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地图

人类学会寻找自己的道路

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地图，为此，我们甚至难以想象那段没有地图的时期人类是如何度过的。那时的人们并不清楚，要尽其最大的可能在出行时以地图为根据，就如同许多人现在也不明白要如何根据数学公式对宇宙进行测量一样。

古巴比伦人全是优秀的几何学家，他们曾对整个巴比伦王国的疆域展开一次实地勘测（时间是公元前3800年）。我们从他们留下的一些陶版上发现了绘有巴比伦王国疆域的大致轮廓图，但是，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难以称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地图。

古埃及统治者为了从辛苦劳作的平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钱，也曾对国土进行勘测。这说明，古埃及人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数学知识，因此，足以完成这项困难重重的任务。可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古埃及法老的陵墓里发现任何具有现代意义的地图。

古希腊人是古代世界最具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人类之一。他们曾撰写了大量与地理学相关的著作，但对他们在地图方面的研究，我们却一点儿也不了解。众多古希腊繁荣的商业中心都有刻在铜牌上的航线图，其上标示着商人们由东地中海到其他地方的最佳路线。

然而，至今人们也没能发现这样的铜牌，因此，我们不清楚它们是什么样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相当广阔的领土，其面积远远超过了他之前的任何人——当然，后来的很多人也像他一样做到了。

我想，亚历山大大帝定然具有某种“地理意识”——他手下拥有一批专业的“步测者”，这是一群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每逢行军时，他们行进在军队的最前面，将马其顿人孜孜不倦地寻找印度黄金的路线和距离不断地、准确地报告给他。不过，在我们看来，常规的地图并非一段遗迹或一块残片，更不是一条线。

古罗马人无论打到哪里都会修路，可以说是打到哪里，就住到哪里，修到哪里。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了敛财（他们是“系统的掠夺者”，组织相当完善，正是他们的强盗行为，才开启了近代欧洲殖民统治的序幕）。为此，他们所到之处，不仅大肆杀戮，而且强制征税，以致罗马人所到之处，仅余神庙和游泳池的废墟。可以说，对罗马人来说，一张真正的地图似乎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凭着武力就足以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

当然，古罗马的作家和演说家的确经常谈到他们的地图，而且，还信誓旦旦地声称这些地图相当精确和可靠。可是，仅存的一张古罗马地图（得将公元2世纪那张小小的、没有任何价值的古罗马规划图排除在外）看上去却非常简单，粗糙得可以。所以，在现代人看来，它除了能当作古董被收藏以外，实在没什么实际价值。

以康拉德·坡廷格尔命名的坡廷格尔古地图，是历史学家都知道的一幅著名的地图。坡廷格尔本人是奥格斯堡市一个小镇的公务员，也是首个想到利用约翰·谷登堡新发明的印刷机来大批量印行这幅古罗马地图的人。不幸的是，坡廷格尔找不到可以用来印刷的地图原件。他所用的底稿，是一张13世纪的复制品，而这个复制品的样本，就是一张3世纪的地图。然而，经过1000年的时间，老鼠和蛀虫已将地图上许多重要的细节破坏得不成样子了。

就算是这样，这幅古罗马地图的大致轮廓也一定和原件相同。假如这幅3世纪的地图真的体现了罗马人最杰出的绘制水平的话，那么，他们就远不像自己吹嘘的那样聪明！

假如你有足够的耐心进行观察和研究，你就会发现，古罗马地理学家的水平有些低。然而，对于一位想进军英格兰或黑海的古罗马将军来说，最好的“路线指南”，就是这幅如同意大利面条一般的“世界”地图。

从这一点来看，就会明白，当今的文明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

至于中世纪的地图，我们完全可以将之彻底忽视。教会对于任何“无用的科学探索”均持反对态度。在他们看来，通往天堂的道路远，比从莱茵河河口到多瑙河河口间的捷径重要得多。于是，地图就成为可笑的图画，它的上面画满了无头的怪兽——这一荒诞的形象来源于因纽特人（旧称爱斯基摩人。北极地区的土著人，主要分布在北美洲沿北极圈一带地区，另有一小部分居住在俄罗斯东北部，主要以捕鱼和猎取海兽为生），因为他们经常将头缩到毛皮大衣里。

