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福建兵员动员的有利条件

一 福建军政的统一

民元至1927年，福建为皖、直两系军阀所控制，这一时期福建政争不息，军阀之间、民军之间以及民军与北军之间的战争频仍，民不聊生。1927年北伐福建胜利后，7月，福建省第一届政府组阁成立，才算有了正式的地方政府。然而，直至1934年“闽变”失败，福建名义上归属中央，实际仍由地方武力割据，主要的地方派系有民军、闽海军、靖国军等，其中民军势力最为强大。

“民军”是近代福建政治、军事的一大特色，指的是从清末（1901年）高义揭竿起义至抗日战争期中张雄南被戮为止（1939年），对这一时期民间自发起家的地方武装约定俗成地称为“民军”。当时，全省民军武装大小近百股，其中军事实力强悍的约30股，其特点为“民、兵、匪”三位一体。从民元福建都督府到北洋军阀各派系，从南方护法军政府到国民党新军阀，对于民军的态度都处于两难之间：既剿又抚。“剿”是因为民军恶迹昭彰，祸闽殃民；“抚”是因为其有利用价值，或借之壮大实力，或招之以对付政敌，或用于“剿共”，一石三鸟。为了政治归依和生存发展，民军自身也不断发生蜕化与变质，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率兵入闽，将福建境内民军卢兴邦、郭凤鸣、吴威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新编第一军（简称新编军），以东路军第1军第3师师长兼第三路指挥谭曙卿为军长，下辖2个师，3个独立团、1个独立师，新编军是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左右当时福建的政局，自1927年1月起至10月间，被称为“新编军时代”。1927年福建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三”事变，因海军派拥蒋有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兑现与闽系海军达成的“闽人治闽”条件，任命杨树庄为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兼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上任后，于10月联合新入闽的十一军，翦除谭曙卿的新编军，控制省城党政军大权。同年福建省政府军事厅成立，由代省主席方声涛兼军事厅厅长，1931年2月省政府成立保安处，方声涛兼处长。自杨树庄上任到1932年7月十九路军入闽，是国民党统治下福建省政局最为动乱的一个时期，福建四分五裂，经济凋敝。《福建评论》曾指出：“就抽象方面说，是已经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精神，到处弥漫了封建的势力。”被收为新编军的卢兴邦、陈国辉、张贞、郭凤鸣，之后的钟绍葵，沿海一线的闽系海军，还有刘和鼎的第56师，周志群的新编第4旅，皆划地称霸、派款勒捐、滥发货币、自命官吏，政令无法推行，割据情形较北洋军阀时期更为严重。北伐军内部、海军内部也争权夺利，矛盾重重。由于种种牵制，“致使省政府的政令几乎出不了省城之外”。正如时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的林知渊所说：“杨树庄等包括我、方声涛在内，高举‘闽人治闽’的旗帜，回到福建五年多，不特对于地方毫无建树，反而把整个局面弄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1930年1月，发生的“一六”事件集中说明了民军的嚣张以及福建省政府的孱弱。

为削弱民军，杨树庄先是借蒋光鼐第十一军的力量将新编军缴械遣散，并取消新编军的番号。新编军的解决使本来已经“统一”起来的福建民军又复分崩离析，并成为福建地方政治上的一个大“疙瘩”。杨树庄、方声涛又“鉴于福建各派割据，省府非有实力很难应付，拟创立省防部队，由省府直接调遣，藉以巩固政权。”并把新编军余部编为省防军。1929年3月红四军入闽，国民党“以匪治匪”，在“剿共”战争中，省防军两个主力旅——郭凤鸣、陈国辉都受到致命的打击，郭凤鸣被击毙，陈国辉的省防军第一混成旅的番号被取消（讨卢事件后，又恢复）。至此，自杨树庄政权开始以来所建立的福建省防军便宣告结束了。

直至1932年7月十九路军入闽前夕，福建仍未统一。刘和鼎所部56师驻占闽北建瓯地区，周志群独立旅以邵武为中心占据闽西北，陈齐瑄独立旅以福安为中心占据闽东北，卢兴邦部新编2师以尤溪为中心割据闽中地区，以仙游为中心的陈国辉独立旅割据闽东南地区，以漳州为中心的张贞部49师割据闽西南地区。十九路军入闽，面临的是“虚弱的省政、破碎的地方、衰败的经济、林立的军阀”这样的一个烂摊子。

