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互联网技术对风险社会的贡献点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我们总是首先肯定新技术的贡献的。互联网的社会属性是显而易见的，当它被放置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进行考量，那么我们也就需要对互联网的特征有更广泛的、社会化的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尝试解读互联网在风险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基本机制。

关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并且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表述方式，我们基于风险应对的需要来简单归纳一下的话，可以说互联网技术具有即时性、开放性、互动性、全球性、个性化、数字化等技术特征，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技术特性，互联网才被赋予了对抗风险的重大意义。那么，这些特征在风险社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呈现怎样的社会特征呢？

在接下来的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敬请读者注意——虽然本书中把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进而引发的社会特性以点对点的方式联系起来，但这仅仅是为了逻辑上理解的方便以及描述时的易于理解。互联网的前端是其技术特征，由种种技术特征综合构成互联网的社会影响，而后我们才将这些影响一一拆分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具备了某一条特征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

一 即时性第一时间揭露风险，提供社会信心

即时性是互联网最为人称道的特质之一，也是传统媒体现今难以企及的一项特点，在风险社会之中，它能在第一时间揭露风险，大大提高人们感知和应对风险的效率，增强人们克服信息匮乏的信心。

互联网的即时性特征是以信息的数字化技术和现代化的数字传送技术为基础的，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信息具有高保真、易传输、低成本等优势，而现代光纤技术、同步卫星传送技术、宽带技术、流媒体技术等则起到了疏通、拓宽传播渠道和加快传播速度的作用。通过这种信息的简化压缩和传播渠道的疏通，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实时新闻才得以在第一时间内传遍天下。那么，风险也能在第一时间内被告知全球。首先，不论是何时、何地、何人，一旦他发出了疑似风险的预警或风险发生的确认，只要该消息被上传到互联网上，那么全世界所有的网络用户皆有可能看到这个信息。其次，放射性的转发所需的时间极为短暂，只要一瞬之间，信息源就可能发生几何式增长，信息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呈现爆炸式膨胀。最后，接触到这一风险信号并且了解应当如何应对处理的人们也会在最短时间内将信息反馈回来，缩短从风险告知到风险应对的时间。当然，这其中也可能产生信息被淹没、意见难以统一等问题，这属于互联网在风险社会中的负面效应，稍后我们会有详细的讨论。

本章伊始我们就探讨过风险社会中信息匮乏和信心缺失的问题，互联网极速的信息传播恰好可以增强人们获取信息的信心。人类的思维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所以人们本能地希望尽早知晓风险以便思考解决办法，或者希望尽快形成信息流以便达成关于解决办法的共识。传统媒体在事件报道和意见反馈中的滞后性，以及易于接受中心控制的特征，使得人们在一接收到危险信号时就陷入独立思考，或说孤立无援的心理状态中，极易产生焦虑情绪。互联网即时性的正面作用就是：除了给人们提供较快较早地发现风险、感知风险的可能性外，还在这种物理性信息的快速传播中传递了另一重隐含的情绪性信息，那就是有关解决方案的信息也能如此这般快速抵达，并且，共同的感知和快速的反馈能够营造一种“陪伴”的氛围，较能使人精神集中和感到安定。

二 开放性拓展风险监测的视界，风险应对去中心化

自由开放是互联网的基本特征，这种开放性的特点是在分布式的网络体系和包切换技术等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开放性成就了传播主体的扩大化和传播效果的全球化。在分组交换技术和分布式网络体系之下，每一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独立的网络节点，计算机之间平行地相互交换着信息。这种技术层面上的开放，使得风险监测的视界得以扩大，并产生“内向化”的特征。开放性使个人电脑可以作为独立的信息源而存在，每个计算机用户都可以独立地传播自己认为应该传播的信息，这样一来，社会中的信息源就从以往的记者站、电视台等专业新闻机构拓展到几乎全部的互联网使用者，而随着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这个“使用者”很有可能是“所有人”，这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风险监测开始扁平化地向社会扩散。同样，原本探照灯一般地由外向内的社会监控，因为全民的参与而转化为社会内部阳光普照似的无阴影、无死角的自我监控，成为内向化的相互观察。