打响鼻的独角兽、喷水的鲸鱼、鹰头马身翼兽、海妖、美人鱼、半狮半鹫的怪兽，以及所有在恐惧和迷信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怪物，都可能出现在地图上。于是，耶路撒冷顺理成章地成了世界的中心，印度和西班牙则处于无人可以到达的世界尽头，苏格兰则成为一个孤岛，巴别塔相当于整个巴黎的10倍大。

与那些中世纪绘图者绘制的作品相比，波利尼西亚人的编织地图（它们看上去很像幼童的作品，不过更精确、实用），可以称之为航海家天才的杰作。我们暂且将同时代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创造的成果放在一边，由于在基督徒眼里，他们是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异教徒。直到15世纪末，当航海学最终发展成一门科学后，地图的绘制才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

那时，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桥头堡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了，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受阻，为此，人们迫切地想找到一条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这就意味着，从前那种不靠谱的航行方式宣告结束了。人们必须学会在几周的时间里，仅靠观察无边无际的海洋找到航行的方向——当时，航海技术正是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古埃及人最远到达了古希腊的克里特岛。他们对于这个大岛的访问之旅，俨然如一次被风吹离了航道后的偶遇，而非一次计划周详的航海探险。尽管腓尼基人和古希腊人也曾做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例如，他们曾冒险航行到刚果河和锡利群岛。但在航行时，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地沿着海岸线前行，到了夜晚，则要把船拉上岸，避免风将其吹到远海。至于中世纪的商人，去北海、地中海或波罗的海均为固定航线，而且，他们一定会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航行。

如果这些商人发现自己在大海中迷失了方向，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找到与自己相距最近的陆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总会随身带着几只鸽子。因为他们知道，鸽子能够敏锐地发现最短的路线，飞到离自己最近的陆地上。所以，当他们不清楚如何选择航行的方向时，他们就会将一只鸽子放出去，观察其飞行的路线。然后，他们就沿着鸽子飞行的大致方向航行，直到看到山顶，找到最近的港口时，将船停下来，然后去打听自己到底身在何方。

当然，在中世纪，对于星座的知识，就算是普通人也比现在的人更为熟悉——那时的人缺乏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今天的我们则拥有各种精确的年历、日历。所以，那时，经验老到的船长能借助对星星的研究，根据北极星或者其他星座来判定自己的航线。

然而，在北方，海上常常会出现多云的天气，这时，星星就失去了作用。假若13世纪初那项来自异域的发明未曾传入欧洲，那么，欧洲的航海业会继续保持一种代价高昂且痛苦不堪、既靠上帝又靠猜测（大部分是后者）的旅行方式。

13世纪初，一个伟大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开创了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帝国（从黄海到波罗的海，直到1480年，他的后代还维持着对俄罗斯的统治）。当蒙古大军跨越亚洲中部的茫茫沙漠去征伐欧洲时，他们似乎就随身带着一种类似指南针的东西。

不过，我们难以断定，那是否就是被地中海的水手最先应用、被教会称之为“撒旦亵渎上帝的发明”的东西。后来，地中海的水手正是借助于指南针的指引，开始远航闯荡世界。

所有这类极具世界意义的重大发明，好像都有着模糊不清的来源。从雅法或法马古斯塔回来的某个人，或许会随身带回一个指南针，不过他是得自于波斯商人，而波斯商人则告诉他，自己是从某个刚从印度回来的人那儿购得的……这类传言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从港口的小酒馆传了出去，引得其他人争相目睹这一据说被撒旦施了魔法的巧妙的小指针——不管你身在何方，你都能从它那里知道，哪个方向是北方。

当然，他们并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托朋友下次从东方回来时也为自己带回一个指南针。他们甚至会提前将购买指南针的钱交给这个人。随即，半年后，这些人都拥有了自己的指南针。结果，他们发现，撒旦的魔法的确有用啊！从此以后，每个人都有一个必备品，那就是指南针。为此，大马士革和士麦那的商人们接到了更多加急购买指南针的订单。