为了统一福建的军政大权，十九路军入闽后，首先利用一切机会，改编、整肃以至武力消灭地方杂牌势力。时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蔡廷锴制定了治闽方案，一是“剿共”，二是清匪，三是处置杂色军队，四是助闽人自治建设。所谓处置“杂色军队”，即收编闽省大小军阀。1932年8月，驻闽绥靖公署主任首先对已被红军歼灭过半的张贞部49师残部悉行改编，迫使张贞离军他走。又以为民除害之名，对恶名昭著的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执行死刑，武力剿灭余部，削掉了福建民军最凶恶的一股势力。随即又整顿、缩编和撤裁省防军，兴、泉、永各属民军相继予以整训改编，而刘和鼎56师、卢兴邦新编第2师、周志群独立旅、陈齐瑄独立旅等部，因无适当机会和理由，或力量过大，根底太深，只好暂时维持原状。十九路军收编杂牌、整顿民军的做法，得到南京政府的默认，它既可消灭地方反蒋势力，又对福建军政走向统一，经济上打破樊篱，具有积极意义。在十九路军整编军阀的同时，1932年12月，福建省改组政府，蒋光鼐任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仍接任绥靖公署主任。至此，自1927年7月以来，前后维持了5年半的所谓“闽人治闽”的局面就此结束，十九路军取代海军派势力，控制福建政局。改组后的福建已基本“统一”，第一，各方实力派大多交出地盘，由十九路军在要冲地方屯重兵镇守；第二，各部军饷率由绥靖公署按时统一发给，各部不可在驻防地任意截留税收，更不能过问地方财政，财政和军权统一；第三，地方行政官吏由省政府委派，各地驻军不得拒绝，用人行政权树立起来；第四，行政效率提高。

1933年11月“闽变”发生后，蒋介石暂停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由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分率第2、4、5路军，约15万兵力入闽剿杀。蒋亲赴浦城坐镇指挥“讨逆”军事，并利诱、拉拢、收编福建各路民军、土匪，以扰乱十九路军后方，卢兴邦就任蒋介石陆军第52师师长，刘和鼎、周志群、陈齐瑄等分任其他职务。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十九路军离闽，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便直接侵入福建，蒋介石随即派“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其时闽乱初平，兵匪遍地，地方治安受兵匪极大威胁，故安定地方秩序成为当时政府的急务。为改变地方势力控制福建的局面，陈仪借“闽变余孽”“剿共”“弭乱”之名，通过彻底解决民军和股匪问题、整顿财政和粮食专卖、改革人事制度，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等几方面，统一闽政，福建逐渐被“中央化”，具体分述如下。

1．彻底消灭地方军阀，结束分裂局面

首先，陈仪对盘踞福建各地的大小军阀，采取招抚、改编、调离、遣散、围剿等办法，加以消灭，如把张贞、陈国辉余部改编为“福建省保安团”，共编成15个团、1个营、2个连与1个队。从1934年初至1937年4月，陈仪对省保安团队进行了4次大缩编，最后减至7个团与1个大队，分3批调至福州整训。民军出身的团长大多被采用“明升暗降”的方式解决，如钟绍葵、陈佩玉调升为正副旅长，调往龙岩驻防，并分别于1938年、1940年被捕杀于上杭和龙岩。其次，1935年春，陈仪将盘踞闽北的卢兴邦部调往龙岩、连城等地整训，派黄埔系何文鼎任副师长、孟化一为参谋长，这样，卢部被“掺了沙子”，已不能为所欲为。1936年11月陈仪将卢部调往浙江“整训”，随后参加淞沪会战，4300多名官兵战死，仅400余名伤兵被送回后方编入第18军。再次，采取明戮与暗杀交替的做法，消灭民军头目。如林靖、占方珍、钟绍葵、张雄南、陈佩玉等或明或暗地被绞杀，余部被消灭净尽。总之，在陈仪的高压政策之下，福建地方军阀基本上被剿灭，福建结束了军阀分裂的局面。

