之间作出抉择的问题。毫无疑问，最优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并将其纳入经济科学之内，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重要的，但它不能完全决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人们曾经宣传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中立性”，他们问道：这门科学同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这背后隐藏着从意识形态上维护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旧的”政治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手上变得面目全非了。例如，在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维塞尔、瑞士的瓦尔拉斯和美国的克拉克等人的著作中就是这样。今天，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成了抽象逻辑和数学公式的堆砌，对经济现象的主观心理分析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很自然，对这样的科学来说需要有另外一个名称，“政治经济学”这个称呼就变得不妥当而且不方便了，因为，就其字面的和传统的意义而言，“政治经济学”恰恰具有社会的内容。

现代美国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写道：杰文斯“成功地使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一词，并把经济学变成了研究单个人的行为而不是整个社会行为的一门科学”。

如果我们看一下另一位现代资产阶级学者法国人埃米尔·詹姆士的说法，社会对科学中这场“变革”的实质看得更清楚。他说：“这些新古典学者（在资产阶级文献中，时常用这个词称呼我们在上文指名的那些人）认为，经济科学的对象无例外地应是描述在各种经济制度中都发生作用的那些机制，而且不要企图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的基本理论对社会问题是中立的，对现存秩序既不称赞也不指责。”他又指出，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矛头之一，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在20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发展了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技术。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献，它们借助于“新的”方法，有意无意地削弱了经济科学的社会锋芒。科学忘记了自己首要的使命和内容，尽管它也还研究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

今天，西方的许多人已经对这种经济学感到不满。这种经济学在技术上十分考究，然而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尖锐的问题，它却显得一筹莫展。例如，经济不稳定和阶级利益冲突、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差距、环境保护等。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不仅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且甚至不提出这些问题。

“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在文献中重新出现并与“经济学”（即英文的economics）相对立，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它现在的含义与斯密和李嘉图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但是它的复活表明，如果经济科学要成为科学，它就不应当忽视社会和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