事实上，风险监测视界的扩大和公众话语权的拓展是分不开的，监测视角的内向化则和政治意义上的去中心化相互关联。开放性即为无中心控制，在20世纪90年代曾以“非中介化”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讨论中，当时被用来表示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某一些中介性质的机构、职位不再被人们需要，或者说这一部分社会分工被互联网所代理了，比如新闻门户网站代替了传统报纸或电视新闻节目，在线的社区渐渐削弱了传统的兴趣中介，人们开始在网络上组建社团而不是在现实中聚集起来，等等。就风险社会来说，这个中介就是有关风险的信息的中介，这个中介从某一小部分人变成互联网及其背后的无数网民，实际上具备的社会意义是打破了专家、政府对于有关风险的信息（知识和意见）的控制与垄断。因此，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人们接收信息、处理问题的习惯和方式的改变，还意味着社会秩序（政治程序）上悄然发生的改变。于是，不管成熟与否和效果如何，我国的公共领域的的确确是在互联网上诞生了，社会事务的发言权因此发生转移了。这种现象被形容为“民主的进步”，并确实使公众感到欢呼。在这背后，公众的逻辑或许是：承担后果的人才应该是做出决定的人，责任（义务）与权利要对等，既然一直以来公众都是风险的一力承担者，那么从风险监测到应对决策的过程都应该把权力集中到公众手中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以外的权利资源的配置就不再被需要了，只是说出于责任人的心理感受和信息网络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权力体系和结构要随之发生必然的、开放性的变化。监测视界的内向化是很有好处的。举个例子来说，风险的控制和管理是由人来完成的，主要掌握管控权力的官员的疏忽渎职等也是导致风险发生的原因之一，风险监测内向化的网络时代，群众的眼睛无处不在，官员一旦“越轨”就很有可能被曝上网络，因此他们相对来说会更加小心翼翼、忠于职守。

三 个性化丰富风险管理的信息支持，推动利益博弈

为了说明互联网的个性化特征，前文曾经列举过一个“今日头条”的例子，这种最新数据挖掘技术以社交网络为基础，进行个性化阅读推荐，这种技术将互联网的个性化特征拉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互联网个性化称为是个性化选择，它体现为人们享受从硬件的终端、软件的互联网应用到核心的内容三个层面上的自主选择的过程。而到了Web2.0时代，用户的个性化选择开始向互联网的个性化供给方向转化，互联网“创建内容”时无需用户做任何选择，甚至都没有内容类别的选项，纯粹是基于用户的社交网络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再通过算法提供给用户自己最感兴趣的消息。这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行为都得到了记录，每个人的习惯都得到了分析，那么对每个人的监控实际上就加强了。这种监控不同于以往意义上的监视控制，并不和生活自由发生冲突，而是在面对社会问题时能够给数据中心供给更丰富的参考资料，更全面地掌握社会东西和公众的需求，从而提高决策的针对性和合理性。

所谓个性化，放在单个的网络身上来说主要是出于兴趣爱好的不同，而把许多单个的网民集合到公共事件——譬如风险或危机——上来的时候，则更有可能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了，这对应的正好就是风险的认知阶层性。这样个性化的展示平台，在无具体事件时可以搜集记录个体用户的行为习惯，而在某具体时间引爆之下，则能够将这种日常积累转换成不同意见和态度的公开对抗。显然，不论是利益的分配，还是代价的分配（比如风险后果的承担），都是利益博弈的结果。理论上来说，参与讨论（博弈）的人越多，其结果就越靠近民主和公平。而且，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是消除认知误差的过程：比如当有一项工程引发了建设地居民的集体抗议时，往常的处理办法是给出关于该工程安全系数说明和经济意义论述的一纸说明，现在却会引起互联网上关于该问题的广泛议论，议论中公众真正关心的东西会慢慢凸显出来，建设部门或许可以就此有的放矢地和居民进行沟通将矛盾化解，或许可以在反思中为公民利益让步，使问题能够在网上的博弈中解决，不至于导致现实的冲突。