2．剿抚土匪、会匪、海匪，安定地方秩序

解决地方军阀的同时，陈仪的另一目标是消灭福建境内的大小股匪，股匪即是未就抚的民军，在福建境内较大的有31股。1934年2月至1945年6月，福建地方政府对大小股匪进行整肃，1934年2月陈仪密令驻福州的宪兵第四团，将福州反动帮会头子林寿昌枪杀于东湖，4月，李良荣部奉命将永春土匪头子尤赐福及其部属陈德荣、尤永乙、徐杰、尤泉等5人枪决，匪众百余人被缴械。随后，李良荣部又剿灭安溪吕振山、王桂贤，南靖张河山、长泰叶文龙等股土匪。同时，还对借神权，纠众倡乱闽北的林乃导、陈元昌，南平、顺昌、政和、明溪、清流、闽东的大刀会匪，宁洋的八仙会匪等进行招抚或镇压。对窜扰福清、长乐、连江、平潭的海匪余阿皇等股，均加以打击。虽然经过如此整肃，但福建仍然是“散匪遍地，民不安生”, 1941年9月刘建绪主闽后，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整肃地方自卫武力，严密保甲，编查户口，举办清乡。分区清剿土匪，几个月内击毙土匪500余人，自新者200余名，缴获枪支500余支。二是教以除愚。从1942年起全省设置一保一校，普及国民教育，提高民众知识水准。三是养以救穷。推行国民经济建设，提倡劳动服务，发展合作事业，推广农业贷款，整理地方财政。四是卫以振弱。物质上推广卫生事业，精神上安定社会秩序，培养社会道德。肃清烟赌遗毒，纠正不良习惯。股匪逐渐肃清之后，福建“再也没有敢于公然割据的匪霸”了，曾经“拥枪数千，踞比数县，私派捐税，强夺民产，种运鸦片，劫掠商旅”的情况确不复存在，在某些“偏僻县份，虽尚有零星散匪，偶作剪径行为，但并无何实力”。

3．整顿财政和粮食专卖

军阀割据时期，福建财政极其混乱，当时面临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财政无法统一，各地军阀在其势力范围内把持财政税收，省财政当局无法过问。又县级地方政府恣意搜刮，中饱私囊，财政腐败在全国尤为突出。二是税制极为混乱，大部分税捐由包商承办，中饱私囊、浮收成风，税收大量流失。省财政部门操纵县的地方税收，并对县的附加税加以限制，县即以苛捐杂税作为财源，加剧税收的混乱和腐败。陈仪整顿福建财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改善征收制度；二是裁并税收机构；三是改良税制；四是确立会计制度。特别是各县成立经征处随收随拨税款后，税收统一，省财政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从年度实际收入看，1934年度为821万元，1937年度增至1959万元，3年间收入增长138 %。在粮食方面，福建省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制定《福建省管理粮食暂行规范》，设立公沽局，统制收购民间粮食，由政府配售，实现了粮食专卖。

4．创立人事制度

福建人事问题，在1934年以前，“人自为政，各私其私，熟魏生张，择肥而噬，本无所谓人事管理，更无集中管理之能”。曾经有一段时期，省政府命令只能在福州洪山桥到乌龙江的小范围内施行。陈仪主闽后，先于1934年9月建成民、教、财、建四厅合署办公制度，继而打击、削弱各股地方势力，把各县权力置于省府控制之下，使省府政令逐渐行使到各县。其次，举办各类训练所（后改名为福建省干部训练团），对二十多种干部进行训练，改进干部的德、行、智、能。训练内容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业务训练、军事训练与训育训练五种。据统计，1934～1940年，县政干部受训达6217人。再次，制定人事法规。1939年3月，省府制定《福建县政人员管理规章》，对县政人员的训练、分发、惩处和人事管理均做出相应规定，依照省政府《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经过数年的努力，福建省县政人事逐渐法治化、制度化，并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和推广，蒋介石曾致电陈仪：“闽省训练县政人员办法树立任用保障等人事制度，纳入法治正轨，规模条具，成绩昭彰，良堪慰嘉，尚希切实督促，务期所有办法均能确实做到，以为他省促进政治建设之楷模为幸。”1940年，国民政府把福建的人事制度推广到全国。

5．设置和变更行政区划

1934年12月，福建省政府建立。1935年省政府依据各县面积、地形、户口、交通、经济状况、人民习惯等，将全省划分为10个行政督察区，辖64个县。各行政督察区所辖各县分别如下。

第一区驻长乐，辖长乐、闽侯、福清、连江、罗源、永泰、平潭7县；

第二区驻福安，辖福安、宁德、福鼎、霞浦、寿宁、屏南6县；

第三区驻南平，辖南平、沙县、尤溪、闽清、古田5县；

第四区驻仙游，辖仙游、永春、德化、大田、惠安、莆田6县；

第五区驻同安，辖同安、晋江、南安、金门、安溪、思明6县；

第六区驻漳浦，辖漳浦、诏安、南靖、平和、龙溪、长泰、海澄、东山、云霄9县；

第七区驻龙岩，辖龙岩、永定、上杭、武平、漳平、宁洋、华安7县；

第八区驻长汀，辖长汀、连城、宁化、清流、明溪、永安6县；

第九区驻邵武，辖邵武、将乐、顺昌、建宁、泰宁、光泽6县；

第十区驻浦城，辖浦城、建瓯、建阳、崇安、松溪、政和6县。

上述行政区划基本奠定了福建省行政区划的基础。以后行政区几经变化，1936年全省改划为7个行政督察区、1个市（厦门市）、62个县、8个特区（三都、南日岛、禾山、周墩、柘洋、上洋、峰市、石码），这个区划大体延至1939年。