于是，指南针成为威尼斯和热拉亚的仪器制造商的仿造对象。各种关于指南针的消息好像在一夜之间传遍了欧洲的每个角落。几年时间，人们就习惯于携带这种带有玻璃盖的金属盒，甚至认为它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且无须为它的来源著书立说。

关于指南针的来源，我就说到这里，还是让它继续保持着神秘的特征吧。但是，就指南针本身而言，自从这个灵敏的小玩意儿帮助威尼斯商人经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尼罗河三角洲以来，让我们加深了对它的认识。

例如，我们发现，指南针的指针仅在地球上少数几个地方指向正北，在其他地方，其指针时而略微偏东，时而略微偏西。这就是被专业人士称之为“磁差”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南北磁极和地球的南北极相差几百英里的距离。

1831年，詹姆斯·罗斯爵士第一个确定了北磁极的位置——加拿大北部的布西亚半岛；而南磁极的位置在南纬73°、东经156°的交点上（1909年1月16日，英国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发现了南磁极。南磁极的位置并不固定，这里的数据是房龙生活时代的数据）。

这样一来，对一个船长来说，只拥有指南针是不够的，他还需标注有世界各地不同磁差的航海地图。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航海学。

航海学是一门相当深奥难懂的科学，绝不是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的。而且，这本书并非航海手册。就眼下这本书的目的来说，你所要记住的就是以下内容：指南针传入欧洲的时间是在13或14世纪，它在促使航海学发展为一门可靠科学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依靠它，智力平常的普通人可以摆脱在航海过程中的种种猜测，以及各种各样的复杂计算。

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

现在，人们可以极其轻松地判定自己的航向，是北、北偏东、北偏东北、东北偏北、东北、东北偏东，或者是指南针所指示的32个“大概方向”中的任意一个。而中世纪的船长则还需要在另外两种工具的帮助下，才能辨别自己所处的茫茫大海中的方位。

测深绳是第一种工具。它拥有和船差不多久远的历史，它可以让人们将大海中任意一点的深度测量出来。如果一个船长持有一幅标有不同海深的航海图，并按照航海图的指示匀速前行，那么，他就可以利用测深绳将附近海域的情况测量出来，从而帮助自己确定方位。

测速仪是另外一种工具。最原始的测速仪其实就是一小块木头，它被人从船头扔进水中，然后，人们对其进行仔细观察，确定它出现在船尾的时长。由于船身的长度已知，如此一来，就能将船经过某个地方时所需的时间计算出来，同时，也能将船每小时航行的里程数计算出来。

后来，绳子慢慢替代了作为测速仪的小木块。这种绳子又细又长，而且还非常结实耐用，一块三角形的木板绑在其末端。绳子会事先按照一定的长度打上一个个绳结，每两个绳结之间的距离，叫作“一节”。

一个水手将绳子扔进水中的同时，另一个水手就会将沙漏打开。等沙子漏完时（当然，这个人要提前弄清沙子漏完所需的时间），就可以将绳子拖上来，然后清点在沙漏漏完时有多少节进了水。最后，靠简单的计算，就能弄明白船只航行的速度了，或者用水手习惯的说法，就是多少节。

但是，就算船长清楚船只航行的速度和大致方向，不期而至的风、潮汐、洋流也会将他那极为精确的计算打乱。所以，就算是在航行中使用指南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次普通的海上航行还是可以称之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那些航海理论研究者意识到，假如想转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找到可以替代教堂尖顶的东西。

我这么说绝非开玩笑。在航海史上，教堂的尖顶、山丘上的树木、堤坝上的风车和看门狗的叫声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固定的，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它们也不会变换位置。因为存在这样的一个“固定点”，水手就可以将自己的位置推算出来。当他回想起上次曾路过这里时的景象，他就会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继续向东航行”或“继续向西航行，直到我要抵达那个地方”。

当时的数学家（他们都很聪明，尽管他们掌握的信息极其匮乏，所用的仪器也不精良，他们还是在数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分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一定要找到一个自然的“固定点”，从而取代种种人造的“固定点”。

