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

反思多年城乡社区工作实践和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是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因为伴随中国许多城乡社区逐渐衰败的现状，许多社区居民“安居乐业”和“自信心”的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社区的农民工、流动儿童、低保群体与农村社区的留守农民，尤其是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群体面临的最大困扰除了生计、生活的困难和居住社区“脏、乱、差”之外，就是社区里人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紧张，许多人自信心低落。

（一）全球化中国与社区衰败

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资讯等方面深层次地卷入全球化的轨道，也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同时，许多传统乡村社区消失或者日益“空心化”，城市社区也产生了庞大的边缘群体——农民工；消费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及高科技、资讯等方面与国际资本的接轨，深刻地改变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许多社区居民成为“消费积极分子”（王宁，2010）；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几乎使大多数中国家庭背上沉重包袱从而失去发展的动力；许多竭泽而渔、唯利是图的发展模式造成自然与人为因素叠加，频繁诱发各种灾害，特别是灾害中的人为因素（“人祸”），带给许多社区民众巨大的伤害……在中国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贫富两极分化是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张和清，2012）。

那么，在国家崛起的背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城乡社区日益凋敝的现状及其社会根源是什么？

1．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许多城乡社区居民仍然处于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生计和生活面临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绝对贫穷的问题。根据官方统计，2014年在中国县以上的城市社区生活着超过2.7亿农民工, 185万城市低保人口，超过6100万留守儿童, 3500万流动儿童，超过5000万留守妇女，超过5000万留守老人。他们面临的最大困扰是生计与贫困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记者会上曾提到：“春节前，我去中国西部一个农村，连走两户人家，一家母子二人，住在四面透风的破瓦房里，儿子40多岁了，因为穷还没有娶上媳妇。再到另一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但是他的妹妹为了让哥哥更好地念书，春节还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我看了确实很心痛。”李克强还指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近2亿贫困人口，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城乡社区之所以依然存在数量惊人的绝对贫困人口，是因为在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浪潮中，农民工与农民作为产业链底层的劳动者，遭受了资本与市场的剥削，这是资本对劳动异化的结果（潘毅，2011；张和清，2012）。

第二，消费主义与相对贫困的问题。如果说许多底层劳动者生活困苦是绝对贫困问题，那么大多数中国人感到“钱不够花”而自认为是穷人，就是相对贫困的问题。“钱不够花”首先表现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想要更多”的物质欲望日益主导着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导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相比少数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社区居民其实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总感到“钱不够花”，相对贫困的感觉日益强烈。其次，在主流社会“追求更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拉动内需”政策的刺激下，大多数城乡社区居民加入“炫耀性消费”和“超前消费”的行列，在海量的消费支出面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囊中羞涩”（埃尔潘，2005）。许多人被“穿戴名牌”“请客送礼”“住大房子”“开豪车”“频繁更换手机”等奢侈需求所困扰，他们为了所谓的“人前显贵”，不惜省吃俭用牺牲基本的需求，甚至找朋友借贷、刷卡透支，等等。这种由消费主导的生活方式，不但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望持续膨胀，而且还不断强化人们贫困的感觉（张和清，2012）。

第三，文化偏见制造贫困的问题。许宝强认为：“如果贫乏的文化造就了贫乏的经济论述和想象，那么，贫乏的经济论述也会反过来制造令思想变得更为贫乏的文化偏见”（许宝强，2010）。联想到30年来最著名的经济论述和想象：“发展是硬道理”, “财富中国＝成功中国＝文明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论述和文明成功想象，源于改革开放后的贫乏文化想象——先是“一穷二白”，后是“赢尽财富”，但“这些文化偏见往往能够结合本地的一些片面现实，以及特定群体（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趣味，并非无中生有的谎言，正因如此，它们才有生命力，才能够为社会主流接受，成为一种共识”（许宝强，2010）。结果，在“一切向钱看”的经济发展洪流中和“财富等于文明”的文化偏见中，“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贫困的文化标签还制造了“穷人素质低自身不努力”的社会偏见。

笔者曾在《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一书探讨过文化偏见与贫困的关系。以一个少数民族村落为分析个案，展示了这个村落如何从“没有贫困观念”发展到“逐步内化自己是穷人”的权力文化建构过程。书中提到的“槽区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简朴而闲暇的生活，但在国家救济式扶贫的浪潮中，他们逐步被建构成“原始落后”（“水电路不通”）的少数民族；在90年代的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开发式扶贫的过程中，他们又被建构成“贫困落后”（“绝对贫困”）的少数民族；而进入21世纪前后开展的智力扶贫过程中，他们逐步成为“愚昧落后”（“素质低下”）的少数民族。这种“原始落后”“贫困落后”和“愚昧落后”的文化偏见，不仅塑造了“槽区人”“等、靠、要”和“不思进取”的负面形象，而且不断强化了他们贫困的感觉和民族自卑感（张和清，2010）。

第四，权利缺失性贫困。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资源与能力缺失”的观点（阿玛蒂亚·森，2002），当前中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甚至过度产业化，造成城乡社区的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农民与农民工等）相关权利的缺失，再加上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平，严重损伤了边缘弱势人群的能力和抗逆力，不断出现“因教致贫”“因病致贫”等社会现象。

2．伴随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一些城乡社区出现公共场所私有化、民主选举形式化，文化遗产商业化的社会现象，严重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社会互助和文化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城乡社区的公共场所逐步商业化和私有化，许多公共场所要么被公司企业、商业会所“占领”，要么被高大楼盘、公司总部“挤占”，许多“街心”好不容易建成一个花园绿地，却又成为形象工程。一些乡村的公共场所被私人承包经营，老百姓缺乏公共交流的地方，许多村委会和居委会选举流于形式，社区自治受到挑战（张和清，2010）。