1940年，行政区划作了较大的划分或归并。建瓯县境内划出一部分行政区域，设置水吉县，将沙县所辖的三元区与从永安、明溪2县划出的一部分，合并设置三元县。建宁、泰宁2县原属第七区改隶第二区，古田、屏南原属第二区改隶第三区，上杭原属第六区改隶第七区，永安原属第二区改隶第六区。特种区变动也较大，三元、水吉2区改设为县，仁寿、峰市、南日岛3个特区裁撤，分别划归顺昌、永定、莆田县管辖。德化、永泰、仙游、永春4个县的边境地带设立凤顶特区，年底裁撤。

1941年4月22日，日军进攻闽海，福州沦陷，第一区专署移驻福安。1942年4月，设立福州市政筹备处，以福州警察局原辖区域并从闽侯县划出一部分区域，作为福州市的管辖区域。1943年各行政督察区及所辖县（区）作重新调整，全省划为8个行政督察区、2个市、64个县、2个特区（见表2-6），这种行政区划直至抗战结束。

福建省行政区划的划分、调整标志着全省政治的统一，也为抗战时期兵员动员奠定了行政制度基础，以后福建省师管区、团管区的划分，大体遵照与本省行政区划、行政督察区一致的原则进行。

二 福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九一八”事变后，闽山闽水激荡着抗日救亡的怒潮，从东海之滨到武夷之巅，从城市到农村，福建各界自发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教育界的推动下，全省各主要城市纷纷组成各界反帝大同盟，举行各种形式的宣传与集会。比如1931年9月20日，厦门的大、中学校约5000名学生，举行反日大游行，福州、晋江、龙溪、漳浦、闽清等地学生群起响应。11月，厦门各界成立反帝大同盟，厦门大学学生两次组成请愿代表团，呼吁“武装救国，共赴国难”“免除内战，一致对外”。《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厦大学生立即通电全国，大声疾呼“此城下之盟国家大耻，愿全国同胞共起反对”。在福州，各中小学召开反日救国运动大会，要求各学校师生员工一致抵制日货，加强军事操练，时刻准备抗日杀敌。福建师范学校抗日救国会的师生，深入长乐、连江等县乡村进行抗日宣传。闽侯县第二中心小学宣传队，“慷慨激昂地讲演日本凶暴的真相以及在全国各地的恶劣行径。”1931年9月30日，闽侯县商会电告上海反日商会，“闽商宣誓拒日，如办仇货者受社会之生命处分”。由日本控制的《闽报》馆编辑部全体华人辞职，其发行份数也由原来的4000份降至300来份。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福建民众或者组织义勇军、救护队、前线服务团，开赴前线，直接为抗战服务；或者组织抗日后援会、肃清劣货委员会等，开展抗日宣传，造成强大的抗日声势，从而形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福建抗日民主运动的第一次高潮。9月，福州成立第一个肃劣（日货）组织——“藤山乡民自动肃劣会”，清查、销毁日货，并捣毁日商的店铺。1933年2月，热河沦陷，福州成立民众义勇军，先后建立了“不买日货会”“青年救国会”“福建省会中等以上学生抗日救国研究会”“东北义勇军抗日后援会”等各种组织，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开展抵制日货行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成立反帝大同盟、反帝非战会，并在工厂、学校建立了分支机构。在漳州，在中共组织领导下组成“芗潮剧社”（后扩大为“龙溪民众救国服务团”），从1934年到1937年，共进行了7次大型公演，他们以话剧、戏曲、演讲、歌谣、连环画、标语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反蒋活动，在闽南民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福建军政当局奉行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积极“剿共”。1932年4月，红军攻占漳州，威胁厦门，引起南京政府震动。代省主席方声涛连电中央，申请抽调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来闽填防，借此既增强对抗共产党的力量，又可借十九路军的抗日声威慑服省内一切异己分子。福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给具有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以深刻影响。1933年1月3日，热河告急，5日，蔡廷锴在十九路军中抽调志愿官兵，编成“援热先遣队”北上抗日。5月，蔡廷锴率部抵郴州、耒阳集结时，南京政府已对日妥协，严令“援热先遣队”回师“剿共”，蔡廷锴“感到积极反共固然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遂下决心联共抗日。10月，十九路军与红军签署《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反蒋抗日，并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闽变”使福建人民进入抗日斗争的新时期，“闽变”期间，福州先后建立了公共汽车抗日反帝同盟会、凤岗农民抗日会、甘蔗农民反日会、福建学院检查日货会等组织，其中福州的苍洲反帝分会成为福州反帝分会的模范。