在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之前，在13世纪左右，数学家就开始了这一寻找的历程，直到今天，这项工作还未曾结束。现在，科学家们研制出了无线报时系统、水下通信系统和机械掌舵装置，这些“铁家伙”差不多将老舵手的工作完全给接替了。

如果你站在一座高塔下，它建在巨型圆球上，塔顶悬挂着一面旗帜。只要你站在这个地方一动不动，那么，旗帜就会始终位于你的头顶正上方。假如你离开自己所站的位置，那么，你再看那面旗帜的时候就一定要仰视，而仰视的角度大小是由你距离高塔的远近决定的。

一旦将这个“固定点”找到，余下的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这仅仅是一个角度问题而已。古希腊人极其擅长计算角度——他们替这门研究三角形边角关系的三角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因为这一问题而进入这一章——也是这本书最难的部分——对经度和纬度的研究。

与确定经度的正确方法相比，确定纬度的正确方法要早数百年。与纬度相比，经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怎样确定了）看起来要简单得多，不过，它却给我们还未发明钟表的祖先带去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纬度仅仅需要仔细观察、认真计算就可以确定下来，这也是它被我们的先人较早确定下来的原因。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很多基本概况。接下来，我会简要地将这一难点加以讲解。

你会在下面这幅插图中看到很多平面和角。当你站在D点时，你会发现，自己恰好位于高塔的正下方，就如同正午12点时你正好位于赤道上，太阳垂直照在你的头顶上一样。当你走到E点时，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你所站立的这个世界是圆的，可是假如想计算角度，你就需要画一张平面图。

假设以A点为地球的中心点，从这一点出发画一条直线，使之将你的身体穿过，直达你身体正上方的一个点，这个点被我们称为天顶。这是天文学领域的专业术语，天顶就是位于观察者正上方的一点，而天底就是位于观察者正下方的一点。

因为这一问题非常复杂，为了让你能更好地加以理解，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在苹果的中心用一根毛线针直接穿过，想象你正背靠毛线针坐在苹果上。天顶就是毛线针的上端，天底就是毛线针的下端。然后再想象一个和你坐着或站着的地方及毛线针成直角的平面。如果你站在E点，那么这一平面就可以称为FGKH，你观察的这个平面上的一条直线就是BC。

为方便和更简单，接下来请你再想象自己的双眼在你双脚的位置上，那么BC即是你进行观察的平面上的一条直线。然后，你将头抬起，看塔顶上的旗杆顶端，将旗杆顶端L和你所站点E这两点的连线与直线BC之间的角度计算出来。直线BC即为想象的平面FGKH的一部分，而这一平面和假设的将地球中心与你正上方的天顶连接起来的直线成直角。

你只要掌握了一些三角形知识，就会从这个角算出自己和高塔之间的距离。假如你又走到了W点，那么，将上面的计算过程重复进行一次就可以了。W点即你在假设的MN线上所站的地点，而MN线即为我们想象的平面OPRO的一部分，这一平面和连接地球中心A和新天顶I（天顶的位置一直在随着观察者的位置而发生改变）的那条线成直角。只需将∠LWM的角度计算出来，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自己与高塔相距多远了。

你瞧，即便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加以解释，这个问题还是显得那么复杂。所以，在这里，我只能简要地将现代航海学的基础理论讲解一下。假如你的志向是做一名船员，你就需要到一所专门的学校，付出几年时间去学习那些必要的计算。此外，你还要经过二三十年的航海实践，去熟悉各种航海仪器、表格和海图，且能将之熟练地加以运用，如此一来，你才有资格成为船长，才能获得乘客的信任，才能载着乘客四处航行。

如果你缺少这种雄心壮志，那么，你就不需要掌握这些知识。所以，我只要略微讲一下大致内容就可以了。

由于航海学涉及大量的角度计算，因此，直到欧洲人再次重视起三角学研究，航海学才真正有了发展。尽管古希腊人早在3000年前就为三角学奠定了基础，但在古埃及亚历山大城的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去世后，人们就将三角学看作费时费力且不讨好的学科，渐渐将它抛诸脑后了。