现如今，“商业会所”“高大楼盘”“形象工程”“工业园区”等现代设施替代了社区民众的物质家园，随着大片土地和家园的消失，传统社区的历史文化遗产被连根拔掉，人们的精神家园也不断失守，造成城乡居民社区感的不断丧失，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社会心理联系日益断裂。据笔者的观察，对许多老百姓而言，目前的社区仅仅是他们临时居住或不得不住的地方（地理单元），在这样的社区，人际关系彼此疏离，公共空间支离破碎，居住环境“脏”“乱”“差”。

每当看到一座座遗留古迹被铲除、大片良田变成高大楼盘，笔者都会感到痛惜。表面看来，摧毁的是遗留古迹，究其实质，摧毁的是老百姓的土地、家园和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表面看来，摧毁的是传统文化，究其实质，摧毁的是普罗大众内心深处的历史文化认同和自信心。安居乐业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和生存伦理，而自信心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健康。当老百姓居无定所，没有稳定的生计来源时，他们内心深处必定充满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当这种负面情绪达到极限时，他们就会采取必要的“生存策略”向社会讨回公道。

3.30年来GDP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投资拉动内需的跨越式增长模式，消费主导的城市化生活方式，已经造成中国社会人与环境关系的“新陈代谢断裂”

“新陈代谢断裂”是马克思生态理论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用这一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和人类生产劳动所造成的异化。过去三十余年的发展模式，不断追求GDP增长和资本增值，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与环境的双重异化”（福斯特，2006），结果人与环境、资源的矛盾已经深刻影响到社区居民的生计与可持续生活。近年来，各种“天灾－人祸”的生态灾难比比皆是。例如，内蒙古煤矿塌陷毁坏草场，危及牧民生计；河北张家口采石场粉尘污染导致农作物颗粒无收；众多癌症村集中暴发；北京“PM 2.5”爆表；上海江河死猪漂浮等生态危机事件不断被曝光，这足以说明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经断裂。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雾霾更多的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他还谈道：“管你什么和谐社会，管你什么纲领，人最关键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这些都不安全，什么幸福感都没有……”

由此可见，中国的全球化历程促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许多城乡社区居民的生计、社会文化生活与生态环境出现衰败的状况。

（二）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

面对上述社区逐步衰败的现状，中国社会工作应该把扎根社区，与社区居民共同解决生计、生活与生态方面的问题，从而维护社会公正，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专业使命。但是当前我国社工专业理论与实务模式基本沿着西方社会工作个案服务和功能修补模式发展，大多数社工实务受到评估指标体系的限制，往往忽视案主问题背后的社会根源而采取割裂的个案、小组、社区活动方法，满足政府的评估体系。这样的社工服务既不能根本回应案主的社会心理需求（实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无力解决社区居民生计、社会文化生活与生态方面的整体性困扰，致使许多一线社工无力感很强，甚至自己也成为“案主”（张和清等，2011）。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应该是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而非“三大方法”之一的社区工作方法或割裂的社区服务模式。社区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场域，社工只有扎根社区，顺应民意，才能够与社区民众一起解决生活的难题和人与环境的矛盾。

那么，什么是社区和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呢？在众多的社区概念中，笔者认为以日本与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的“社群”“生命共同体”和“社区感”等概念来理解社区，更加契合“乡土中国”的文化特色，也与笔者十余年的本土社区工作经验比较符合。社区（community）一词，日文翻译为“生命共同体”，这就有“社群”的意涵。“社群并没有地理空间的范围，只要分散在各地的一群人，彼此间有共同的关怀、行动的目标，形成 ‘生命共同体’的认同感，即称之为社群……因此，我们可以说，不论社群或社区，一群人彼此间能形成生命共同的关系，是其先决条件。”“从上述的定义可以进一步了解，所谓形成生命共同的关系，基本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与心理的联系关系；二是人们与他们生活所在的环境之间，形成社会与心理的联系。这种社会的与心理的联系，我们称之为‘社区感’。”（曾旭正，2007）

基于社区衰败的分析和对社区感的理解，我们认为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以整个社区为基础，选择某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区公共议题作为社区工作的突破口，综合运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各种专业及其本土化的助人自助与能力建设方法，与社区民众合力解决民生及生态等诸多社区衰败的问题，重建社区感与可持续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部分乡村社区都以“三留守”人员为主，而以低收入和农民工为主的城市社区日常生活的主角也是家庭主妇和流动儿童，因此当我们坚守社区为本的理念时，从社区的参与主体而言必须推动妇女、家庭、亲子关系等以妇女为主体的社区社会工作。绿耕的实践经验表明，当社区妇女行动起来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妇女组织的力量，推动家庭、亲子关系的改变，最终推动社区日常生活的变革。因此，我们所说的社区为本也可以称为以妇女为基础的社会工作。

我们也坚信只有当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社区得以重现，个人、家庭和邻里才能生活在优美的社区文化氛围中，而且当越来越多的美好社区和幸福生活不断涌现时，整个社会才会变得美好而和谐。

“社区可以滋养环境，为个人与家庭提供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情感方面的支持；反之，社区也可以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如当存在不平等的时候，会严重地加深个人和家庭功能失调或病态。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人们的自我概念是通过参与社会和社区群体而得到认同的”（哈德凯瑟，2008）。当社区滋养环境时，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社会心理联系紧密，社区就会呈现公共参与、生计发展、邻里互助、文化多元、环境友好“五位一体”的美好社区格局，社区居民才会过上幸福生活；但当社区破坏环境时，社区居民社区感低落，这样的社区就是衰败的。

社会工作者应该扎根社区，推动“五位一体”的美好社区建设，重建社区幸福生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该采取怎样的社区工作实务模式和方法策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