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后，日军加紧窥伺福建，不断出动军舰、飞机骚扰厦门、晋江、金门，“夕张““若竹”号巡洋舰和“疾风”“追雨”号驱逐舰肆无忌惮地进出厦门港，闽海局势骤然紧张。大敌当前，原为亲日派的陈仪对抗战的目的和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民族的战争，在战端未启以前，或者还允许国民有种种的讨论，但一经国家决定与敌人作战之后，我们就只许有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信念，并尽我们一切的所有，贡献给国家，贡献给民族，这是中国国民当前唯一的出路。”此次抗战“是我们全民族整个的战争，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全省人民团结一致，认清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只要大家真正团结抗战，我们抗战前途，是布满着光明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福建军政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组织抗战。省政府关闭了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关闭了所属机构《闽报》馆、台湾银行、福州博爱医院、日本小学校、福州东瀛学校等。福建省绥靖公署派遣第一五七师、八十师和第七十五师驻防沿海，其中第一五七师担任金门、厦门一带的防守；第八十师和第七十五师担任闽浙边境至闽粤边境沿海一带的防守，第80师置主力于福州，第七十五师置主力于漳州。第一五七师入驻厦门后，逮捕和枪毙了一批浪人和汉奸，勒令日方主办的《全闽新日报》停刊，迫使日本政府撤退在厦侨民，关闭驻厦总领事馆，在胡里山炮台海边修筑掩体等。在第一五七师抗日措施的鼓舞下，厦门成立了各界抗日后援会等抗日救亡团体。除了上述3个师的兵力外，还有驻闽海军、省保安团和宪兵第四团，共计兵力4万人。与此同时，省政府加紧修筑沿海各地国防工事，破坏各主要公路和桥梁，封锁沿海港湾，构筑闽江口阻塞线（从南到北对16个主要港口都用沙石沉船填塞水道，同时敷设水雷，装置鱼雷）。1937年10月和1938年5月金门、厦门沦陷后，日军随后把矛头指向福州地区，闽海战局高度紧张。省府将第八十师、第七十五师和新编第二十师编成陆军第一百军，又成立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改变了战初沿海防守疏漏、守军力量薄弱的局面，提升了整体作战能力。为了“保存抗战实力”，从1938年4月下旬开始，省政府、省党部、省军管区司令部、省保安处、绥靖公署暨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部、厦门大学、省立医院等重要机关、企业单位、学校和中央驻闽单位内迁永安、沙县、三元、南平、建阳、龙岩、连城、长汀等地。省府内迁，对进一步保证战时民用军需，推动闽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民间，卢沟桥事变后，福建早先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再次掀起。1937年7月，以郁达夫为首的文化界在福州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救亡文艺》副刊。省党部成立“福建省抗敌后援会”（1940年5月归并省动员委员会），各县市党部成立分会。1938年1月，中共福州地下组织利用合法身份创办《战友》周刊，大力宣传抗战。“抗敌歌咏研究社”、“救亡歌咏团”、“乡村工作团”、民众队、妇女会、晨呼队等也相继成立。金、厦沦陷后，福建沿海地区民众义愤难平，社会各界组织宣传队深入城镇乡村，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高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东南”“保卫大福建！”口号，并发动各种募捐、慰劳征人征属、慰劳伤病兵、抵制日货等活动。各地民众不断加强军事训练，童子军组织战时服务团，闽南壮勇300人组织大刀队准备加入前线杀敌，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杨逢年筹组抗日救国军，台湾抗日联盟发表台湾旅厦同胞书，号召一致抗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福建抗日救亡运动从未停止。以福州、福安、南平为中心的闽东南、闽东北、闽北地区以及闽南、闽西地区的抗日民众，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恢复和创办了《战友》、《老实话》（福州）、《抗敌》（长乐）、《原野》（福清）、《求生存报》（连江）、《时论》、《抗敌知识》（莆田）等一批抗日救亡报刊，激励人心、鼓舞斗志，推进抗日救亡运动。

总之，福建沿海严峻的形势和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唤醒了福建人民保卫国家、保卫福建的思想意识，鼓舞了民众抗日的信心，为战时兵员征集作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