然而，这样的偏见并不存在于古印度人和后来的北非、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中，他们不仅将这份古希腊人抛弃的遗产继承了下来，而且还使之发扬光大。大约在13世纪，三角学又一次被列入了欧洲的学校课程，而来源于阿拉伯语的“天顶”和“天底”这两个专业术语，则有力地证明了——这是一项源于伊斯兰教而非基督教的文化遗产。

在随后的300年里，欧洲人将浪费的时间弥补回来了。尽管他们已经可以对三角学和角度进行计算，但他们也明白，自己正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如何寻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固定点。

北极星成为人们的首选，因为它是最可靠的。它与我们相距相当遥远，因而看上去似乎永远不会移动；除此之外，它的位置特别容易辨认，即便是最笨的渔夫也可以在看不到陆地的地方发现它——只要在北斗星右边最外侧的两颗星之间画一条直线，就一定可以找到北极星。

当然，太阳也是相对固定不动的。但是，那时的人类还不清楚它的确切运行轨迹，所以，只有最有经验的航海者才可以在太阳的帮助下辨别方向。

一旦人们被迫相信地球是平的，那么，任何计算结果都必然和客观实际发生冲突。16世纪初，地理学家们开始怀疑这种观点。不久，“平盘论”被“圆球论”取代，他们最终摆脱了宗教观念的束缚，开始大显身手。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根据和连接南北极的直线相垂直的平面，将地球平均分为两半——这一分界线就是赤道，而位于赤道上所有的点，距离南北极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又将赤道和极点之间的距离平均分成90份。这90条平行线（切记是圈线，因为地球是球体）分布于赤道和极点之间，每条线之间的距离是69英里，也就是赤道和极点之间假设距离的1/90。

地理学家将这些圆圈一一标上数字，由赤道开始，从上或从下直到极点，赤道和极地分别是0°和90°。这些圈线就是纬线（你可以在下图的帮助下记住纬线），并且，将一个小圆圈放在数字右上角，代表“度”。

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进步。但是，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科技进展，航海始终还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在所有船长都可以自如地计算纬度之前，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和航海学家们用尽毕生的精力收集有关太阳的种种数据，将太阳在地球各处每年、每天的准确位置记录下来。

最终，任何一个具有一定理解能力的水手，只要会读书、写字，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自己距离北极或者赤道的距离确定下来，套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位于北纬（赤道以北的纬度）多少度、南纬多少度上。

然而，假如他越过赤道向南半球航行，事情就变复杂了，原因是在南半球无法看到北极星，船只在大海上航行时，就无法凭借北极星的指引而顺利返航。直到16世纪末，科学家们才最终将这一问题解决了。从此以后，出海航行的人就再也无须为纬度问题而焦虑、担心了。

人类耗费了200多年的时间，才成功地解开了确定经度的难题（你应该能轻松地记住，因为经线和纬线是互相垂直的）。为了确定不同的纬度，数学家们是自南北两极这两个固定点开始计算工作的，他们会说：“这里就是北极或南极，也就是‘教堂的尖顶’，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可是，地球上为何既不存在东极，也不存在西极呢？这是地轴的运转造成的，人们可以画出环绕地球并穿过两个极点的无数条线（即子午线）。不过，这么多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将地球分成两半的本初子午线呢？

一旦将这条线确定，水手就可以说：“我在子午线东面（西面）100英里的地方。”当时，许多人观念陈旧且不可动摇，他们坚持认为，地球的中心是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要求将穿过耶路撒冷的那条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

此外，世界各国都希望自己的首都可以被本初子午线穿过。就算是到了现在，人们的思想已经相当开放了，但我们依旧能在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地图上看到本初子午线依次穿过柏林、巴黎和华盛顿。

最后，因为英格兰在17世纪（也就是将经度问题最终解决的时候）对航海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由于当时所有的航海事务都处于英国皇家天文台（1675年建立，坐落在伦敦附近的格林尼治）的管理之下，人们就将把地球分为东西两半的本初子午线确定为穿过格林尼治的那条子午线。