四 互动性满足风险社会共识依赖中的沟通需求，去除个人中心主义

超强的互动性是互联网取得今天之社会地位的决定性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促进集体层面的去中心化，也推动个人层面的去个人中心主义，对于公众把握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平衡意义重大。

一方面，互动性依赖于分布式的网络系统和端到端的分组交换技术，能够实现机器背后人与人的沟通互动；另一方面，Web2.0技术之下，互联网从“可读”到“可读可写”的变化又进一步实现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主体性互动新模式，从而使人与人的互动也更加丰富了，互联网互动性的含义从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对话，扩大到人与计算机、人与内容、人与社群等更深更广阔的层面上去了。人，是群体性的动物，从远古时代起就学会了在沟通合作中共同生存。在风险社会中，人们更容易产生一种共识依赖，愿意倾听他人的看法，并加入“大多数人”的队伍，而共识的达成是以通畅的沟通为先决条件的。

意见的表达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体现，理想的社会中人的天性和自我应得到充分的释放。由于中国正处于高速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以及人口众多等原因，很多人都生活在一个竞争、高压的环境里，同时，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性格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一面也开始被社会学家所关注，因而在这样的都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人际沟通与交往方面的问题。互联网，虽然具有个性化的特征，能够为用户量身定制内容，使之感到愉悦，但也具有互动性和开放性的功能，使人在互动中感受博弈、学会妥协。封闭的网络环境，除了剥夺了一部分自由，更要紧的是这会使得一个地方的人的观念变成“这个世界只有我，没有他”。网络的互动性，就是要让人们都看到，社会中除了我，还有你，还有他们，一方面结成有共同诉求的“团体”使诉求得以被关注，另一方面也倾听到来自其他“团体”的声音。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工具的理性主义的特征也是在此体现的：允许每一种声音的存在，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诉求才能得出最符合现实的科学决策。所以去个人中心主义是在个人与他人、小团体与整个社会的非理性和理性的博弈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五 全球性符合风险社会全球共生的特征，以利共同应对

这一点实在是毋庸赘述的，互联网的诞生使“地球村”成为现实。事实上应该这样说，全球化并不是始于互联网，飞机、电视等发明都对推动全球化进程有着卓越的贡献，互联网的贡献相对来说反而显得不那么直观。但是，信息高速公路、超文本传输协议、信息读写的标准化协议等硬件和软件技术条件使互联网的开放性不断扩大、进而赋予互联网的全球性特征，又确确实实改变了世界交往的方式。同样，在现代社会里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全球化必然带来风险的全球化，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问题无一不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正是互联网的跨地理、跨文化界限的开放性和全球性提供了在世界范围内通力合作、共抗风险的便利。

“政府无法阻止跨越边界的信息流动和资本流动。相反，如果想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繁荣，政府必须屈从于全球新自由主义共识。”同样，政府无法阻止风险跨越边界的产生和作用，政府必须利用全球性的方法和力量应对全球性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最能够规避的风险大约是军事风险，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相互渗透，世界形成巨大的共同体，战争成为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利处的事情。互联网的全球性又带来了后工业化现象，也就是说人们自发地抛开边界限制，自由地组成联盟，而省略了过去的等级式的、活动式的、主义式的实体组织形式，人们用网络连接具体的行动，并且认为自己的行动是不需要通过国家、机构就能够产生作用的，可以扩展到全球的行为。

除了这些较为明显的特征之外，互联网的基础性的数字化特征、全媒体特征等，都在为风险提供虚拟演示、抗风险经验积累等方面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