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辞

这本书是由1979年和1980年发表于不同期刊的三篇对早期南画的研究整理而成。大体上，我是循着高居翰（James Cahill）先生铺好的道路前进，他不仅是第一位将南画引进西方的学者，也是首先为辨认南画作品中的中国渊源设定方向的人。他对彭城百川风格来源巨细靡遗的探讨（详见参考书目），不只为日本和西方在南画研究上开启了新的方向，也清楚点明了晚明绘画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的研究过程中，高居翰教授不仅极为慷慨地指引方向，还为我引介了日本的学者。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指导，这份研究恐怕是无法完成的。

对绘画技巧之传播的研究是基于皴法和用笔的分析，而本书也视这两者为中国画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很幸运能跟在定居纽约的王季迁（己千，C. C. Wang）大师身边长期学习，这让我清楚了解到传统的画评是建立在笔墨的判断上，也了解到得以借其辨识出画派渊源的皴法，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母题。由于这是中国文人画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我试图追寻其传播至日本的路径，本书亦将呈现出一些初步的发现。

此一工作在1976年展开，并与一次帮大维多利亚美术馆（Art Gallery of Greater Victoria）筹划的“早期南画与18世纪日本收藏之中国绘画展”结合起来。1977年，我在日本待了三个月，并花了许多个星期在宇治的万福寺研究禅画及其日本化的历程，我要对当时的京都府基金会（Metropolitan Foundation of Kyoto）致上最大的谢意，它的慷慨资助让此研究得以进行。虽然这场展览最终并未办成，但1979年维多利亚大学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涵盖大约从1600年到1800年间的重要议题，探讨了德川幕府在治国、贸易和旅行方面推行的政策对日本思想、制度、艺术和文学所造成的影响。论文的主题包括了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新儒学、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在日本的中国音乐、袄绘上的中国文学母题、明末中国沿海的状况，以及有关文人画的日本化等问题。

在有关万福寺历史的方面，我深深感激黄檗山的大槻幹郎先生，他对黄檗宗文化的毕生研究不啻一个知识上的宝库，在我停留于禅寺期间，他亲切地贡献他的时间和精力，从万福寺主寺和全国各分寺的文华殿收藏中挑选出无数作品，细心地给我提供大量的书目资料和照片。

那些年，我和岛田修二郎（Shimada Shūjirō）教授的会面次数虽少，但却异常珍贵。他不断地指导和鼓励我，期待这一研究能不惧艰难地持续下去，并获致创新而具有意义的观点，他的期待是这些年里让我产生灵感和力量的重要源泉，任何的言语都无法表达我对这位老师的感激之意。

我也要感谢司徒恪（Richard Stanley-Baker）先生提供自己个人的注解、他所撰室町时代水墨画的论文和其他材料。他对《作庭记》（平安时代记录庭园建筑的书）的解读揭露了此后深深影响日本意象的云岛（cloud-islet）结构的操作说明。我们之间的讨论最后有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日本化过程显示出相似之处，即呈现在一个时代中的模式看来也可以在另一个时代中辨识出来。

最后，我要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Timothy Wixted、周汝式（Chou Ju-hsi）和Laurel Rodd三位教授及其同事致上深深的谢意，由于他们富有建设性地仔细审阅这三篇论文原稿，才让它们能融合成现在的样子。当然书中在判断上或在事实与表达上所犯的错误，都必须归咎于我自己。

本书从1989年冬天到1990年在三一学院进行最后的编辑，就职演说基金协会（the Inaugural Foundation Fellowship）对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时间。我要对三一基金会致上诚挚的谢意，其热忱的支持让拙作顺利完成。

徐小虎

1992年于台湾清华大学