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院的审判者定位及其宪法依据

我国现行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据此，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性质即“国家的审判机关”，其基本权力即“审判权”——在规范意义上说，“审判机关”显然不能等同于“司法机关”，正如同“审判权”不等同于“司法权”一样。相对于职能单纯、意思明确的“审判机关”这一范畴而言，“司法机关”便是一个职能相当复杂、意思相当模糊的概念。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法院恰恰就应当是一个意思明确、职能单纯的概念，它不能有任何歧义，不应当也无能力承载太多太复杂的职能。故此，让人民法院回缚于宪法第123条之定位，回归到“审判机关”之本位，当成为我国法院改革之常识性议题。

（一）宪法第123条与法院改革的宪政意味

人民法院属于“国家机关”的范畴，即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作为“机关”，人民法院有其自身的构造和运行法则；作为“国家”机关，人民法院具有“国家性”，它是构成国家有机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国家的名义行使职权，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职权的实现。这就意味着：（1）法院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自我完善”，它是一项势必牵动整个国家宪政体制的重大变革，因此必须审慎而严肃。（2）正因为法院改革关涉国家宪政体制，所以，它不是一件由法院“自己说了算数”的事情，最高法院一个红头文件或者“纲要”之类的，甚至最高法院院长一席讲话，即可作为推行法院改革之依据的做法应当休矣！（3）正因为法院是国家宪政体制的有机组成单位，法院改革就不是仅仅对法院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就可以完成的，它是一项需要综合考量，并依赖于诸如行政改革、社会改革等配套性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的系统工程，是故，法院改革应当走出过去“单兵作战”的片面思维。（4）既然法院改革关涉整个国家宪政体制，那么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只有全国人大才是适格的司法改革决策者，故此，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应当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统筹规划，由全国人大制定司法改革法的形式，渐次推进。

（二）宪法第123条与法院的职能调整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专门审判机关，即以审理案件和裁决纠纷为基本职能的机关。“审判”内在地包含审理与裁决两项职能，前者指搜集证据、审查证据、讯问当事人、询问证人等，查清案件的事实，确定案件的性质；后者则指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性质，适用法律作出裁定与处理的决定。审理是裁决的前提，裁决是审理的结果。这就意味着：（1）“审判”是人民法院的本业，人民法院应当恪守审判职责，法院改革当以有助于人民法院恪守“审判”这个本业为基本职志。（2）“审判”更是人民法院的专业，人民法院应当专精于审判业务，法院改革当以有助于“审判”的专业化、职业化和规范化为目标。（3）在规范意义上，法院只是审判机关，宪法没有赋予它“审判”以外的其他职能，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那些“审判”以外的职能，并非法院所固有的，因而是可以“剥离”的。（4）目前中国法院之乱象大多与法院不够“专业”存在着或近或远的关联性——法院承载了太多“审判”以外的职能，干了太多“审判”以外的事情，结果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个儿的田”；故此，如何将非审判职能渐次从人民法院中剥离出来，恐怕是中国法院改革不大可能绕过的路径。

（三）宪法第126条与审判独立之正解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源自宪法第126条的命题有三个关键词，即“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基本意味有四：（1）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故此，司法改革应当以保障法院独立的宪法地位，强化其独立的主体人格为基本志趣。（2）国家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其他机关不得分享，为此，法院改革应当坚持审判权不可分割、不可委托、不可转让等原则，确保审判权统一并专属于人民法院。（3）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整个过程不受干涉，故此，为审判权的行使设置必要的护栏当纳入法院改革的总体规划——与审判权相关联的主体至少有三个，即配置者、行使者与监督者或规制者，法院仅仅是审判权的“行使者”，而不是审判权的“配置者”与“规制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改革仅仅专注于审判权的行使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致力于审判权的配置与规制。（4）在现实意义上，人民法院所行使的权力除了“审判权”之外，还有其他权力，从宪法第126条的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只有在行使“审判权”的时候才是独立并不受干涉的；易言之，宪法第126条并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以外的其他权力且不受“行政机关、其他组织和个人干涉”之宪法依据。

（四）宪法第126条与审判权行使依据之诘难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行使审判权。若将宪法第126条置于整个宪法文本之中来考察，那么这里的“法律”只能作狭义解读，即仅指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其他法律渊源形式。如此，则有四项诘难：

其一，在规范意义上，宪法第126条首先是授权条款，即人民法院所行使的“审判权”之正当性渊源，故其可以合乎逻辑地解释为“人民法院所行使的审判权是依法享有的”；在这个意义上，第126条之“法律”应当是指“宪法”——审判权是由宪法直接授予人民法院的，组织法和诉讼法只是对宪法的授权作了进一步细化而已。为确当计，有必要在第126条中增加一款，即“国家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属宪法保留之范围）。

其二，在中国语境中，宪法第126条也是规约性条款，它可以解释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与程序行使审判权”。其基本意味有二：（1）人民法院“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审判权；（2）只有法律（狭义）才可以规定审判权的行使方式与程序。为确当计，宪法第126条的第二款应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与程序由法律规定之”（属法律保留之范围）。

其三，在司法实务中，“依照法律”条款通常是在“法律适用”层面上解释的，即学者们所解释的“人民法院只能适用法律（狭义）裁决案件”；如此，不仅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适用”之外，而且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都属“不得司法适用”之列，更遑论先例与习惯等不成文规范了。这显然不符合司法实际。在这个层面上的恰当解释应回归原文关键词，即“审判权”，也就是说依照法律行使的仅仅是审判权。这就意味着，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方式裁决案件的，只能适用法律。延伸论之，若采用“审判权”以外的方式裁决案件，则不受“依照法律”款项之绝对羁束，譬如人民法院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讼时，就不应当仅仅适用法律，还可以适用诸如法规、规章甚至习俗等其他法律渊源形式。

其四，在法治语境中，宪法第126条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它强调审判的独立性与法治性，其中法院的独立地位与审判权配置属宪法保留之范围，审判之原则、方式与程序规则属法律保留之范围。就这层意思而言，1954年宪法第78条之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更为规范，也有学者主张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置换为“人民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