这样一来，水手终于得到了经度的“教堂尖顶”了，不过，他们还要面对着另一个难题——驶入茫茫大海以后，如何知晓自己与格林尼治子午线以东或以西相距多少呢？为了将这个难题彻底地解决，1713年，英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海上经度确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置了价值10万美元（译者注：美国当时尚未立国，按后来的汇率换算）的巨奖，用以征集最实用、最好的“确定远海经度”的方法。要知道，这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一笔巨款，很多人为此绞尽脑汁、苦苦钻研。

直到19世纪上半叶，委员会已经将奖金提高到了50万美元，为的是奖励那些有价值的发明。

尽管历史已将太多人的努力湮没了，甚至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慢慢失去了价值，不过，直到今天，因巨额奖金的鼓励而做出的两项发明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中，六分仪就是第一项。

六分仪是一种小型的海上观测仪，可以放在胳膊下携带，特别轻便。这种仪器的结构十分复杂，可以让水手对任意角的距离进行测量。中世纪简陋的星盘、十字架，以及16世纪的象限仪都是其产生的基础。如同全世界都在同时寻找某样东西，这样东西却在各地同时出现一样，当时，有三个人都声称自己最先发明了六分仪，彼此争抢这份荣誉。

不同于航海界对六分仪发明的兴奋，人们对经纬仪的兴趣则要更强烈。在六分仪发明4年后（1735年），经纬仪，这种精确、可靠的测量装置面世了。它的发明者是约翰·哈里森，这个人是一个制表天才（他在做钟表前是一个木匠）。经纬仪计时相当精确，不管你将它带到世界的什么地方，无论当地的气候怎样，它都可以将格林尼治时间准确地报出。

后来，约翰·哈里森将一个名为“补偿弧”的零件添加到了经纬仪上——这个零件借助于调节平衡簧的长度来让自己适应由于气温变化而导致的膨胀或者收缩现象。此外，这种经纬仪还可以防水。

在经历了漫长而波折重重的讨价还价后，哈里森终于（时间是1773年，即距离他去世的前3年）拿到了10万美元的奖金。现在，无论一艘船想航行到什么地方，仅仅需要一个经纬仪，就可以随时了解格林尼治时间——太阳每隔24小时就会绕地球转一圈（虽然实际上太阳并非如此运转，为了方便起见，我还是采用了这种表述方式），那么，它每1小时走过的经度就是15°。所以，假如想弄清楚自己和本初子午线的距离，首先要将到达地的时间确定下来，然后将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进行对比，进而可以算出距离。

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清楚（通过仔细的计算就可以得出，这是船上任何一名水手都可以做到的）航船到达地的时间是中午12点，而经纬仪显示的是午后2点（这是准确的格林尼治时间），同时还知道太阳每小时走过的经度为15°（即每4分钟走1°），而且，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相差两个小时，那么，我们和格林尼治的距离即为2×15°=30°。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将以下这句话写在木片上（也就是航海日志，在纸还不曾普及的时候，欧洲航海者一般是用粉笔将文字写在木片上）：某年某月某日正午，船航行到西经30°。

到了今天，出现在1735年的那个令人惊叹的发明已经不重要了。每天正午，格林尼治天文台都会将准确的时间向全世界播报。经纬仪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了没有实际作用的奢侈品。这一章的内容相当长。一开始，在未经勘测的茫茫大海上，大浪一个接一个地扑面而来，即便是最优秀的航海家也会在一瞬间无所适从、迷失方向，虽然时间很短，甚至短到来不及写完一句话。

然后，经历了无数人数百年在大海上艰难航行的勇气、毅力和智慧，时代发展到今天，曾经那个气宇轩昂的手持六分仪的人早已消失了。现在，船长会戴着耳机，在船舱里问：“你好，楠塔基特岛（你好，瑟堡市），我现在的方位是？”然后，楠塔基特岛或瑟堡市的领航员就会将其所处的方位告诉他——瞧，这真是太简单了。

为了可以安全地、愉快地、有所收获地穿行于地球表面，人类已经努力了2000多年，而且，这些努力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可以说，这些成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合作的努力成果。在这一浩大的工作中，无数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其中就包括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英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德国人……

到此为止，人类合作史上特殊的一章就结束了。以后，还有许多其他内容，足够我们忙活一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